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令人着急，为何说起航天文化首先想到的是美国？
《卫星与网络》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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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精神·航天文化·太空文明
——关于航天文化体系建构的一点思考
文 | 刘语霏（万星计划工程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本文原载于《卫星与网络》杂志2021年9月刊“卷首语”
一直以来，航天题材的大众文化产品并不多见，这与中国航天的发展水平和辉煌成就，也与航天业在社会文化发展中所应具有的影响力是极不相称的。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在今年国庆的黄金档期，就有两部与航天相关的影视大制作呈现在观众面前。
一部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的《诗》篇章，讲述了一个航天家庭两代航天人在艰苦岁月中的牺牲与奉献，薪火相传的探索足迹和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
一部是热播剧《功勋》中《孙家栋的天路》这一单元，生动再现了荣获“共和国勋章”的孙家栋院士及老一辈航天人在兀兀穷年上下求索的奋斗历程。
尽管这两部作品都是作为组合中的一个单元而出现，但也显示出当前大众文化市场对航天文化产品的关注度和创作热情正在不断提升。与此同时，经受大众文化市场检验，也推动航天文化产品的大众化、商业化、市场化转变。
这些转变包括：
其一、对航天人物的刻画和航天精神的表达由公式化、模式化、宣讲化转向“讲述好看动人的故事”。
其二、创作主体的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更具有商业化元素。例如，《诗》篇章由章子怡这样的国际影星担纲导演和主演，很大程度是基于商业化的考虑，当然，作为导演处女作，章子怡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并未让人失望。
其三、航天文化产品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属性得到体现。长期以来，航天文化产品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属性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导致本就不多的航天文化产品的市场反应平平，从而抑制了这类文化产品创作的积极性，更遑论文化市场的关注与青睐。而这两部航天影视作品在国庆黄金档期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航天文化产品在大众文化市场上一次有益的探索，从观众的良好口碑和市场的积极反应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类作品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
那么，这样的转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或者说，这样的转变背后隐含着怎样的发展趋势？
从小处看，是航天文化产品的叙事方式、话语体系、生产主体、传播模式等一系列要素向大众文化方向的一种演进趋势，简单而言，就是讲好故事，做好作品，走好市场。这也是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在当下商业化程度极高的大众文化消费领域得以发展和扩张的根本途径，因此，这样的转变具有其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发展动因。
但从大处看，这样的转变更是航天文化体系建构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表征。即由内生性的精神理念建构阶段进入外延性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建构阶段。
笔者以为，航天文化体系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是伴随着航天发展而不断积淀、丰富、升华的动态系统。
这个动态系统可以用一个同心圆圈层来表述。
第一个圈层是航天精神。它是在航天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与理念内核。是航天文化体系的根基，也是航天文化体系建构的第一阶段。中国航天在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航天精神体系。
第二个圈层是航天文化。它是航天精神与社会文化大系统相融合而形成的具有广泛性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现象的总和，是航天文化体系的社会化、大众化发展阶段，其根本标志就是航天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具有相当规模的航天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这一阶段，与航天业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地位与影响力紧密相关。就中国航天而言，这一阶段的文化建设才刚刚起步，与中国航天的发展成就和对社会的影响力极不相称，任重而道远。
第三个圈层就是太空文明。它是航天文化体系建构的最高形态和最终目标。人类已经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发展历程，而太空文明将是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文明形态。如何建构具有中华文明底色的太空文明，使中国在太空时代把握住自身发展的文化主导权，保持先进性，并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航天文化体系建构者不能回避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
笔者以为，从航天精神到航天文化，再到太空文明，这样一个演进历程是航天文化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航天精神是内生性的，是与基于封闭系统的航天业自我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文化现象，航天文化是外延性的，是与基于开放系统的航天业发展的社会化阶段相适应的文化现象，而太空文明则是在航天业已成为人类一种基本生活和生产状态所形成的文明形态。
中国的航天业已经成为世界航天和太空探索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太空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将承担其应有的责任。而在这一过程中，加快以中国特有的航天精神为内核的大众化航天文化建设，才能为未来的太空文明增添上厚重的中华文明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