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书香话书院——古代书院对现当代教育的借鉴及其启示
作为儒释道三教融合载体的古代书院,曾经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途径。现当代社会要恢复古代书院的地位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寻找一种适用的路径,以达到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体味。
一、传统文化与古代书院
每逢中秋月圆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砰然心动;每当重阳登高的时候,也许会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淡淡哀愁;每当农历新年到来的时候,都会惦记大洋彼岸的亲人放了多少爆竹,吃了什么年夜饭;每当因为不习惯记农历而忘掉了一个传统节日,以至于忘记了原本要打一个越洋电话问候亲人,你也许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懊恼,这是为什么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因为在我们的骨子里边,在我们的灵魂里边,在我们的情感里边,除了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之外,除了房地产、股票、绿卡、工作之外,还有那么一点点微妙的、细腻的、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一点点东西便是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思维所沉淀下来的,不是一时一地就能轻易改变的。文化就是使你天然带有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积极向上的群体识别标志。
《大学》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国人的本就在我们的传统里,在我们的文化里。但我们又似乎感受到浮游无根,心无定所,五千年的文明好像离我们又那么遥远。
从鸦片战争开始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国将不国的危难之中。先烈们为了救亡图存,义无反顾地把传统文化抛在了一边,转而去追求最能救民于水火的功利实用之道,于是有宪政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学说论调的登台亮相。
胡适鼓吹全盘西化,鲁迅号召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人的书,钱玄同宣称要全面废除汉字,国民党大佬吴稚晖则主张把线装书扔在茅坑中三十年。这些声嘶力竭的呐喊,不可谓不痛入骨髓,也反映出中国在近乎绝望的困境中那沉痛而悲愤的挣扎。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无可否认,这些口号与主张,放在当时的情景下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波澜壮阔、迭宕起伏,没有一种主义、没有一种主张能包治百病。我们曾经不辨白猫黑猫,我们也曾经摸着石头过河。在半个世纪以前,当中国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际,奢谈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麻木不仁,而是对时代的背叛。
上一个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其的小说《沉沦》中,安排了这样的结局,留学日本的主人公身限困境,凄苦愁绝,最后蹈海自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发出了这样的呼喊:“祖国啊!你快点强大起来吧。我的死是你害的呀!”郁达夫本人最后也在印尼被日本占领军枪杀,这便是那个时代的宿命!
五千年不绝如缕的文明,自有其生存的智慧,百年的厄运,岂能一笔抹煞千年的辉煌。然而,当我们平心静气坐下来整理国故的时候,才发现百多年的悲苦辛酸,已经使我们的传统文化所剩无多。
一提起中国人,外国人就会联想到中文、汉字、米饭、筷子、功夫、太极、风水、针灸、书法、中国菜等等。的确,我们是这些东西的全部,但又远远大于其全部之和。
我们还有千百年来贯穿一线、不绝如缕的华夏心魂。这就是孔子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浮士德精神,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浩然之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思想,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情怀;这也是老子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宇宙大智慧,庄子那扶摇直上千万里的自由阔达心境;这还是六祖禅师惠能那“运水担柴,皆有妙道”的人生顿悟。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正是这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智慧传承,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道德理想、价值伦常、行为举止、风格气质。华夏精神畅达,则其文明灿烂辉煌;华夏精神衰萎,则其文明花果飘零。
要重新找回那渐行渐远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回到文本中去,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去体会古圣先贤所追求的王道理想、圣贤人格。传统文化不只是唐诗宋词,四大名著,它还包括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纵贯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总和。
二、书院的历史发展轨迹
自唐宋以来,书院文化崛起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尤其到了宋代以后直到明清时代,书院渐渐由开始时期的民间性质过渡到官办性质,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各地山林湖边幽静之地的一个个书院,纷纷走出山林的幽静,走到文化发展与普及的前台。书院始终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脊梁,是中华文明书香漫溢的地方。
古代书院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记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魏武帝纪》记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记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中,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精舍”“精庐”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
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它是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收集、校勘和整理经籍,朝廷设立了官办书院。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
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院”这一机构开展工作。玄宗开元六年,乾元院改称“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
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才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更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这个时期,书院的藏书达到了极盛。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公私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书院藏书很丰富。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
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这个时期的书院,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之迅速。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的元朝时代,元世祖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朝廷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元代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并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唐宋旧院,总数达到408所。但它们受官方控制甚严,无书院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明朝曾先后四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教育界膜拜的圭臬。
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余悸,大力抑制书院发展。雍正十一年,朝廷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兴,不分官办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清代书院达两千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等。到了光绪二十七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戊戌变法后,中国的书院全部消失。
宋至清时代的书院,是私人或官府设立的供人读书、讲学的处所,有专人主持。宋代书院以讲论经籍为主,其中最有名的有白鹿、石鼓(一说为嵩阳)、应天、岳麓四大书院;元代书院遍及各路、州、府;明清书院更多,但多为习举业而设。清光绪二十七年后,改全国省、县书院为学堂,书院之名遂废。
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限于书籍制作的艰难,古代的藏书不可能达到很大的规模,在书院中,往往用楼、堂、舍、阁等表述个体建筑的名词来称呼藏书之所。在书院建筑布局中,由于它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的建筑,甚至可能是书院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
惠州西湖丰湖书院
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在建筑之始就“开讲堂,揭以书楼”。宋代南阳书院的尊经阁,藏书为士人“研习之资”。宋代扎溪书院明经阁,“经史子集之书藏焉”。明代的正学书院“建楼广收书籍,以资诸生通览”。湖北问津书院于乾隆八年设藏书馆。安徽敬敷书院经正阁贮经史典籍,为数很多,到光绪元年,书院得以大加修建,又有官员提倡捐经史书籍存院,藏书更加丰富。沈阳萃升书院文昌阁收藏案卷图书,藏经史子集四部书132种,共10929卷。上海求志书院,有楼房50余间,分置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等六斋,为此置备的书籍有268种。藏书楼建设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几千年以来的教育体制已经发生变化,而书院原址则作为文物被完整保存了下来,一般的书院都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校经堂、文庙等古建筑,它们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而其中的典型建筑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赫曦台等园林建筑与人文景观,在展示其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更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
而名气最大的岳麓书院,更是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朱熹、王阳明等众多名家在这里传道授业,学制变革时期涌现了谭嗣同、梁启超、陈宝箴一大批著名学问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学,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里被称为“千年学府”实在是不虚此名。
历经千年的中国书院文化,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精神血脉,它们的存在与发展,超越了血雨腥风的朝代更替,让中华大地始终弥漫着迷人的书香。
三、古代书院的精神
01以人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以人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概念,它包含着历代文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人格理想以及对人类命运、人类社会的思考与探索,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人道是儒家的道德理想,完善自我,诉诸平生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地,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与精神夙愿。古代书院从人道出发,讲究以人为本。正如孔子的“因材施教”,注重每个学生的真正发展,注重对学生的生命存在及其发展的整体关怀。
02独立自由的精神
书院的聚徒式模式,直接打破了官学的固定模式,更加独立,突破主流思潮的钳制,扇动自由自在的气息。“山长”是书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
传统上,书院以人(山长)而不是以课程为中心,以道而不是以术为中心设置教学内容;方法上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师生共同起居,悠游山水,质疑问难,相互启发。学术上注重不同学派的会讲,提倡兼容并蓄、自由讲学。
江西学者李才栋认为:这种教育解决的是生命安顿的基本问题,是中国近古以来教育史的精华。这种独立与自由的精神正是中国现代大学所必备的人的旨归,是现代大学应该吸吮的精华与甘霖。
03创新精神
学术创新:无论是宋代的“程朱理学”、明朝的王谌心学,还是清代风靡的“乾嘉汉学”,都秉承着学术和创新之风。学术大师主讲,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的基本精神主导下去伪存真,咀嚼历史余韵,唱响自我的新声,使学术不断向前发展。
方式创新:不是进行填鸭式教育,主要还是让学生独立思考、自行领悟,有时又是师徒反复论辨。总之,解疑的方式是不拘一格的。书院大师所采用的问难论辨式的教学方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其自学能力,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这比当时一般学校只是先生讲、学生听、呆板生硬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前进了一大步。
04开放精神
开放式自主办学、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自身,教学实行门户开放,听讲者不受限制。书院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一个书院有名的学者在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或外地慕名前来的学子都可以听讲、求教,而且受到欢迎,并给予周到的安排照顾。从而打破了官办学府关门教学的陋习,促进了学术交流。
朱熹的学生黄干在白鹿洞讲乾坤二卦,山南山北的人士都来听讲;王守仁在江西修廉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来听讲的人数,多到连讲堂都容纳不下;徐阶讲学“倾动朝野,相望于远近”;顾宪林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清代顺治年间,白鹿洞书院还设立了一项专款接待四方来求学者,并设专人负责接待。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书院的精神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开放的姿态,更具多元的熔俱了中国文化。各地方官商乡绅积极自主办学;书院不拘一格的风格,广博而极具人文色彩的情怀,牵引了清末民初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之等不少有识之士。他们在积极引进西学的同时,希望借传统书院精神来补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
四、古代书院的历史意义
宋、元、明、清时的著名书院,一般都是当时各地的教育中心,对推进所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教学与组织管理等方面还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形成了不少与官学迥然有别的特点,如把从事教学工作与进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不同学派可以在同一书院中讲学,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师生感情甚驾以及管理人员较少等。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教育遗产,而且也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总之,宋代以后出现的书院教育的组织形式,它与官学、私学形成鼎足之势,相互渗透,融合,有力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书院在古代文化教育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中国现当代大学的现状
近代中国大学实从西洋移植而来,深受近代西方大学重实用轻思辩的过于功利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近代的教育大家,力求汲取国外的大学模式为我所用,正如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蓄”的理念,取得了辉煌卓著的成就,将我国大学的发展改革推向一个新纪元。
但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根深蒂固地根植于中国的大学精神之中。照搬国外的体制,或是亦步亦趋,追随所谓的“潮流模式”,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自主性、创新性、独特性等诸多问题的重大教育改革命题。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民族精神”、“民族心灵”,以风姿绰约、昂首俊秀的中国气派来征服世界的眼光,依然需要秉承中国文化精粹的精神气质,依然需要挖掘泽被深远的古代高等教育的特色与魅力,去铸就新时代的中国大学。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核心其实就是“书院精神”。书院精神是复杂多元的。其精神要旨对我国现当代大学的建制与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本土的民族的,不单单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教育制度。
由于现代大学与时代和社会的功利精神趋近,灯塔角色、象牙之塔已被社会的物质腐气侵蚀。大学固守的薪火相传的理想主义受到干扰,开始从内部崩溃。“贩卖文凭”“诚信危机”“博士辍学”等现象让我们惊诧、震慑。而书院精神也在物质社会的洪流中轻易从理想中逃逸,拜物主义被奉为价值圭皋,大学的价值变得平庸,曾经高尚的书院情怀渐行渐远。
我们应当以人文精神的苏醒,来实现大学价值的重现。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能成为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大学应该着重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度的创造精神和能力,坚忍不拔的坚强意志,明确的社会责任感,人际交往中的容忍、宽容与合作精神,富有人类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等等。人文精神的重建,实质就是以书院精神的宏旨与弘扬,追求大学理想主义的良性发展,化腐朽为神奇,再造大学的光辉梦想与灵魂神韵。让“道”之精英与“器”之精英联合起来,守护大学的纯净、高尚、独立、自由、希望、价值均衡,人文情怀。
六、古代书院对现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01强调修身
中国的古代教育,非常重视德行教育,治学与修身紧密相连。现代的大学越来越注重学生本身的技能训练,而忽视教育学生做人的道理,完全把治学与为学割裂开来。因此,我国现代教育亟须借鉴古代书院的做法,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一个重要的思路,很有必要为学生们制定一些“学规”,以引导学生重视修身。
02学术研究和教学相结合
这是书院教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学制度的精华所在。最早的书院产生于官方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书院的创建者或者主持人大多数是当时一方有名的学者,他们把自己的研究和讲授结合在一起,讲授的内容就是他们自已的研究成果;同时,在讲学过程中对研究成果又进行完善和充实,并力争取得社会承认。他们一方面致力于自己的学派研究,建立自己的学派;另一方面收受生徒,使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后来的书院,几乎都是沿着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的。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书院,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著名学者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如南宋时期,书院研究和讲授的内容基本都是理学,讲授的学者大都是研究理学的。朱熹在福建、湖南、江西等地传播理学;陆九渊、吕祖谦等在江南地区讲学。明代的王守仁、湛若水以及他们的弟子,既是其学说积极的研究者,又是无日不讲学的教育家。
03书院教学以自学为主,质疑问难
这是书院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书院教士在教学方法上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以自学为主。书院大师面向生徒讲学,大都是提纲挈领,然后由生徒根据内容深浅自已体会。书院虽然也规定每年所学习的内容,但都很有弹性,并不死逼硬灌,也不强制执行,课程的进度可快可慢,都是根据生徒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的。
至于质疑问难,更是根据生徒领会钻研的程度来进行,不要求千篇一律。对于书院生徒所提出的问题,大师们也是有时解答得明白透彻,有时又只是略加揭示,主要还是让学生独立思考、自行领悟,有时又是师徒反复论辨。总之,解疑的方式是不拘一格的。
书院大师所采用的问难论辨式的教学方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其自学能力,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这比当时一般学校只是先生讲、学生听、呆板生硬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前进了一大步。
书院教学在注重学生个人钻研为主的同时,更重视对学生读书的指导。书院的许多名师都把指导学生读书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指导学生应读什么书,哪些先读,哪些后读,以及如何提高学习的效果等。清初的李在陕西关中书院讲学,在他订的会约中,把教学分为讲授与自修两部分,并分别订出详细的规程,其中十分重视对学生自学的指导。强调自学,以读书为主。
惠州西湖丰湖书院
书院大师虽然也给学生面授,但往往只是提纲挈领,由学生随其深浅自行领会。就像习语所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书院教学的最主要内容不是老师讲解,而是指导学生读书的方法。书院强调学生自学,并不是对学生不加任何鞭策或者过问,其管理的重要的措施就是“考课”,以督促学生把书读透读广。
书院还十分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点、难点,鼓励学生要善于提出问题并进行论辩。吕视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提出求学贵在创造,要自己独立研究,各辟门径,要超过习俗的见解,而有新的发明,他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主,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
书院特别强调学生读书要做日记,就是把每日所读书籍的心里疑惑,记在日记册中,然后加以整理、汇编。事实上,书院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已经参加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活动,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治学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04书院实行讲学,建立讲会制度
书院以讲学著称,大约可分为三种,其中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讲学又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进行学术传授的讲学。这种讲学是在书院内进行的,目的在于阐发儒经义蕴或学派的要领,一般都由大师主讲,如朱熹在白鹿洞传授理学;陆九渊在象山讲学;吕祖谦在明招山、张在岳麓书院都亲自主讲。大师们讲授的要点或写成讲义、或录为语录,如吕祖谦的《丽泽讲义》、陈亮的《经书发题》、朱熹的《语类大全》、陆九渊的《象山语录》等,都属于讲授性讲学的内容。
第二种是讲会式的讲学。目的在于相互探讨、争辩,或发挥一个学派的精义,或辨析不同学派之间的异同,这种讲学不一定都在书院内进行,但都属于学术性的。这是书院教学区别于当时一般学府的一个重要标志。
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是两个不同的学派,但在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成为不同学派在书院讲学的典范,首开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以后各书院讲学都标出自己的“话头”(即讲学宗旨),然后讲说,在讲学中,欢迎别人质疑问难,展开论辩,允许提问和探讨。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明代书院“讲会”很盛,各派到处讲学,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书院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东林书院、紫阳书院、还古书院、姚江书院的讲会最盛,并且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各书院的讲会都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宗旨、详细的规约、确定的日期、隆重的仪式和专门的经费开支等。
讲会制度不仅是书院的一种教学方法,以后还逐渐超出书院范围,扩展为社会的学术聚会,将书院的教学活动同社会上的学术活动结合起来,使书院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气氛,提高了教学水平,同时又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为地方的学术活动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学生参加讲念活动,开阔了眼界,增强了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对于提高书院的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都起着重要的影响。
第三种是宣教式的讲学。听讲人不限于书院生徒,目的在于为统治者起训官化民的作用。用宣扬纲常礼教,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来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随着清代汉学的兴起,这类讲学逐渐减少。
重视讨论,重视各种学术讲座,比如有展望性的、有思想性的、有知识性的或者是文艺性的,鼓励学生尽量多利用大学讲座这种可贵的思想财富,它对于提高个人文化素质非常重要。
05书院考课开卷,鼓励创新
考课是古代书院一种学业考核的制度。用考课来促进生徒努力钻研,写出论文,可以说是讲习的一种有效方法。
书院注重大师的影响,提倡生徒自学,一般不用考课方法。但到明代一些私立乡邑小书院,开始实行每月会文考试。到了清代,考课的书院数量增加,不仅小书院考课,大书院也考课,而且像紫阳书院一类的大书院,考课已成定规。
河南邓州花洲书院——范仲淹《岳阳楼记》诞生地
但书院的考课不都是考时文,也不全是铁定要接科场的办法,如关门闭户,限时限制,不许走动,搜查夹带,规定文体、字数,重誉考卷等,书院的考课是注重考查性的考课,即通过记日记,写记(即用日记薄把质疑问难之语、读书的心得及疑义记在上面)等方式进行考课,含有督促检查生徒学习情况的性质。
再从诂经精著等书院考课的实际情况看,书院的考课已有很多新意,如废除商户、糊名等不信任参考生徒的做法,同时,还宽限考试时间,不考时文、八股,考的是经史词章,天部、地理、算法等,而且又可以专精一艺,考时可以允许考生互相借阅书籍,互相传递条对以便参考,其实这种考课等于开卷考试。
或者通过作论文来进行考课,就是提倡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敢于发表观点不同的见解,而不以死记经籍文字为能,鼓励生徒创立新说。考课的课艺连同记所载内容,经院长、学长批改,成为学术性的文章,然后刊印成论文集,相当于出学报,使学术公开并得以交流。
凡此等考课的方法,不仅无伤于注重生徒深造自得的学习方法,而又收到了督促推动的效果,不仅不应厚非,即便是对现当代教育而言,也还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