从战争的通神祭祀，再到音乐、礼仪功能，浅谈中国建鼓的演变
建鼓又称“楹鼓”或“植鼓”，在中国鼓史中具有十分显赫的地位，是由一根高大竖木从鼓身穿堂而过，木下有鼓座支撑，顶端有羽葆华盖装饰。
建鼓图像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出土的文物中，无论是建鼓实物还是建鼓图像，均屡见不鲜。那么“建鼓”与“鼓”有什么不同呢？又是因何而来的呢？
一、关于建鼓的起源
鼓是人类文明史上发明最早的乐器之一，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先民尚鼓，中国造鼓起源之久，技术之成熟，文化之丰富，传播之广泛，都独树一帜，具有全人类的独特价值，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翻阅史料可知，鼓的出现与古代先民对神灵的崇拜和信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在《中国鼓文化研究》一书中写到：
“在中国，有一种经长期以来人们口口相传约定俗成的民俗观念，即鼓的发明‘得益于雷神的启示'。'
我们知道，雷电是一种能量巨大的自然现象，有着震耳欲聋的声响，在古代，人和野兽遇到这种现象都被吓得四处窜逃，这使得人对雷电产生了崇拜和敬重的心理，人们为了能通过模仿雷声来驱散野兽的侵袭和吓退敌人的进攻便发明了鼓。如《山海经》有载：
“东海中有流坡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鸣鼓而攻，卒灭蚩尤。”
由上可知，鼓是黄帝在与蚩尤的战争中发明的，黄帝借助鼓的神力雷摄并战胜了敌对部落——蚩尤。
商代饕餮纹青铜战鼓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发现，尽管建鼓的起源与鼓的起源密不可分，但建鼓不同于早期的鼓。关于建鼓在《隋书.音乐下》有说：
“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谓之足鼓；殷人柱贯之，谓之楹鼓；周人悬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贯之，谓之建鼓，盖殷所作也。”
由上可知，建鼓起源于殷商时期，根据考古出土资料，商代建鼓的鼓面形制是椭圆形的，鼓的蒙皮处有三排乳钉固定于鼓框上。由于埋于地下的木质建鼓很难保存，即使是偶有出土，也已经腐朽不堪，如在安阳殷墟西北岗1217号商代墓就出土有一件建鼓痕迹，可以看出是木腔，蟒皮鼓面。
但殷商时期出土的建鼓主要由青铜制造，如在湖北崇阳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饰铜鼓，其鼓面是仿牛或羊皮的，鼓面光洁无纹。与这件铜鼓相似的，还有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双鸟饕餮纹铜鼓，这两面商代晚期的鼓，是我国目前所见的仿木鼓而铸造的青铜鼓，相当珍贵。
双鸟饕餮纹铜鼓
从它们的底部都有四足支撑，而且顶部还有符号殷商时期先民的图腾崇拜的的鸟状装饰物来看，这2件铜鼓已经具有了建鼓的基本特征，。
目前我国最早的建鼓实物，出土在陕西韩城的周代大型诸侯墓葬中，在编号为M27的“中”字形墓中发现了一件纹饰华丽的漆器建鼓。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曾候乙墓中也出土了一面建鼓：鼓身中间垂直横穿一根木柱，牢固地植入一个青铜制的群龙鼓座上。
曾候乙墓建鼓 图像
结合古籍文献和出土的实物来看，建鼓在商代时就已经出现了，并在后代得到了完好的传承。可以说，从夏朝时期用四足作为支撑的“鼓足”，到殷商时期以竖木用作支撑的“楹鼓”，再到周朝时支撑方式进一步得到发展的“悬鼓”，建鼓的基本形制（即鼓座、鼓楹和鼓身，部分建鼓上还装饰有华盖和羽葆）在殷商时期得以确定，而名称在经历多种衍变后，最终以“建鼓”的命名而流传于世。
二、关于建鼓的演变
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建鼓图大多出现在青铜器皿上，如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春秋铜鉴上刻绘的水陆攻占图：图中描绘的是水陆攻战的场景，从画面上看，此时建鼓的立柱已明显加长，鼓面略高于人，立柱上端有有装饰物“羽葆”两根，随风飘扬，鼓座装有“丁宁”。又如1965年2月，在成都市百花潭中学战国墓出土的铜壶上，有一副宴乐武舞图，此图第三层的水陆攻占图中有一建鼓，建鼓下也挂有丁宁，一人跽坐，左手击鼓，右手击丁宁。
河南汲县山彪镇 春秋铜鉴 水陆攻占图
可见，战国时期，建鼓多与战争有关，并且常与丁宁共同使用，属于军乐器的一种。这一时期，建鼓的突出特点是，立柱加高，鼓面略高于人，顶端设有两根装饰物——“羽葆”。
在国家大型的祭祀活动中，建鼓还被当做重要的礼乐器，摆放在重要的位置，如《金史卷三十.志十一》有关于天子在进行郊祀时，建鼓的摆放情况的记载：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庙......前二日，大乐令设宫县之乐于庭中......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应鼓在右。”
可以说，“金石之乐，钟鼓之乐”，不分彼此，相互为用，但等级制度的严苛影射出了乐仪级别配制的严格。如《周礼正义.春官宗伯》中记载的乐悬制度，就是为了区分地位的尊卑而设定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礼乐制度。
“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
根据考古资料，从70——90年代出土的6个青铜制造的建鼓鼓座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在丧葬制度上，国君、王后与贵族使用的建鼓底座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的。如在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春秋铜鉴上刻绘的水陆攻占图和1988年太原晋国赵卿墓战车上的建鼓图像来看，建鼓鼓座多为木制，与高级贵族的青铜鼓座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可见，建鼓还是古代贵族身份的象征。
建鼓自殷商时期出现以来，经过历朝历代数百年的演变，到了汉代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征。从出土的建鼓图像来看，汉代建鼓较之商周时期建鼓的鼓楹、鼓座和鼓身这三个基本形制并没有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汉代建鼓更加注重装饰部分，几乎所有的建鼓顶端都装饰有羽葆和华盖，《汉书.礼乐志》臣攒注：
“乐上众饰有流苏羽葆，以黄金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华也。”
从画像图形看，这种流苏的主要材料应是柔软绢薄的纺织品，而羽葆应是由美丽鸟尾的羽毛制成，如《汉书.韩延寿传》师古注：“聚翟尾为之”。华盖羽葆的形制多种多样，羽葆有单层的也有多层的，华盖有伞形也有平台型的，这两种装饰物既可以同时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建鼓下部则安置在造型各异的底座上。
建鼓鼓座有方板形、十字形、案足形、梯形、半椭圆形等几何类的，还精美的虎形、羊形、马形、龙行、玄武形等兽形座，制作鼓座的材料有青铜、木材和石料等多种。尤其是青铜兽形座，有的铸花纹，有的镶金错银，还有的镶嵌宝石，更显华贵威武，使得汉代建鼓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奢华绮丽的感觉。可以说汉代建鼓独具艺术性和多样化的鼓座形制，充分体现了汉代建鼓的雄浑大气和精湛工艺。
三、总结
建鼓从战争中通神祭祀而起，用带有节奏的声音和高大的形制来借助神力、制造威慑力。先秦时期，建鼓除了形制上的变化外，由于兴盛的正统雅乐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而增强了仪式性，鼓与编钟（金）和编磬（石）结合成了宫廷雅乐的主体，在乐仪中还与金、石之器合乐，敲击节奏以指挥其他乐器的旋律，相当于现在的乐队指挥，如在孔颖达的《疏》中说：
“鼓之为声，不宫不商，故言无当于五声，不得鼓则无和谐之节，故云弗得不和也。”
而且在国家重大祭祀活动的礼乐中还主导着严苛、僵化的仪程，在数量和摆放位置上，都代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
湖北博物馆收藏 建鼓铜座
即便是到了礼乐重器多用来附庸风雅的汉代，尽管这时的乐队乐器编配已有了固定搭配。但其中以钟和鼓为主奏乐器的钟鼓大型乐队，是宫廷和诸侯等级以上的贵族才能享用的乐队，而且在乐队编排中，建鼓通常在乐队中部或者一侧，占据着突出而显著的位置。
尽管，建鼓经过社会形态的转变又演变出了音乐功能、仪式功能和等级划分功能，但依旧存留了娱神、通神的早期宗教观，是乐器和礼器的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