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理论与实践》的翻译问题，导致我对本书的理解可能会有些许偏差，我特地去找了英文版的Theory and Practice，但是英文版偏偏没有收录这篇文章。我又找到了德文原版，把下载链接附在这里一下，有德语比较好的读者可以试着翻译一下。
Theorie und Praxis
https://1lib.net/book/1123740/106f9b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学自诞生以来，便存在相反相成的两种特性：批判特性与保守特性。哈贝马斯通过对社会科学发展史的概括式梳理，缕析了社会学自身对其与既存的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理解的变化，由此探讨了社会学“保守与批判”的二重性特征。
不同于常规的社会学史叙事，哈贝马斯将社会学的源头追溯到了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在苏格兰哲学家那里，社会进化观念使得他们将对人类理性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析这一任务赋予了社会学家——他们需要研究种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以理解现象并揭示历史发展路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们的社会学将矛头指向了对现有机构和权威的盲目推崇，通过社会学式的分析，他们揭示了资产阶级文明社会将要到来的新历史发展规律。他们批判现有权威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否定权威的合理性。相反，批判现存的专制权威是为了建立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权威。因此，这第一批社会学家的批判观点从未超越他们共同的导师大卫·休谟的保守主义理论的界限：自由是文明社会的完臻。但是……必须承认，权威的存在是必要的。最终，这批社会学家达成了他们的愿景——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的成功，新的权威在英国通过“不流血”的革命成功实现，此后资本主义在英国高歌猛进。反抗传统权威、树立新的基于功利主义的资产阶级新权威是这一时期社会学具有保守与批判性二重特征的原因，社会学呈现出为了进步既保守又批判的特点。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苏格兰社会学家所阐发的“权威”和“功利”的这种联系发生了断裂。社会学自此以后被认为是一种预示危机的科学。无论是在追求革命的圣西门那里还是在其反对者德波纳那里，他们都想以社会学理论来解释社会的剧烈变革、从理论出发解决革命之后的社会危机。圣西门想通过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体系完成革命，德波纳则想通过社会的“重构”把革命变为历史的一段插曲。可以看到，作为预示危机的科学的社会学，一开始就分为了两种不同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继承了革命的批判了精神，又继承了革命之后常见的“复辟思想”。这两种意向甚至决定了19世纪下半叶社会学流派的斗争，时至今日，社会学几乎仍旧是这样。在哈贝马斯看来，苏格兰人的社会学把自己限制在狭义的、以实践促进历史进程的范畴之内，它没有得出社会的进步必须由人创造出全新的思想体系来推动这样的结论。但是到了圣西门那里，实践的维度在其构建的社会学中已经被取消，政治实践被包含在社会组织的政治技术与手段中——亦即实践成为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最重要的不再是实践，而是揭示出一套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显然，圣西门等人的这种尝试并未获得成功。此后，马克思又把政治的实践引入理论，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实践中砸碎现成的国家机器，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只有当马克思证明，社会设计者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可以通过参加阶级斗争的人的富有成效的实践来打造时，他的理论才避免了早期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向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迈进。马克思必须从社会学上使人相信，这种实践如同新的社会形态要素那样，都可以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史中产生和显现。而苏格兰道德哲学所阐发的社会学的进化论显然不足以应付这种实践。这种实践需要自己的规律性，马克思思想正是通过这种政治实践来打造政治手段。马克思赋予社会学的批判任务就是使社会学成为实践的力量。这一时期，社会学的批判性与保守性在学科内部呈现出一种对立的状态，社会学家按其价值立场似乎大多都可被划分为保守主义社会学家和批判社会学家两种类型。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社会学与前述的18世纪英国和19世纪初法国的早期社会学之间都存在着巨大差异。社会学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逐渐走向愈加专业化和领域化的发展之路。这便是19世纪中期以来社会学选择的另一条发展之路——学院社会学的发展。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的发展变化主要受两个历史事实的影响。第一，欧洲的内战转移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层面上（列宁曾经把这一转移过程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国家化）。随着先进工业的同时的稳定和巩固，冲突也失去了它的明显的尖锐性——由于这种冲突，社会学曾分裂为对抗性科学和稳定性科学。当这种冲突能够被制度化和似乎能够向外转移时，现实社会结构与环境就减轻了对社会学的压力。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社会学理论中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系统理论得到迅速发展。第二个事实就是首先被马克斯·韦伯分析的社会领域的官僚化和实践的相应的科学化。在工业化的劳动世界内和都市化的生活世界内，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性的自我组织和合理计划，同采取社会手段对所有制和经济循环不断进行干预的管理国家的功能的增长相一致。来自国家官僚机构和社会官僚机构方面的，以及来自科学化的职业实践方面的、对社会学的具体要求大大增加，而社会学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论述或对政治意志行程中的实践意识做出讨论的任务却被消解了。并且，由于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社会学越来越被工具化为服务于管理的辅助科学。在这一发展阶段，社会学的“保守主义”特征越来越明显，而社会学的批判性特征在专业化过程中似乎被越来越消解了。那么，今天社会学还能承担以总体性视角来较为完整地研究社会现实这一任务吗？在现代社会，社会学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看到，帕森斯把他的理论与有计划地影响和驾驭社会变化的纲要相联系；在卡尔·曼海姆那里，把社会学理解为计划性科学也是另一种不同于把社会学理解为辅助性管理科学的方式；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学成为一种参与国家与社会总体发展规划的一门学科。不过，哈贝马斯指出，即使作为一种计划性科学，社会学仍然必须把自己限制在分析的活动上。社会学没有能力制造目的概念和创设规范，没有能力规定优先性和制定纲领。社会学必须适应分析和决定、判断和规划的劳动分工。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学越是能转化为技术力量（尽管不能转化为实践力量），某种程度上而言，它的批判性与保守性的两重特征越是能保持住。亦即，通过专业化与总体性研究视角的结合，社会学在更具专业性分析的同时若能保持并发展其批判性的特征，便能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朝着其所承诺的更美好方向发展，而不是陷入现实的泥淖，对现实问题与社会前景总是表示悲观性的看法。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学的任务不仅是把该发生的事情揭示出来——这样的解释社会学往往会让人们看到什么是必然发生的和什么是根本不可改变的，因而具有一种保守性，加固了现存的事物的不可变革性。社会学还要承担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一任务。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计划和构想我们该做的事情，不管我们是自觉地还是盲目地和无意识地做这件事情。这种批判的社会学应该从社会行动的一个普遍化了的主体的事先虚构的远景出发来设想。只有在这种双重角色中，社会学才能获得自我意识，才能防止对现存的东西毫无批判的研究，防止现存的东西采用科学手段简单的获取稳固性。这种社会学应保持他固有的批判传统的高度辩证性。基于此，哈贝马斯对批判社会学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哈贝马斯认为，批判的社会学要求实现现有的社会机构所追求的理想，因为用现实主义来理解，乌托邦思想能够在现存的东西中把不存在的东西揭示出来，把应该的东西和已经获得的东西区分开来。使社会保持开放，以及对社会性的后果进行监督，应该成为批判的社会学的工作，不管这种监督任务多么艰巨，这种监督工作的，就是防止我们的社会在专制统治下变成封闭的社会。哈贝马斯指出，今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对于沿着人类设想出来的道路迈向美好的乌托邦社会的希冀（这种对人类发展的理论勾勒曾经影响了社会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彻底变为“保守主义”科学，相反，社会学仍然可以发展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批判性视角。社会学似乎仍然处于一种悖论之中，即社会学不能不接受它的作为真正保守的任务的批判的任务，因为批判的动因把社会学从保持它固有的批判传统中拉出来。即，社会学“为了保守，必须批判”，也就是说，社会学在一种批判性视角中对当今社会种种潜在问题进行不断反思，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下阐发一种基于现实的“乌托邦”可能性（不过，在修订版中，哈贝马斯强调他已不再坚持这种观点。对普通语用学的吸收，使得他展开了对批判的法律依据的阐释，哈贝马斯认为这些法律依据在历史传统中没能得到一致认同，并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