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之美在情辞，宋诗之美在气骨

用叶朗的话：总的趋势和风貌是：在审美旨趣上，由外向狂放转向了内敛深沉；在审美创造的视角上，由更多地关注和表现情景交融的山水境界，转向更多地关注和抒写性情寄托的人生气象；在美学境界上，由兴象、意境的追求转向逸品、韵味的崇尚，“境生于象”的探讨逐渐转向“味归于淡”的品析。如果说唐代美学的核心范畴是“境”，是“神”，那么宋代美学的核心范畴则是“意”，是“韵”。因而，宋代美学主“韵”、尚“意”、重“气象”，追求以神造形、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性情”、“胸次”、“气象”等等与人生境象直接相关的范畴，更多地进入宋代美学家法眼，“圣贤气象”成为宋人普遍崇尚乃至是最高的人生境界。

宋人区别于唐诗就是讲究“理趣”，不管是诗画书法皆然。如钱钟书所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带着佛家的禅机，读来趣味盎然，却不同于禅机，读过既罢而是带着某种生活的感悟与人生的境界。

宋诗中如程颢《春日》“万物静观皆自得”、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处”、苏轼《饮湖上初晴雨后》“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名句，均表现了融一种审美本体情感与宇宙人生哲理为一体的透悟性意会理趣，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有这样的议论：“盖唐诗蕴借，总觉得有一种悠悠倘恍之感，纵令意义有缺少明快者，但风韵是足供玩味的。然宋诗过于通筋露骨，受浅露之诽，即以此也。”然而他接着说：“唐诗犹如管弦之乐，在断想的调和上多少有其妙味；宋诗宛如独奏之曲，在思想贯通上有其快味。而前者典丽婉曲，后者素朴直截，这是时代思潮所使然，趣味是有差异的，而不一定能分别甲乙。总之，其在诗学上是不同的两派。”

缪钺则如是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种着眼于美学风格的论述，揭示了唐宋诗内在本质的差异。

相对而言，唐诗的情感是外放的，是奔涌而出的，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它是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