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历史的史学大师
《我的父亲顾颉刚》 顾潮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刘奈
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顾颉刚是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他的《古史辨》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震动当时的史学界，也为后世学者的古史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顾颉刚生前留下了很多书信、稿件、日记等文字资料，在他的女儿顾潮的整理中，这位伴随着中国历史学成长的一代大家与叶圣陶多年的友情，与胡适亦师亦友的情谊，与鲁迅的恩怨等均在《我的父亲顾颉刚》中为读者展现。真实的顾颉刚，并不是人们想象中正襟危坐的老学究，在年轻时他也曾年少轻狂，也曾恃才傲物，也曾“翘课”去玩，也曾在学术论战中奋勇向前，读者在书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温度。
书中还写到这位历史学家的家庭生活：顾颉刚一生有三任妻子。顾颉刚十三岁时，家中长辈为他早早定了亲，1911年便迎娶了苏州吴家的四小姐吴徵兰。这段旧式婚姻中木已成舟的顾颉刚与吴徵兰在婚姻慢慢培养起了感情。吴徵兰虽不识字，但在家中侍奉顾颉刚的祖母、母亲，养育儿女，操持家务。最终吴徵兰积劳成疾，在生下次女后便感染风寒去世。顾颉刚悲痛异常，久久不能自愈，祖母劝顾颉刚续弦，但他仍不能忘怀吴徵兰。好友叶圣陶、吴伯祥看在眼里，便邀顾颉刚散心，由此顾颉刚认识了第二任妻子殷履安，她是吴伯祥的学生。书中收录了许多顾颉刚写给殷履安的信，可见顾颉刚对她的感情。殷履安不光照顾顾颉刚的生活起居，还帮他誊写稿件，将他的研究分类整理。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殷履安患恶性疟疾突然离世，顾颉刚再次痛失爱妻。回归单身的顾颉刚性情颓废。朋友们便撮合他和张静秋走到一起。张静秋为顾颉刚生了四个儿女，长女就是本书作者顾潮。在书中，张静秋不是那种温婉恬静的女子。曾创办过女校的她性格刚烈，精明能干。顾与张结合于抗战，又历经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她希望顾颉刚不要只醉心学术，但顾颉刚却是天生的学者，因此婚姻生活总有摩擦。张静秋的干涉让顾颉刚感到痛苦，他无法在学术上自由地释放，要接受来自于家人的折磨。三十多年的陪伴，有争执、有矛盾，也有温情，张静秋陪伴顾颉刚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也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古史辨》第一至七册
启蒙老师章太炎
1913年3月，顾颉刚看到北大的招生广告，虽然只有工科和预科，但顾颉刚不放弃机会，与同学一起前往上海考试，连考三日，结果以第九名的成绩考取进入北大预科。
顾颉刚初到北大时，学校里的毕业生还没搬走，顾颉刚和一众新生就被分配到前门外西河沿客栈居住。那时西河沿附近戏园子多，戏票也非常便宜，常听别人夸赞北京戏曲美妙的顾颉刚，一来二去便成为了戏迷。他几乎天天都去看戏，即使开学了也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白天上课，到第二堂退堂时，东安门外广告板上各戏园的戏报就已经登出来了，顾颉刚就在休息的十分钟内，从译学馆跑出去瞧一眼，选定下午要看的戏。那时下午的功课比较少，即使有课，但戏曲对顾颉刚的吸引力太大了，有时还会“翘课”去听戏。就如顾颉刚自己所说：“好戏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员更大，好像讲堂的梁上绕着他们的余音似的”。
章太炎恰在此时出现了。当时预科的同学中，毛子水是顾颉刚“最敬爱的”。受到他的影响，顾颉刚改掉了盲目读书的习惯，开始有序有进阶的读书。有一次，章太炎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开国学会讲学，内容包括文科、史科、玄科，顾颉刚受毛子水的邀请一同去听。没想到这一去，他便被深深折服了。顾颉刚从私塾到大学，一向是不把教师放在眼里的，上了这么多的课，却从未有过哪个教师能够使他信服。这才有了好教员不如好戏子吸引力大的说法。可这次听了章太炎的演讲，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章太炎讲的内容既渊博，又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教师。章太炎说：“约的病仅止于陋，博的病至于胡乱得不成东西。”仅仅是一句话，顾颉刚就好似醍醐灌顶，发现了自己的弱点，他虽然读书多，但却只是读而已并没有宗旨，陶醉其中而后只得到一些零碎的材料，连贯不起来，不成系统。
当时袁世凯企图复辟，推崇复古思想，孔教会因此而声势浩大为其造势。章太炎指出宗教和学问之间的冲突，又指出现在提倡振兴孔教者的别有用心，看似为了文化思想，实则想以此来推翻国体，并列举了康有为等今文家所发的怪诞之说。这也让顾颉刚十分气愤，想不到今文家都是这样的人，没想到书本上的经学今古之争在现在依然存在。自此，他深信古文学的观点，以追从章太炎的方式，从古文古书中认识《六经》，这也为他日后在古书古史中的建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好景不长，在三个星期后章太炎就被袁世凯关进了监狱，顾颉刚痛失良师，深感可惜，他便将这几次听讲的笔记整理出来，汇成一册《化石停车记》，寄给好友叶圣陶一起研习。
1925年8月，朴社同人合影（左起：吴维清、朱自清、顾颉刚、俞平伯、陈万里）
初识胡适先生
顾颉刚与胡适的友谊也源自于北大的这段求学经历。顾颉刚在一番努力后，考上了北大本科中国哲学门（后改为哲学系）学习。当时的北大仍沿袭着京师大学堂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学生大多是京城的官宦子弟，企图耗到毕业借门路混个一官半职。然而在1917年蔡元培就任校长后，整个北大的风气开始改变了。当时在陈独秀的引荐下，在美留学攻读博士的胡适回国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修辞学的课程。此时顾颉刚正好升到大二，初见这个二十七岁的教授时就已经被震撼到了，胡适也为他们带来了全新的风气。
本来胡适接替陈汉章讲课，班上一些年纪比胡适大的学生早就不服气了。胡适一上来讲中国哲学直接从周宣王开始，之前的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则直接跳过，这让习惯了传统教学的学生们都惊呆了下巴，没少讥讽胡适。胡适抛弃了京师大学堂旧有的教学方法，以西方的学术系统为学生们讲课。顾颉刚当时就非常喜欢胡适这种教学方式，他觉得之前那些老先生只会提供无数资料，却不会从中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而胡适的课，恰恰能满足顾颉刚的求知欲，以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丰富了顾颉刚的见识。
当时顾颉刚与同一寝室的室友傅斯年，经常在闲暇时间交流心得，他常常提起胡适的课，并邀请外系的傅斯年一同去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在听过之后，也非常赞赏，与顾颉刚一同成为了胡适的弟子。胡适在初到北大时，心里也虚，他发现这里不少学生的学问比他强，这其中就包括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因此，胡适也在努力增长自己的学识，与这些“学生们”也多多沟通交流，日后他们彼此成为了亦师亦友的好朋友。胡适不迷信权威，愿意质疑一切的态度，也影响到了顾颉刚，让他的学术思考走向了全新的道路，展开了古史研究的新领域。
《古史辨》的由来
《古史辨》这部顾颉刚经典著作的由来，与一场中国学术界的大论战有关，顾潮借着各种资料为我们还原了这场争议。1922年12月，顾颉刚来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专任编辑，当时的他与教育家叶圣陶一起编当时的初中国语教科书。基本上除了编辑教科书以外，其他的事很少。因此，顾颉刚就有了大量的空闲，用于研究古史和古籍。
在基于《尚书》、《诗经》、《论语》的古史观比较中，顾颉刚发现尧舜禹的历史次序似乎有问题，他在研究总结中发现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当时顾颉刚就提出了假设，越是存在时代晚的人物，相反在历史中越是排在前面。这个疑惑一直在他心里盘旋，在与钱玄同的书信中他便将自己的疑惑和观念抛出来讨论。
当时钱玄同的回信给予了顾颉刚莫大的鼓舞，不光回答了他的疑问，还谈到了自己得到的新材料，这让顾颉刚感到了兴奋，于是专门抽出了一整天写了一封答信，基本上将他这一年多以来积累的古史见解作了一番系统的总结。恰逢此时，胡适来到上海治病，他在北京办的《读书杂志》一时群龙无首，恰好顾颉刚可为以所托，便交由他代编。顾颉刚在组稿时，想到了给钱玄同的回信，不知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古史研究思路的，便借这个机会将信中讨论古史的一部分加上按语，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书”为题，刊登在《读书杂志》上。这也是顾颉刚首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顾颉刚希望文章的发表可以使古书辨伪成为风气，然而他与钱玄同一来一往的讨论，不光引起了读者的注意，甚至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式里传统的观念是不可能被质疑的，然而听到顾颉刚的观点，被视为中华儿女始祖的人物不存在，仅仅是传说中的人物，这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哗然。尤其是他提出的一种假设“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的意见，被人们简化成“禹是一条虫”，从而成为学界同仁嘲笑他的理由。
在这场论战中，顾颉刚虽然饱受诟病，但他觉得这是自己修正思想和增进学问的好机会，并把辩论中各方有价值的文章刊发在《读书杂志》上。为此顾颉刚又延伸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论战持续了将近四个月，之后因顾颉刚返回商务印书馆复职而告一段落。但学术界的这场风波，胡适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次古史讨论“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对垒双方旗鼓相当，所讨论的内容颇有深度，百花齐放。顾颉刚对于历史的质疑和科学的辩证逻辑，恰是胡适所欣赏的治学态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顾颉刚为固化的历史信条作出了全新的挑战和理解，也为日后改变史学界的经典著作《古史辨》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在书中我们能看到一位有棱有角的史学家。那些恩怨情仇，文人的互相倾轧，还有珍贵的友情，师生情谊等等，都能让读者感受到他的真实。在学术上，顾颉刚那从小到大可贵的质疑精神，为历史学开创出了一条新路，他也成为新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在新中国成立后，参与了各种古书的编校整理，其中《资治通鉴》《尚书》《二十四史》等重大项目，可以说是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校对了确实可信的历史基础。
（本文图片出自《我的父亲顾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