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与诗歌：从吴昌硕的诗、书、画、印“四绝”说开去……
我们都知道，吴昌硕是晚清至民国最著名的篆刻大师，他这个“大师”的名头是公认的，不像某些“大师”被很多人不服气，他是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他跟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清末海派四大家”。他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又被称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这是一位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的大师。他在篆刻上有多大成就，回看我前面写的相关他的《印人传》就可以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他是丁敬、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之后真正集大成的一代大家。
（吴昌硕像）
篆刻是一门综合艺术，其综合性，不仅体现在篆书的书法与精熟的刻印技法方面，还体现在丰厚的金石、文字学修养方面，这是公认的。要成篆刻大家，首先要成书法大家、绘画大家或金石大家，乃至文字大家是毋庸讳言的。篆刻入门容易，出大家难，是显而易见的，邓石如有一方印说“有好都能累此生”，决不是没根据空说。
（邓石如：有好都能累此生）
这还不算，篆刻家还应当有丰富的个人经历，经历肯定是财富啊，要不很多大师到了晚年才成名，吴昌硕也是晚年才成名的代表。因为如果没有丰富的个人经历，篆刻家的思想感情就相对单薄，对人生负面的内容体会和了解的不多，要表达对苦难人生真相的蔑视，当然首先是了解和认识它，如果不了解，要表达和发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就会较少或者较肤浅，吴昌硕的经历是复杂且饱经忧患的，正因此他才能有那么多饱含郁勃之气的杰出作品。
（《吴昌硕谈艺录》书影）
再远些，要在篆刻上有点成就，还必须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对于吴昌硕，则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吴昌硕的诗、跋、绘画等作品的题款文字被他的家人整理出版，合成了一本书叫《吴昌硕谈艺录》，其中有大量的诗作，文学水平是相当高的，这是他的文学修养的体现之一。吴昌硕的诗歌素养，当然也是滋养其篆刻巨树的源头活水之一。因为文学素养足够高，他才可能相对敏感，对艺术，对人生有相对细致的体味。
艺术是相通的，吴昌硕的“四绝”是互相滋养，互相生发，互相促进的。归拢之后，我们只说诗歌。
中国的诗歌当然至少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北方诗歌的源头，就是《诗经》；另一个是南方诗歌的源头，就是《楚辞》。仅从形式角度说，《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国风·周南·关雎》）因此，它的音节顿挫、节奏变换是整齐、简单的，所以它的风格也表现为朴实、典雅的，对应到篆刻方面，它对应的就是相对工稳的、整齐印风的秦汉印或文人印里的工稳作品，如果认真思索，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的血脉也是相通的，线条的相对整齐划一、线质的相对光洁平滑、线距的相对匀空等距等等与《诗经》的整齐划一、节奏简单是对应的；
（类似《诗经》的工稳风格的印）
《楚辞》的句法则以三言为基础，加上“兮”“些”等语气助词，并与二言、四言配合使用。比如：“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有整齐，也有变化，由于句法的扩展和语气词的作用，就形成了飞扬飘逸之美，这多么类似于战国古玺与文人印里的写意作品啊，线型是自然的，线质是光毛并用的，线距是疏密有致的。
（类似《楚辞》的写意风格印）
以上只是写意工稳二分法下诗歌与篆刻的对照，其实，诗歌留下的文化精神更值得篆刻人借鉴，仅《离骚》，叶嘉莹先生就曾把这些精神总结为几个永恒的“母题”，比如，上下求索的精神、殉身无悔的态度、美人香草的喻托，悲秋伤逝的传统，更不用说还有《诗经》的兼容并包的文化内涵，宽厚博大的醇厚情怀，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影响篆刻人的艺术理解力与艺术创造能力的提升，甚至很多篆刻人，在篆刻内容的选择上，都直接取材于诗歌中的现成诗句，如朱简的“又重之以修能”（《离骚》），林皋的“杏花春雨江南”（元.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等等，吴昌硕当然也不例外，他的“鲜鲜霜中菊”来自唐人韩愈的《秋怀》；“人生只合驻湖州”来自宋人戴表元的《湖州》；“狂心未歇”实则来自宋人李之仪的《千秋岁.和人》，就连最知名的那方“明月前身”，其实来自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吴昌硕像和“明月前身”印）
再说说诗歌里的黄金时代——唐代，唐代一个朝代留下可考的诗人有三千多人，基于唐王朝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以及长期的文化积累，唐诗是足够成为诗歌的学习样本的，现存留下有记载的唐诗有五万四千多首，不管是李白的浪漫不羁、杜甫的忧国忧民、白居易的平易近人，刘禹锡的叠翻新意，元稹的风采卓然，李贺的惊奇诡怪，李商隐的晦涩难明都足以让我们理解不同的艺术风格，同时也在他们的诗歌里体验他们不同的艺术人生，读完他们的诗，其实是对他们的人生长路的又一次重走，处于和平年代的一个人不可能亲身去经历这么多种或苦难，或浪漫奇诡、或激越奔腾的人生，但却可以透过唐诗接触这么多鲜活的灵魂，何其幸哉。吴昌硕该有多少次将奔腾不息的诗心用到篆刻里来，我们不知道，但诗歌对于吴昌硕的影响却是随着他的作品轰然来到我们面前的。
（清朱耷《荷花水鸟图》局部）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吴昌硕面对着八大山人的半塘枯荷，思索哪一茎荷梗迎风高举、摇曳生姿时，当他面对徐渭的一架葡萄，思索那藤条虬龙一般漫下架来时，他心里不仅只想了这条线我该如何处理，他一定还想到了前辈画家们在画这一笔时，当时的心情如何？这根线条要如何走，才会既健壮有力，又足够活力十足。诗歌与绘画对吴昌硕篆刻的滋养，一如他的篆刻反映在他的诗与画中的特质，我相信这种艺术气质的流动是相互一致的，亦或也是同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