榔头队长
伟哥听说要说阿涛的故事，站起来踢了文杞一脚骂道：哎，文杞，我们上学时，除了打架，就没有干过其它事吗？阿涛是伟哥的发小，一起在公安厅大院长大。一起当兵上学，虽然伟哥从心底里看不上阿涛的很多作法，但在所有场合他都会维护发小的声誉。
文杞无奈，张了张嘴，尴尬的表情瞬间消失，拍了拍腿转换了话题嬉笑着说：那年我们挖管沟，大疆那个货是榔头队队长，成员有平凡、洪斌、烂菜、老狼吧！
那段回忆快速的弹出我的记忆。
学校那年办公楼刚盖好，要从锅炉房挖一条一百五十米的管沟，管沟宽二米，深二米。如果是现在，大家绝对是掏钱雇一个挖机，平滩下来也没几个钱，当时学校没钱，自然靠我们这些强劳力。
大疆当年很牛逼的扛一把八磅的榔头四处转，哪里需要就冲到哪里，管沟的表面是一层二十公分的混凝土，大疆每次都是第一个带头轮榔头，那时候也没听说什么凿岩机之类的，二十多年前的工程质量绝对过关，以至牛逼哄哄的大疆把八磅榔头轮到一百八十度落点也只有一个小白坑。
大疆长的帅，像他妈，1.85米的个头，五官端正，性格豪爽，基本是女孩子多看他一眼，就会在心底唱王菲《传奇》的那类帅哥，用现在的网络用语就是：“高富帅”，他的帅气是一种男人成熟的美，成熟到当年我们把大疆叫老脸。
老脸的好处是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看当年的照片大疆还是那个样，没变样。大疆的出身绝对不好，因为他母亲是当年上海滩大户人家的大小姐，上海人。
解放后，公私合营，爷爷捐了所有家产，但文革期间家庭成分还是被定位为资本家，且被打倒。大疆小时候见过资本家爷爷，那是爷爷刚被批斗回来，大疆学着路人冲爷爷说了一声“呸”，被爷爷一掌巴打翻在地，爷爷还气恼的骂了一句：小瘪三，没教养。
还没懂事的大疆，尽然没哭。
他没哭，但他妈哭了，就为这事，母亲哭着抱着大疆回了新疆，再没回去过。母亲当年是上海支边青年。我见过气质最好的老太太就是大疆的母亲，这和当年的家教绝对有关系。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里，大疆的舅舅们已成了上海滩有名的大富豪，这可能于基因有关。
在我们上军校的那个时段已没有家庭出生之说了，所以大疆可以当榔头队队长。多数人没有轮过榔头，当然不知道轮榔头是一种多么痛苦的事，但大疆当年轮榔头轮的很有成就感，大疆把一个点轮成一条线，把一条线轮成一个面，把面揭开，平凡就可以一锤一大块。烂菜也跟着轮榔头，但那天晚上烂菜轮的尿血了，轮榔头这活太累人，我不知道大疆是不是也出了症状，但大疆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估计就是有症状也会闭口不言的。一天时间，我们队六十名学员把那条管沟挖好，我们的狮子校长都不由的竖起拇指夸这批学员太攒劲了，“攒劲”翻译成网络用语，应该是“给力”吧。大疆当年是我们队的旗帜，现在也是。
大疆成绩尚可，出风头时心理素质超好，所以有了那一次知识竞赛的夺冠。那个年代电视台基本每天都有各类的知识竞赛，基本我们都看，如果当年有网络，“回答正确，加十分”，一定是网络用语里，排名第一。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但每每打开电视娱乐节目都是选秀、找对象、唱歌、演小品。甚至还有在电视里为找一个富翁或者说是富二代，当着亿万观众出具“处女证明”的，真是道德之沦丧呀。
很多年没有在电视上看到知识竞赛之类的节目，可能是现在知识不重要了，脸蛋子、嗓子、票子更重要，我要声明的是，知识绝对不是学历。
那次知识竞赛是全省的，逐级进入决赛，我也是备选队员之一，坐在观众席当卧底。当电视的聚光灯对向参赛台时，我发现大疆头上也冒汗了。在一次次加十分和掌声中，大疆回答的越来越出色。而在观众席上，我、崔二健表现也绝对出色，在台上其它队回答出错的题，都是我们这些卧底正确的回答了。那次大疆出尽风头，学员队也出尽风头。以至于我们的狮子校长又一次竖起大拇指说：这批学员就是攒劲。校长很风光的面对电视摄像机侃侃而谈，强调在新形式下，培养警官要多才、多能、高素质等等等等，我们这些学员如何优秀等，回校后，校长很大气，给大疆记三等功一次，我们几个评了个优秀学员。校长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给那几个长面子的家伙一人再赏五十大洋。”
五十元钱相当于当年我们一个月的津贴。当然这笔钱不能私吞，后面一群狼掂记着呢。
大疆是智商情商都极高的人，就连我们队的“小偷”，都佩服的五体投体，大疆出身在伊犁，但基因里有上海“小资”的情调，什么时候衣服都熨的平平的，皮鞋亮亮的。
在学员队关于如何擦亮三节头皮鞋的讨论中，大疆的的发言是，皮鞋不光擦鞋油，还得擦雪花膏。
到现在只要大疆请同学吃饭我就来气，大疆点菜四红五绿的，色泽绝对漂亮，但中看不中吃，基本都是一人一筷子就完事那类。这可能是上海“小资”情调的基因在起作用。
“小资”的大疆胆略也超人，那年的伊犁事件，大疆在歹徒与警察的冲突中，第一个开枪，为此荣立二等功，这是后话。
而勺子阿涛的故事更是菲夷所思，阿涛情商高于智商，因勾引女兵，干到正连职就转业了，想着和那个女兵结婚，回乌鲁木齐后才知道人家嫁人了。阿涛转业那年分配到乌鲁木齐市一个业务局。有一次他心情不好，我陪他喝酒，他说：这社会上都什么人呀！没这样折腾人的，回来几年，再也找不到我们当年那种战友情，同学情了。
阿涛在那个新单位干的风风火火，组织拟提拨他当副局长，他那是个科级局，也就二十来人，组织部来人搞民主测评，前一天，阿涛请大家大吃一顿，每个人都拍着胸脯说：绝对给他打一票，包括女同事也拍胸脯。
第二天打完票，大家都到他办公室声明，绝对给他打票了，为了感谢同事们的支持，晚上继续请大家吃了一顿。
几天后组织部找他谈话，他以为有戏。结果部长告诉他，人缘太差，没通过，他只得了两票，没过半。
阿涛说他想哭，倒不是因为没被提拔，而是因为这些同事太不真诚。
我说：你哭吧！
阿涛说：自己给自己打了一票，另外一票还不知道是谁打的，他还谁都不能得罪。社会上的人咋都这样呢！
我想笑，笑不出来。陪着他说了一夜的话，他告诉了我那次和玉田打架的事，现在他想找人打架都打不出那种感情、那种效果了。
说完，他爬在桌上大哭，并骂着：狗日子的玉田，啥时候能来新疆，我们再打一架撒！哥们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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