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叙事的结合——“解释社会学”何以为能？

这一题目《反思、叙事与修辞转向——社会学何以为能？》是几经反复、思索多天才拟定的，原本在差不多读完吉登斯后准备写一篇关于吉登斯与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辨析的论文，后来发现太难，就打算先总结吉登斯的反思性社会学思想，拟定了一个题目《反思性社会学何以为能？——吉登斯的反思性观点评析》，列了一个简要的提纲后发现还是能力不够无从下笔。然后就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打算结合最近为朋友们解决情感和人生问题的思考写一篇随笔性的思考《生活世界与反思性——社会学何为？》，发现还是没有写作的欲望（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水平不够）。然后就打算既然写不出来干脆停下笔继续读书，可是既没有收尾吉登斯著作的欲望，更没有开启哈贝马斯著作阅读的想法，就逛豆瓣，发现了成伯清老师的这本《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阅读了上篇：视角转换。晚上Maple兄载去湖边散步，与他讲述了最近的写作想法与困难后，回来继续读了一会书，算是来了灵感，不如继续降低要求，写一篇书评式的文章吧。题目便是成老师这本著作上篇三章的核心论点——反思、叙事、修辞。那么，我所着力思考的，便是在经过反思、叙事与修辞转向的“人文”导向的社会学何以为能？对三种社会学转向的分析与对此三种转向整合的可能性的思考将是文章的重点——不过也只是设想——毕竟，我所想写的文章与写的文章中间还隔着山河湖海的距离。
上面的是未动笔之前写的一个写作思路的历程，在重新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和写作的过程中，发现我对修辞转向的把握还是不够。因此，在写作中，将第三部分“修辞转向：社会学的修辞”删掉了。只剩下对前两部分的分析，因此题目也变成了《反思与叙事的结合——“解释社会学”何以为能》。不过，这并不代表修辞这一部分不可以写，我还是觉得修辞转向这一部分仍然可以继续写，也大概构思出了写作架构，只可惜我水平还不够，就不想再写了。
此外，其实蛮想结合近期的一些思考谈谈作为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我是如何运用社会学的知识与反思性去反思自己的生活与分析自己和他人的，以及如何将这种反思社会学应用于反思自身而又不至于出现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要谈到的问题。这一思考也是促使我构思这篇文章、阅读成伯清老师的这本书的原因。然而在文章中最后的部分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另写一篇随笔谈一谈这个问题。
 
一、引言
自社会学这门学科产生以来，学科内部便有着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今天，我们对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这套话语体系已经不再多提，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学科内部的争论消失了，所谓“定量”与“定性”明里暗里的争论依然存在。此外，随着社会学中心向美国转移、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社会学日趋学科化和专门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学的人文关怀的特点。这也是社会不断市场化的背景下社会学难以避免的“宿命”：“在日益市场化的社会学中，以'失意者’为主要对象的社会学，当然无法同那些关注'得意者’的'显学’相抗衡。”[i]不过，社会学学者意识到了这种社会学的“危机”，二十世纪下半世纪以来，社会学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转向”，如以吉登斯、布迪厄为代表的反思社会学转向，关注现代性的反思性以及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反思社会学，提倡构建“社会学的社会学”，对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以及作为研究他者的社会学学科进行自我反思；以利奥塔、梅森斯、赛维尔为代表的叙事社会学转向复兴了叙事，“可以说从根本上突破了对于科学的狭隘的逻辑-形式的定势，拓展出另一片讲述人类故事的空间。”而修辞转向，则让我们“回复到学术活动的本真状态，即学术是我们建立联系和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这都使我们在超越古典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发扬古典社会理论之所长，为我们摆脱现代各种系统的殖民化，振兴生活世界，提供了可以替代的研究策略，即关注理论活动的道德和实践意义。这进一步为社会学理论在公共话语领域中发挥应有的影响，敞开了大门。”[ii]
那么，在今天，带有“道德意图”的“解释”或者说“人文”导向的社会学何以为能？社会学的两个转向——反思转向、叙事转向又如何能够进一步的整合以推动社会学另一维度的开拓与发展？这是本文接下来所着力探讨的问题。
二、反思转向：自我与社会学的反思
在社会学中，对反思（reflexivity）这一概念的系统化阐释与理论化的尝试始于古尔德纳，系统化讨论这一概念的特性当属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社会学[iii]。20世纪下半个世纪，对这一概念论述最为系统的社会学家当属吉登斯与布迪厄，而对“反思”进行反思的社会学家佩尔斯则对“社会学的社会学”更进一步，进行了“反思”的反思。
一方面，反思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根本特征，也是人类言语的一个根本维度。因此，探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体的反思性行为的变化及其特点，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反思是反思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面向。另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门以“社会”与“他者”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社会学需要对自身以及整个知识体系进行自我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以及对社会学进行“社会学的社会学”反思，将社会学相关知识用于分析自身。
针对第一方面，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理论中讨论的最为系统。如吉登斯所言，进入现代社会，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和行动的理性化是人类行为的长期性、过程性特征的原因。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入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对行为及其情境的监测过程。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制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以至于在时间领域中，'过去’的方面比'未来’更为重要。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于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iv]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发展、文明交流（无论是强制形式的还是非强制形式的）的日益密切，去传统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活领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去传统化以及反思的扩大改变着从前存在的婚姻、性关系、友谊、亲子关系、亲属关系等等特征。[v]
而在这种去传统化，或者说，迈向现代化的实践变革之中，“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vi]亦即，个体对自我生活的反思与对结构的反思在意识与实践双向过程中相互勾连，相互影响，促成了吉登斯所说的“结构化”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者的反思性自我建构与自我认同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社会中由于低流动性、封闭化社会体系、固定化知识等原因所造成的确定性被打破，“专家系统”和“抽象体系”所试图提供的“科学”的“确定性”知识在今天以无法给行动者带来确定性，流动性的加强、社会互动与交流的广泛、知识的丰富与复杂、生活世界充满的不确定性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建构自我、反思自我、自我认同受到多重因素的不确定影响。而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他的身份认同。而受阶级/阶层的分化、时间/空间体验的多样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反思的增长对不同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甚至于产生了影响下层社会的“双重歧视”形式，在物质剥夺之外还加上了剥夺他们反思性参与更广泛的社会秩序的权利。而这种体验的多样性造成了个体“叙事”的多样性。
就第二方面来言，吉登斯用“双重解释学”这一理论抑或说方法论试图对社会学的反思性作用进行分析。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学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源于它用最普遍化的方式反思现代社会生活。社会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发现，不断地循环穿梭于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之中。这些话语、概念、理论和发现以此反思性地重新建构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自身也学会了用社会学方式思考。这便是其所说的“双重解释学”，即社会科学的逻辑包含着两套意义框架：其一是由普通行动者构成的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其二是由社会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元语言。这两者在社会科学的时间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科学家用于理解社会过程的概念和归纳被作为行动者的常人所用，这些人能够改变社会的进程。因此，社会学家与常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不同。[vii]
在双重解释学的视野里，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和任务便是“弄清楚在不断变化的时空情景中行动者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是什么，这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吉登斯认为，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反思性”以及因果关系本质上的不确定性，所以社会科学对日常错误信念的批判就意味着要将实践的方式介入社会，不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证伪就可以让行动者相信正确的结果。因此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在于它的“实践性”，而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而批判常识与内部自我批判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内容。
在布迪厄那里，反思社会学所要警惕的是三种偏见，第一种偏见是其他倡导反思性的学者业已指出的偏见：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阶级、性别、种族等）。这是最明显的偏见，因此较容易通过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控制。第二种偏见就很少为人们所识别和考虑：它与分析者所占据的位置密切相关，这种位置不是指在较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是在学术场域这一“小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此外在权力场域中的位置。第三种偏见才是布迪厄对反思性的理解中最有原创性的部分。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诱使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旁观的场景，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这种唯智主义偏见比那些根源于分析家的社会出身或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的偏见更显著、更具歪曲性，因为它可能导致我们完全忽视实践逻辑的“种差”。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未能对“那些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这些预设认为要思考某一行动我们就要从世界和世界中的行动中隐退出来）进行系统的批判，我们就有可能错误地瓦解实践逻辑，使之消解于理论逻辑之中。[viii]
从某种程度来讲，行动者的反思是一个自我建构与重塑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行动者对个体经历与生活世界的一种自我“叙事”，那么，对于“叙事”问题的研究就被提了出来。而对于社会学来说，反思的社会学固然有其优势和必要性，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反思社会学会不会仍走向一种“自我例外的谬误”、抑或陷入一种无止境、无意义的“反思死循环”？更为值得思考的是，所谓的反思性社会学是一种“纯科学性”的反思，还是掺杂了“叙事性”在其中呢？由于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必要关注社会学的另一个转向——叙事转向。
三、叙事转向：作为叙事的社会学
在古典社会学家那里，诸如孔德、涂尔干、马克思等人，无论其采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是实证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抑或是理论性的，对于迈向现代过程中的“道德”问题都予以了关注。二战后，随着美国社会学占据中心，无论是实证的还是经验的社会学研究对道德问题都不再重点关注，相反越来越注重所谓的社会学的“科学性”。在对社会学的反思进程中，一些学者吸收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经验，对社会学研究与理论构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复兴“叙事”的主张。
真正将叙事作为描述人类体验的知识形式并给予合法地位的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指出存在两种认知模式。一种是倚重逻辑-科学的范式性认知，另一种是通过故事来认识的“叙事性认知”。它们都有自身的操作原则和规范标准。在确证程式上。它们也极为不同。范式性认知，旨在实现描述和解释的形式和数学体系的理想，而叙事性认知，则关注的是人类的意图和行动及其荣辱成败与后果。[ix]这种叙事性认知，指向的是对人类行动——这种人类行动是由过去的经验、当下的情景压力和预期的目标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的理解。如布迪厄所言，一方面，由于实践的紧迫性，人类行动具有即时性与不可重复性。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说，由于阶级的多样性等因素的影响，个体对于实践与时间的体验具有多样性。而我们每个人对于时间的体验，或者我们对于时间性世界的体验，其实还是通过各种叙事来理解和表述的。如保罗·利科所言，通过叙事，时间性变得可以理解和表达。叙事是时间体验的一种条件。或者说，故事是人类特有的生命联系性体验的语言表达。在这里，塞维尔指出了三种对待时间的取向，他分别称之为目的论的时间观、实验性的时间观和事件性的时间观。所谓事件性时间观，与前两种时间观形成了鲜明对照。事件性的时间观则认为，事件通常是“路径依赖的”(path dependent)，即，先前发生的事件，会影响到后来事件的可能结果。这种事件性时间观所主张的立场，即社会关系具有路径依赖性、时间上异质的因果性和全面的偶然性。[x]
于是，叙事在理解和诠释这种具有独一无二特性的人类行动时、在理解个体对于时间与时间体验的多样性时，便有着逻辑-科学所不具备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偏向于“逻辑-科学”的社会学旨在于研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普遍性与共同性问题。但是正如前文所言，行动者的行动不可能是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与共性的。研究个体的普遍性问题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是，社会学也不能忽视对行动者的行动与“故事”的叙事性研究，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并不在于我们对“因果”和所谓真理的追求，而是在于我们对自我、对人生所赋予的“意义”。正如韦伯等社会学家所表达的，对于个体来讲，意义与因果始终是混同与缠绕、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对于人生而言，更为实际和迫切的是我们如何让赋予体验以意义的问题。然而社会科学自确定之日起也投身于发现社会真理，但结果却离我们的实际生活越来越远。因此，复兴叙事的主张，是在一个意义缺乏的时代或者讲故事受到极大局限的时代才会出现，因为叙事就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达给别人。[xi]这也就是为何赛德曼等人提出，要将社会理论视为一种“具有道德意图的叙事”。
在成伯清看来，社会学与叙事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叙事，另一方面是将社会学本身视为一种叙事，研究社会学家如何讲述社会学的故事，在社会学中如何让对待研究对象的故事。[xii]这与反思社会学尤其是与吉登斯所提出的“双重解释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反思中进行自我建构，而处于反思中的个体，对其过往的经历与当下的处境亦即未来的预期都进行了一种“再叙事化”的重新建构，叙事社会学所要完成的就是审视被研究者的叙事行为，从被研究者可能并不完整的、具有模糊性的、甚至是可能进行主动遗忘与刻意隐瞒的叙事过程中抽离出完整的、连续的“故事线”，找寻叙事背后的个人的、制度的、文化的诸多复杂因素，对被研究的叙事进行社会学的重新叙事与进一步诠释。
另一方面。所谓“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说反思性社会学应当意识到，社会学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建构的诠释性科学，所有的社会学事实，都是经过叙述的事实，而社会学者作为叙事者，在对事件的叙事和故事的再加工中多大程度上进行了基于自我知识和价值立场上的“诠释”，是社会学者需要反思的问题。此外，在研究过程中、在获取资料过程中、在叙事过程中，权力结构施加了多大的影响是社会学者所应当警惕的重要问题。
因此，如何“书写”社会学成为与如何“反思”社会学同样重要的问题，赫德斯特拉姆和斯维德伯格将社会学研究分为基于变量的取向和基于机制的取向。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可以描述与解释符合大多数法则的现象，特别是复杂系统层面的共时性特征。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更加贴近实际的社会生活。而成伯清认为，在此基础之上，还应加上第三种类型，基于叙事的取向，以叙事为中心的取向，适用于两个相隔甚远的层面，一是个体的生命之流，一是宏大的历史之流，并且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更加妥善处理人类体验的时间维度。[xiii]
四、整合的可能性：解释社会学何以为能
在许多社会学家那里——尤其对于布迪厄来说，反思性成为保证社会学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核武器”。这一秘密武器既能够时刻起到一种震慑作用，时时提醒社会学者在社会学研究中应保持科学立场。又确实能够成为一种杀伤力巨大的攻击武器，对其他社会学者的各种偏见——特别是唯智主义偏见——进行强有力的攻击。但是，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反思性是人类的一个根本特征，也是与现代性相伴相随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反思性涉及个体对自我及其所处生活世界的反思性行动；另一方面，反思性涉及到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坚持的方法论与理论立场，既“双重解释学”的理路。因此，反思社会学不仅仅是一种保证社会学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武器，也是行动者所持的一根“拐杖”、一面“镜子”。
于是，我们可以结合社会学的叙事转向，探讨社会学的反思与叙事转向整合的可能性，探讨在今天这个日益“科学化”的现代社会，“人文”社会学或者说“诠释”社会学的可能性。社会学能不能作为一门为现代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的学科，能不能成为一门关照个体、诠释个体与社会、找寻生活世界意义的学科？能不能发展出将反思与叙事相结合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与理路？
在笔者看来，对于行动者尤其是社会学者来说，这种整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对于生活世界的反思性行动本质上是对我们的实践与事件体验的一种“叙事化”行动与“再建构行为”，对这种叙事化行动的再反思对于我们个体的发展与进步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的叙事化行为如何为我们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我们的反思如何不陷入一种恶性的悖论循环？这是我们个体与社会学学者所应该思索的。
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二战后，社会学的反思转向与叙事的复兴有其必然性。随着现代性的进一步扩展，社会学继续走向“科学化”的同时，知识得到普遍地反思性运用的同时，这种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本身既充满了活力，又必然变幻不定，它渗入了连接时间-空间的巨大跨距之中。构成了吉登斯所说的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风险社会，吉登斯指出，这一风险环境来源于多重威胁，“来自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威胁和危险……个人之无意义的威胁，其源于对现代性的反思性运用于自身。”因此，我们如何在走向反思性社会的过程中运用叙事社会学应对这种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与焦虑，构建一种具有“道德意图的叙事”？这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着力回应的问题。
[参考文献]
[i]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ii]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iii]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iv]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v]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和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vi]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vii]金小红.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与社会学理论批判[J].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viii]华康德，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ix]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x]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xi]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xii]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xiii]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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