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古阳洞北魏广川王国造像与题记考
刘连香
内容摘要：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有北魏广川王国造像龛11个，题记7处。广川王国造像所处窟顶位置反映其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该组造像以大龛为中心、周围小龛围绕的布局结构在北魏王国与家族造像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其题记内容反映的现实功利性为当时佛教信仰本质。根据造像特征和题记，对于厘清大龛与其旁边造型一致的相邻小龛之间关系以及研究当时造像整体布局、探讨不同窟龛的早晚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将出土墓志、传世文献等与造像题记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石窟造像。
关键词：广川王国;家族窟龛;位置与布局;现实功利;墓志
中图分类号：K8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4-0070-08
Abstract： The Guyang Cave at the Longmen Grottoes contains 11 niches with 7 inscriptions made by the people of the Kingdom of Lord Guangchua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first Lord Guangchuan was the third son of Emperor Wencheng and the uncle of Emperor Xiaowen; after the early death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lords， the decline of the Guangchuan kingdom from an initial peak of strength only continued when the ruling group moved their capital to Luoyang. The 11 niches at Longmen were made in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cave， which exhibit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Guanchuan kingdom at the time. The layout， in which a large central niche is surrounded by smaller niches， represents the structure of the loyal families of Guangchuan， while the inscriptions attached to these niches indicate the utilitarian attitude commonly held toward Buddhism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The image styles and the inscriptions are of significant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rger niches and the surrounding small niches， which are carved in basically the same form， the layout of the images， as well as the chorological order in which the niches were created. A study of the epigraphs and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s together with the image inscriptions has rendere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niches at Guyang Cave，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cio-religious customs of ancient China that produced them.
Keywords： Guangchuan vassal state; family caves; location and layout; utilitarianism; epigraph
龍门石窟古阳洞中的两处北魏广川王国造像和题记，自清末以降已倍受关注，被纳入龙门二十品。但该王国的其他造像、题记、主要人物及其所代表的相关重要事件鲜有涉猎。本文以造像所在位置、布局和题记内容为基础，将广川王国造像置于当时社会背景之下考量，结合墓志资料，钩沉传世文献，综合探讨造像人群与所开窟龛之间的关系、窟龛布局的规律性以及四代广川王所经历的事件，对于深入石窟寺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一 广川王国造像与窟龛布局
广川王国造像与题记刊刻于龙门石窟最早的古阳洞（编号1443），洞窟位于西山南段，坐西朝东，窟内大部分为北魏造像，主尊端坐西壁。广川王国造像在窟顶南侧，目前确认有像龛11个，题记7条，涉及祖孙两代王。
（一）广川王国造像与题记概况
古阳洞窟顶（图1）南侧靠近洞口第一大龛为D87，高96厘米，宽63厘米，进深8厘米[1]。龛楣为盝顶形，中刻弟子、飞天，下刻垂幔。主尊交脚弥勒头部残，饰火焰纹背光，右手上举，左手抚膝，身上披帛于腹部交叉呈X形。两侧各站立一菩萨，头戴高冠，双手合十，披帛交于身前。座前左右刻两护法石狮 [2]。该龛右侧题记碑编号2272（图2）{1}，碑首六魑缠绕，碑身阴刻题记五行（图3）：“景明三年（502）八月十八日，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侍中使持节征北大将军、广川王贺兰汗造弥勒像。愿令永绝苦因，速成正觉。”[3]像龛旁边另有题记“贺兰汗”3字，编号G053 [1]92。
窟顶南侧近西壁，最大龛为D99，高136厘米，宽83厘米，进深14厘米，圆拱形龛楣刻九童子执垂幔相互交叉。主尊交脚弥勒已残，舟形背光，头戴宝冠，圆形头光。两侧各一菩萨站立，头戴高冠，披帛交叉于身前，双手合十。座前左右两护法石狮（图4）[2]199。龛下阴刻题记，编号2273，为景明四年（503）十月七日广川王祖母侯太妃为幼孙祈愿（图5）[3]66，其中“未来空宗妙果”“昏愚未悟咸发菩提”等，显示弥勒上生信仰。
在D99龛右侧最下D97龛，高33厘米，龛下题记（编号2281）：“国学官令臣平乾虎为太妃、广川王敬造释迦牟尼像一区。”（图6）[4]左侧稍偏上D101龛，高25厘米，龛下题记（编号2274）：“国常侍臣王神秀为太妃、广川王敬造释迦牟尼像。”（图7）[5]
以上广川王太妃侯氏均造弥勒佛，广川王国令臣平乾虎、王神秀都造释迦牟尼像，这种细微不同或可反映当时佛教信仰的阶层差异。
另外，D99龛右侧D96龛，题记编号2276，为“国典卫”3字。左侧D100龛，题记编号2275，仅“太妃”2字[1]77[6]。
（二）广川王国造像窟龛布局
D87龛与题记碑左右并列，像龛旁边另有“贺兰汗”题记，三者属于一组造像。
D99龛上像下文，左右两边共有小龛9个（图8—9）[6]193，大部分高23—25厘米，均刻一佛二菩萨。主像结跏趺坐，高肉髻，袈裟右袒，施禅定印。左右菩萨站立，戴高冠，双手合十于胸前。右侧上3龛D93、D94、D95无题记。第4龛D96题“国典卫”，第5龛D97为平乾虎造像。左上第1龛D100题“太妃”，第2龛D101为王神秀造像。下2龛D102、D103无题记。从整体上看，9小龛应属于同一时期所开，其中4龛有题记无纪年。平乾虎和王神秀题记中的侯太妃、广川王与D99龛题记中的二人相同，根据诸小龛排列及与D99龛相对位置可以判定，D96龛的“国典卫”应为广川王国属官，与平乾虎为国学官令、王神秀为国常侍类似。D100龛下“太妃”也应为侯太妃。由此推测9小龛镌刻时间与D99龛景明四年（503）接近。
另外，D99龛顶有一小龛D98，造型与左右两侧小龛略异，所刻一佛二菩萨的主尊着通肩式袈裟，二菩萨模糊，右侧题记G054：“比丘惠迁为忘（亡）母造像一区。” [1]92说明该龛与广川王及9小龛无关，其位于D99顶部，时代应晚于D99。
广川王国造像D99与两侧小龛布局采取以大龛为中心、旁边小龛相附的形式，大龛与小龛之间关系密切，很可能同时开凿，属于一个广川王国统治集团。由此判定其他尺寸与造型接近且位置相邻的数个小龛分布规律，亦属同一家庭或家族。如第D99龛左侧的D104至D107这4个小龛上下两排整齐排列，大小相似，均刻高肉髻坐佛，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僧祇支，施禅定印。4龛题记编号分别为2286、2283、2284、2285。其中2283题记：“今游祖韩富女共造释迦牟尼佛一区。”2285题记：“今游祖为亡父母造释迦牟尼佛一区。”[4]503-504，可见都属今游祖家开凿，所造同为释迦牟尼像。北壁第N264龛题记1967：“黑瓮生兄弟三人为亡父母造石像一区。”题记1968：“黑瓮生为亡妻并息虎子造石像一区。”[4]459也是黑瓮生一家敬造。根据造像特征和题记，厘清大龛与其旁边小龛或者相邻而造型一致的窟龛之间关系，对于研究当时造像整体布局、探讨不同窟龛的年代早晚具有重要价值。
（三）广川王国造像龛位置
古阳洞内高11.20米，主尊位于西壁，南北两壁整齐排列上中下三层大龛，最著名的为两壁上层除北壁最西一龛外的7大龛，高2.42—2.58米，宽1.50—1.88米，进深0.40—0.65米，7龛均供奉一佛二菩萨。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施禅定印，袈裟右袒，基本延续云冈一期的造型特征。7龛造像自北壁从洞口向里：N304为太和□二年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N234是魏灵藏、薛法绍等造释迦像，无纪年;N228是仇池杨大眼为孝文帝造像，無纪年;南壁从洞口向里，S57无题记;S66是景明四年（503）比丘法生为孝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S111无题记;S106为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无纪年。上层北壁最西龛与中层南北两壁供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仅北壁洞口第1龛题记清晰，为熙平二年（517）齐郡王元祐造像，明显晚于上层7龛[2] 32，127。
古阳洞内早期造像龛布局与题记显示，南北两壁上层位置较好，视觉合理，造像者均地位特殊，资费充裕，或为当时权贵，如辅国将军杨大眼;或为当地官吏，如魏灵藏是管理龙门的陆浑县功曹;或是石窟比丘，如慧成负责石窟开凿。造像时间相对偏早，所造为释迦牟尼像。侯太妃造像时，两壁上层已经占满。但从中层较晚的元祐熙平二年造像题记可知，中下层还应有空间。侯太妃选择窟顶，或与其社会地位有关。因窟顶最大的三龛除两个为侯太妃所造外，偏北面的D45龛是北海王高太妃为孙保造像，造像者均为王太妃。对于高达11米余的洞窟而言，窟顶造像仰观效果远不及两壁，却正因位置高而保存完好，同治年的龙门十品、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所列龙门二十品中，两处广川王题记均居其中[4]521。
二 广川王国造像题记考释
广川王国造像题记所指为第一代和第三代王，文献和墓志可证其前后历四代，但第四代非直系，四代王分别反映出不同史实。
（一）第一代广川王贺兰汗
D87龛题记侯太妃为亡夫贺兰汗造像，学者推测其为第一代广川王略：“此刻在景明三年，时袭广川王爵者，当是灵道。”“侯太妃之夫当是略也”[7]。史书对广川王的记载极简：“文成皇帝七男……曹夫人生广川庄王略……延兴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狱称平。太和四年薨，谥曰庄。”[8]文献所载无法与题记中的职官、名字对应，尤其“广川王贺兰汗”更让人费解：“《八琼室》疑'贺兰汗即元略……其说可取。但《魏书》无元略称贺兰汗的记载。贺兰，又作'贺赖。《魏书·官氏志》：'贺赖氏，后改为贺氏。又，'北方贺兰氏，后改为贺氏。”[9]此文将“贺兰汗”与贺兰部相联系失之偏颇，贺兰部为北魏世代姻亲，是早期拓跋部的主要依赖对象，随着拓跋势力强大，道武帝首先离散贺兰部[10]，北魏后期势弱不振。略身为拓跋氏文成帝子，不可能在北魏兴盛之后任贺兰部可汗，且文献载贺兰仅为部族，最高统领为部帅，首领不称“可汗”。
广川孝王元焕墓志可释以上猜疑：“继曾祖贺略汗，侍中、征北大将军、中都大官，又加车骑大将军广川庄王。曾祖亲上谷侯氏，父石拔，平南将军洛州刺史。”（图10）[11]志文与题记所书职官相同，侍中为第二品上，征北大将军为从一品中。中都大官为北魏特置，品级不载，早期曾由重臣担任，如文成帝之舅闾毗、张衮次子张度、楼伏连次子大拔、孔昭等曾任。后基本为诸王专司，任城王云、齐郡王简、咸阳王禧等曾任之，应为典刑狱之朝官，南安王桢由中都大官迁内都大官。广川王使持节或为王者特权，又加车骑大将军，为薨后追赠虚官，高于三司，第一品上。广川庄王的庄指其谥号，《谥法解》有多种含义，包括兵甲亟作、睿圉克服、胜敌志强、死于原野、屡征杀伐、武而不遂等[12]，可见“庄”同于“壮”，为好勇、尚力的善谥。
墓志书“贺略汗”，是广川王鲜卑名音译，与题记中的“贺兰汗”相同，确为贺兰部族之名，但与贺兰部的统领无涉。史书言其名“略”，是“贺略汗”之省。以其他部族称号为拓跋子孙命名在当时并非孤例，北齐元洪敬曾祖“吐谷浑”[13]，亦用北方部族为名，但《魏书》中省为“浑”[14]，与贺略汗省为“略”同。广川王妃上谷侯氏即造像者侯太妃，其父名讳官职史书无载，推测为卒后追赠。
广川王为文成帝第三子、献文帝之弟，献文帝在位时主要封异姓王，同姓封皇叔，诸兄弟中仅封长弟，皇兴二年（468）“封皇叔桢为南安王，长寿为城阳王……”皇兴四年（470）“封皇弟长乐为建昌王”[15]。从献文帝“兴光元年秋七月，生于阴山之北……和平六年夏五月甲辰，即皇帝位”[14]125，皇兴五年（471）八月禅位孝文帝[14]132，可见献文即位时身为长兄，年仅11岁，至17岁逊位，孝文登基次年即延兴二年（472），封皇叔略为广川王，时年不超过18岁。
广川王略母曹夫人，族属未载。文成五王中，“沮渠夫人生齐郡顺王简;乙夫人生河间孝王若;悦夫人生安丰匡王猛” [8]525。沮渠属匈奴沮渠部，乙夫人属乙弗部，为吐谷浑之别支[16]。悦氏不详，明元帝神瑞元年“遣谒者悦力延抚慰蠕蠕”[17]，悦氏应为悦力氏之省，可能为较早入鲜卑的北方部落。以此类推，广川王母曹氏当非中原曹姓，而是出自匈奴步落稽胡[16]293。北魏早期皇族拓跋姻亲与当时的政治需求密不可分，对象主要为周边不同部族。
（二）第二代广川王丧葬与迁洛后礼制汉化
第二代广川王为略子谐，“子谐，字仲和，袭。十九年薨”[8]526。“诏赠谐武卫将军，谥曰刚”[8]528。由字“仲和”推测可能为次子，史料缺如。谐袭王封，在位15年。太和九年（485）制：“制皇子封王者、皇孙及曾孙绍封者、皇女封者岁禄各有差。”[18]故谐岁禄已降，赠武卫将军为从第二品下。谥号“刚”有两解：追补前过曰刚，强毅果敢曰刚[12]315。东漢贾复、孙程均谥刚侯，“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19]。孙程“怀忠愤发，戮力协谋，遂扫灭元恶，以定王室”[20]。北魏任城王子嵩屡立战功，被害后世宗谥曰刚侯[21]。可见北魏时“刚”为褒奖善德的美谥，谐生前当对魏室有重大武功。
墓志对第二代王记录稍详：“（继）祖谐，散骑常侍武卫将军东中郎将广川刚王。祖亲太原王氏，父睿，侍中吏部尚书卫大将军尚书令太宰公中山文宣王。”散骑常侍属第二品下，东中郎将为第三品中[22]，推测前者为赠官。谐妃为太原王睿女，王睿史书有传，其一族深得文明太后恩幸，被封异姓王。谐妃两姊婚礼盛况空前：“初睿女妻李冲兄子延宾，次女又适赵国李恢子华。女之将行也，先入宫中，其礼略如公主、王女之仪。太后亲御太华殿，寝其女于别帐……及车引，太后送过中路。时人窃谓天子、太后嫁女。”[23]长姊夫李蕤墓志出土，“君讳蕤，字延宾……春秋卌二，以正始二年（薨）……君夫人太原王氏……父洛成，太宰中山宣王”[24]。次姊夫李华见于《吊比干文》碑阴第三列题名：“武骑侍郎臣赵郡李华。”[9]278谐妃在姐妹中偏小，广川王谐娶王睿女为妃，是王睿家族与皇室联姻的典型。谐为孝文从弟，高祖“皇兴元年（467）八月戊申，生于平城紫宫”[17]135。谐卒时高祖28岁，称谐“年位尚幼”。谐葬时，妃已薨于代京，夫妇均英年早逝。
广川王谐丧引起北魏迁洛之初凶礼的君臣之议，“诏曰：'从弟谐丧逝……古者，大臣之丧，有三临之礼……自汉已降，多无此礼。朕欲遵古典……广川王于朕大功，必欲再临。再临者，欲于大殓之日，亲临尽哀，成服之后，缌衰而吊……大殓之临，当否如何？为须抚柩于始丧，为应尽哀于阖棺？早晚之宜，择其厥中。黄门侍郎崔光、宋弁……议……谐将大殓，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恸，抚尸而出”[8]526。对于广川王谐丧礼的讨论，反映迁洛之后礼制汉化：一方面，孝文帝入主中原后一改之前戚臣之丧哭于东堂的丧制，比汉晋诸帝更严格地遵循已少见的先古三临之礼，是对汉文化的彻底继承以确立其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对于三临之礼的细节，再临大殓早晚之宜，孝文并不十分清楚，需与诸臣商讨。高祖对迁洛初薨的广川王谐推行三临之礼，实为强化汉制，与之后推行的其他系列措施一致。
对广川王谐葬地选择，亦代表了孝文汉化政策的全面性：“有司奏，广川王妃薨于代京，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为宜卑旧来就新尊。诏曰：'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8]527因广川王妃已薨葬代京，孝文帝首先强调迁洛之人不得北葬，之后详论葬事，包括：夫已葬代妻丧洛、移父就母、妻葬代夫丧洛、移母就父、不在葬限丧代、户属恒燕官洛、属诸州等七种，可谓繁复，而葬限主要针对迁洛且户属京都男性，丧后必葬洛。
（三）第三代广川王与古阳洞造像
景明四年（503）侯太妃为幼孙造像，即指当时的第三代广川王。题记未书王名和年寿，第二代王谐太和十九年（495）薨时妃已亡，至此8年，则第三代王最小9岁。题记中“孤育幼孙，以绍蕃国”示其仍未成年。侯太妃为其造像的真正目的有三愿：“孙息延年，神志速就，胤嗣繁昌。”可能当时都未实现，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史书中第三代王极简，谐薨“子灵道，袭。卒，谥悼王”[8]528。元焕墓志较详细：“父灵遵，冠军将军、青州刺史、廣川哀王。亲河南宇文氏，父伯升，镇东府长史悬氏侯。”二者差异在于其名是“灵道”还是“灵遵”。因墓志由当时人所写，且为墓主至亲，名讳不会有误，史书或因字形相似而误。正光三年（522）李孝伯上书云：“……广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并以勋重先朝，世绝继祀，或以傍亲，或听弟袭。”[25]此之广川王遵，即灵遵，与墓志相符，所任冠军将军、青州刺史为从三品。
墓志载：“永平元年（508），宣武皇帝旨绍广川哀王焉……去彼所天，来纂大国。”该年灵遵薨，元焕承继王爵，距第二代王谐薨13年，即使谐薨时灵遵仅一两岁，至此已十四五岁，故有夫人河南宇文氏，属迁洛北族，父伯升任镇东府长史、悬氏侯，疑为元氏侯，或因皇室改元姓而避讳称“悬”，今河北元氏县有元氏城，两汉属常山，魏属殷州赵郡[26]。神■中李熙赐爵元氏子[27]，高宗时赵辟恶为元氏侯[28]。因元灵遵已属皇曾孙绍王，俸禄、地位下降，且少孤势弱，仅姻侯女。
第三代王灵遵年幼而父母早丧，由祖母抚育，广川王府实际为侯太妃掌管，造像由祖母主持，王神秀、平乾虎造像顺序亦为太妃、广川王。王神秀和平乾虎为王国属官，不见于史。北魏诸王可置王官，太和十一年（487）高允病，“王官往还，慰问相属”[29]。中山王睿“置王官二十二人，中书侍郎郑羲为傅，郎中令以下皆当时名士”[23]1988。广川王已经式微，其王官地位较低，王神秀任国常侍，王、公国常侍属于从八品。平乾虎任国学官令，史不载，应与从第九品的皇子学官令[22]3302-3303相当。二人造像龛高仅二三十厘米，位于D99龛两侧，体现其等级差异。
志文记录广川王谥曰哀，史书云谥曰悼，两字均为平谥。“悼”有三解：肆行劳祀，年中早夭，恐惧从处[12]406。“哀”有两解，早孤短折，恭仁短折。苏洵曰：“哀，亦悼尔。然悼者，悼其不幸而已。哀者，有所怀思，深切之称也。故未中身夭曰悼，恭仁短折曰哀，早孤短折所以为哀者，以其重不幸也。”[12]378灵遵年幼甚至神志不达，祖母勤于信佛造像，可谓肆行劳祀而早夭，故薨后谥悼。圣上念及宗室败落，怜其早孤短折之双重不幸，改谥为哀。元灵遵无子，宣武帝为继祀，特允旁支袭爵，遂有第四代广川王。
（四）第四代广川王与袭爵朝例
造像题记中不涉第四代广川王，墓志记载由旁支元焕承袭王爵：“魏故龙骧将军荆州刺史广川孝王墓志铭。王讳焕……献文皇帝之曾孙，赵郡灵王之次孙……相州刺史之第二子也。永平元年，宣武皇帝旨绍广川哀王……本祖干，侍中使持节征东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司州牧赵郡灵王。祖亲南安谯氏，父厘头，本州治中从事史济南太守。父谌……亲勃海高氏，父信，使持节镇东将军幽瀛二州刺史卫尉卿惠公。妃河南穆氏，父纂，荆州长史。继曾祖贺略汗……祖谐……父灵遵……”[11]7
第四代广川王实际为献文帝曾孙，其祖、父均史书有传。祖赵郡王干贪淫不遵典法[30]，娉故中散代郡穆明乐女，穆氏表谧母赵等悖礼愆常，说明王妃为穆氏。墓志中祖亲南安谯氏不见于史，从南安谯纵反叛称王说明为当地著姓[31]，谯氏虽非正室，因是谌生母而被称祖亲，反映当时记录家族延续注重血缘。父谌性平和[29]544，年长不得为世子，可证当时世子确立并非严格实行长子继承制。可能基于对元谌的同情，宣武帝遂以其次子焕袭广川王爵。谌后历任要职，元焕亲勃海高氏父信史无载，职官可能为追赠。元焕妃河南穆氏父纂，荆州长史，史书载纂为穆崇之后，父长城 [32]。墓志亦出土，父名长成[33]。穆氏世为魏室姻亲，穆纂父尚主，为驸马都尉，纂女适广川王，说明两姓婚姻关系密切。
元焕孝昌元年薨，年21，逆推其生于正始二年（505），受旨袭广川王爵时仅4岁，薨卒地为广川王国第。元焕谥“孝”之释义，元协上高祖谥议言：“谨案谥法，协时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34]元焕当取后者。
元焕本赵郡王之后，承广川王爵，说明北魏王、公等爵位绍袭之制，皇子封王，可延至五宗，至第五代王薨除国。若前世勋重而后代绝嗣，可由旁亲或兄弟承继。广川王国素人丁羸弱，传至三代无后，以赵郡王孙元焕继祀，焕21岁又亡，墓志不载焕子，或无后，广川王国仅传四代遂绝。
三 结 语
由龙门石窟古阳洞窟顶的广川王国造像及题记可知，北魏时期佛教的兴盛带动开窟造像的繁荣，形成统治集团或家族、家庭造像。广川王国所刻11龛7处题记，说明造像布局具有一定规律性，而造像规模、位置与其社会地位、经济财力等有关，反映当时社会等级差异。通过对广川王国造像题记的微观考证，发现四代广川王分别揭示不同史实：第一代侯太妃亡夫贺兰汗或译为贺略汗，仅以贺兰部为名，非为贺兰可汗;第二代谐薨于太和十九年（495），其丧葬成为孝文帝遵循古礼以汉化、迁洛者不得北葬之发端;第三代灵遵由祖母侯太妃为其造像祈愿，现实功利的心理需求强于佛教信仰，但并未遂其所愿，却早夭无后绝嗣;第四代王爵由旁支元焕承继，体现当时王爵封废朝例。
广川王国造像是北魏迁洛之后拓跋鲜卑统治集团在龙门开窟造像的典型，几代广川王所历事件反映当时汉化礼制，对于北魏后期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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