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地区出土战国玻璃珠饰初探
湖南地区出土战国玻璃珠饰初探
赖晓兰
一、中国古代玻璃简述
在汉代以前，对玻璃的称呼有“璆琳”、“陆离”等，人们只是将玻璃看成和玉一样的材料，用琢玉的方法来制作仿玉的装饰品，大多作为组玉佩中的构件（特别是两周时期），也有少量作为单独佩饰，如组成串作为手链或项链。汉代开始出现“璧琉璃”、“瑠璃”的称呼，也开始制作一些简单的玻璃器皿，如杯、碗、盘、盒以及殉葬品蝉、塞等，主要还是以仿玉礼器及仿玉装饰品为主。晋代开始直至明代又有称“药玉”，元代又有称“罐玉”，明清宫廷正式称玻璃，民间却称料器，直到现代人们才重新确定了“玻璃”的含义，不再有其他名称与玻璃同时指代这一材质的情形了。
玻璃一词其实是外来语，很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因为当时出现了“颇黎”一词。可以明确其已出现是在宋代，因为“宋代文献中开始出现'玻璃’与'玻瓈’、'琉璃’同用的情况”[1]。此后，玻璃一词逐渐普及。
“我国玻璃的起源暂定于殷末先周时期，距今约3100年，是以冶炼青铜的矿渣混合氧化铝硅低温熔炼而成，是含有铅钡的早期玻璃”[2]。“中国境内最早的玻璃珠是新疆拜城克孜尔出土的，是属于吸收了古代西方制造玻璃的方法和玻璃成分配方在当地制造的，时间在西周末春秋初。”[3]（图一）
图一 青铜时代晚期（前11世纪至前7世纪）玻璃珠拜城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虽然目前发现的西周早期玻璃制品都是单色的珠和管，出土量非常少，到了东周时期不再大量生产，到秦汉时根本不再生产，但从相关检测我们可以知晓，至战国时期，国产玻璃制品成分中铅钡含量大大增加，“中国最早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器是安徽亳州出土的半透明'眼’珠，属于春秋末战国初。这类玻璃大部分出自于湖南”[4]。
的确，从“湖南出土珠饰研究”课题组梳理出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湖南地区出土的仅战国蜻蜓眼式玻璃珠就有240余件，加上素面的玻璃珠及其他形状（如玻璃环、玻璃管等）的玻璃珠饰则数量更大。通过成分检测，其中虽有西方传入的，如“M1955（90长浏M17）出土的蓝色小珠和30眼玻璃管，不含铅钡，而为钠钙玻璃。此墓年代较早，且正位于浏城桥高级贵族墓区，这些玻璃珠可能是从西方传入的”[5]；“1952黄泥坑（乙）M093出土的一件战国玻璃珠，高0.3厘米，直径0.6厘米，孔径0.4厘米，扁圆形，中有穿孔，光素无纹。经用激光分析，成分中有大量硅，中量铁，还有钠、钙、镁、铜，而不含铅，钡仅微量，说明此非我国自制铅钡玻璃”[6]（图二）。但这些玻璃珠大部分还是中国自制的，虽然有些没做成分检测，但从其蚀变状况来看，也应该是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
图二 战国 玻璃珠
“中国内陆最早的自己制造的有特色的玻璃起始于战国早、中期，玻璃主要成分为K2O-CaO-SiO2（钾钙硅酸盐）系统。到战国中、晚期一直到汉朝，以PbO（氧化铅）-BaO（钡）-SiO2（硅）玻璃系统为主，大部分制作于长江流域，如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地。”[7]可见湖南地区出土的战国玻璃与我国西周玻璃是有紧密继承关系的，也可见从战国时期开始，湖南就是全国玻璃制品的生产中心之一。这240余件蜻蜓眼玻璃珠大部分出土于长沙，可见湖南地区玻璃制品的生产中心就是在长沙，长沙也就是全国玻璃制品的生产中心之一了。但中国古代玻璃是低温铅钡玻璃，它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质脆易碎、不耐高温、不适应骤冷骤热变化。因此，它在清代以前没能成为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品，而主要是作为装饰品。
湖南地区出土的玻璃器也是以装饰品为主，时代为战国至清代，以战国至两汉最多[8]。本文仅对湖南地区出土的战国玻璃珠饰进行梳理，对其形制、纹饰、用途进行分析。
二、湖南地区出土的战国玻璃珠饰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湖南地区出土的早期玻璃珠饰年代多为战国时期，品种有珠、管、环等，其中以珠、管的数量最多。珠、管既有素面的，也有蜻蜓眼的，其中蜻蜓眼玻璃珠、管占绝大多数。环分为素面环和谷纹环两类。
素面玻璃珠、管（图三），颜色多样，有蓝色、白色、浅蓝、紫蓝、深蓝、天蓝、孔雀蓝、翠绿、浅绿、湛蓝等。如1984年津市新洲邵家咀M50发掘出土的绿色玻璃管，长2.3厘米，直径0.7厘米，呈圆管状，中间有穿孔，表面光洁[9]。这说明湖南地区古代的玻璃工艺大师们不仅能将玻璃制作成玉的形状与质感，而且对玻璃着色剂的掌握也非常熟练了。
图三 战国 绿色玻璃管
图四 战国 玻璃环
玻璃环数量不多，可分为谷纹环和素面环两类。《长沙楚墓》记载有18件[10]。发表资料的另有益阳、郴州、衡阳等地的零星几件。如1952年长沙颜家岭M932出土1件，半透明，蓝色，内缘较高，边不平整，不甚圆，饰四圈谷纹[11]；1977年湖南益阳县赫山庙出土2件谷纹环，深绿色，正反两面均匀布满微凸的谷纹，内外缘皆以细弦纹作轮廓线，小巧精致[12]。1955年长沙丝茅冲AM6出土1件，深蓝色，双面饰三圈谷纹[13]。1954年衡阳公行山战国墓M60出土1件谷纹环，色青绿，直径3厘米[14]。1997年郴州马家坪湘运公司工地M12出土1件谷纹玻璃环，直径4厘米，孔径2.4厘米，边厚0.4厘米，呈蓝绿色泽，圆环形，中有大孔，内外缘各饰凸弦纹一周，两面均有谷纹三周[15]（图四）。素面玻璃环也不常见，《长沙楚墓》一书记载有2件[16]，其中之一是1953年长沙棺材塘M11出土的，米黄色，边有小齿，一面光亮，另一面粗涩，断面近梭形，有一面中间平，两侧有斜坡[17]。1958年长沙子弹库地质子弟学校M9出土的玻璃环，直径3.2厘米，边宽0.75厘米，绿色，素面[18]（图五）。2001年郴州三里田燕子小区工地M5出土2件玻璃环，素面，乳白色，环形，扁平，中有一大圆孔，内外缘收杀，横断面作菱形，直径3.1厘米，孔径1.7厘米，厚0.2厘米[19]。
图五 战国 绿色玻璃环
图六 战国 镶嵌玻璃珠（蜻蜓眼） 河南淅川徐家岭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蜻蜓眼玻璃珠、管数量较大，形状有球形、扁球形、算珠形、圆柱形、短圆柱形等，胎体有透明、半透明和不透明三种；大多是组玉佩中的部件，少量作为手串或项链使用。
“中国最早的镶嵌玻璃珠（蜻蜓眼）出土于河南淅川徐家岭和湖北随县擂鼓墩墓地，年代属战国初期。”[20]（图六）湖南地区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与中国最早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为同一个大时期。据赵德云在《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一文中统计称：“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有近千件之多，时代上可能至西周，下至两汉。东汉以后，仍有零星发现，但已不属于同一发展序列，或是传世品，或另有来源”[21]。湖南地区虽然暂未发现西周时期与两汉时期的实物，但是其战国蜻蜓眼玻璃珠的出土数量占了全国总出土数量的五分之一多，且种类丰富，足以让湖南地区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在研究中国古代与西方文化与技术的交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湖南地区出土的战国蜻蜓眼式玻璃珠外形皆为球形类，大多略扁或略方，极个别为短圆柱体；尺寸较小，直径一般在2厘米左右，大多为1-1.5厘米；蜻蜓眼的数量有 3、4、6、8、9、12、15、18、20、24、30眼等。经专家对其成分测试，既发现有钠钙玻璃（又称西方玻璃），又有铅钡玻璃和钾钙玻璃（也称中国式玻璃）。由于蜻蜓眼式玻璃珠都是手工制造的，随意性较大，很难找到两件一模一样的。本文参考赵德云先生的分类方法[22]，按其“眼睛”的制造工艺与形状分类法来进行介绍。根据目前所梳理的资料，湖南地区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大致可分为以下七大类型：
1. A型：层状眼珠
层状眼珠的制作方法大概是将不同颜色的玻璃料滴在母体上，如水波荡漾开去形成一层层的圆形，最中间的颜色最深，代表“眼珠”，外圈形成眼眶，层数最少的1层（可称单环），最多的有十几层（可称多环），以3层为多。根据眼睛“瞳孔”的位置不同，可分为同心圆纹层状眼珠和离心圆纹层状眼珠两个亚型。Aa型“瞳孔”位于眼眶正中，Ab型“瞳孔”位于一侧。
Aa型为同心圆式，即“眼珠”位于眼眶正中。如1965年湘乡牛形山155处工地出土的一件三环状蜻蜓眼玻璃珠，直径1.5厘米，略呈球形，中有穿孔，为同心圆纹层状蜻蜓眼珠，是在深蓝色玻璃表面嵌入蓝白两色相间的三环圆圈眼珠纹，呈三只一组的斜向排列的蜻蜓眼[23]（图七）。目前学术界认为这种蜻蜓眼玻璃珠与西亚伊朗高原的关系最为密切。这种类型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也是最常见、最普遍的。
图七 战国 蜻蜓眼玻璃珠
图八 战国 蜻蜓眼玻璃珠
Ab型为离心圆式眼珠，即“眼珠”位于一侧，如人目斜视，显得调皮又可爱。如1965年湘乡牛形山155处工地出土的一件蜻蜓眼玻璃珠，直径2.3厘米[24]（图八）。目前战国早期墓中暂未发现这种形式的眼珠，很有可能是到了战国中晚期才开始出现这种“斜视”眼。
2. B型：圆斑状眼珠
其制作方法是将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料滴在母体上，或将玻璃料滴加工成适当形状后嵌入未凝固的母体，然后修整齐平。其特点是“眼”整体仅为一种颜色的玻璃料，根据形成的“眼珠”是否与母体齐平，可分为平齐圆斑状眼珠和突出圆斑状眼珠两式。目前湖南仅见1例平齐圆斑状眼珠，为2002年里耶麦茶墓地M73出土，直径1.15厘米，内径0.5厘米，厚0.6厘米[25]（图九）。
3. C型：套圈状眼珠
即一个大圆圈中套若干小圆圈。小眼分组置于特定颜色的区域，小圆圈的数量似有定规，通常为6个或7个，也有3个、5个的。其中一个位于中心，其余环绕置于周围，在收藏界常被称为“六星纹”和“七星纹”。1975年湖南湘乡牛形山M1出土2件，直径1.2-1.8厘米，即为此种形制[26]。目前学术界还是较倾向于认为其与西亚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但也不排除中国独立制造的可能性。
4. D型：几何线间隔眼珠
用连珠点纹或直线纹或绳纹形成三角、椭圆、圆等形状，将珠体上的眼珠分隔开，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小单元。这类蜻蜓眼玻璃珠湖南出土较多，长沙、湘潭、岳阳、益阳、张家界、怀化、郴州、永州、湘西等地市均有出土。如1956年长沙左家公山M41出土的玻璃珠即为此种形制[27]，其成分为铅钡玻璃。关善明认为：“这种类型只见于中国。”[28]安家瑶也指出：“中国工匠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它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29]因此，可以认为这种类型的蜻蜓眼玻璃珠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可能是中国工匠在不了解传入品原有寓意的情况下，在伊朗传来的同心圆纹眼珠造型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发挥。
5. E型：嵌环眼珠
将颜色不同于母体的玻璃环嵌入母体，形成眼眶，环内的母体即成眼珠。这类珠在湖南出土不多。1965年湘乡牛形山155处工地出土的一件蜻蜓眼玻璃珠，直径1.8厘米，是在蓝色玻璃母体上嵌入黄白色玻璃液制成的细条，嵌入母体中，呈环形，形成眼眶，环内的蓝色母体玻璃形成眼珠[30]（图十）。
6. F型：镶嵌玻璃料卷眼珠
其制造方法是在母体上滴上大滴的玻璃料，在其周围镶嵌不同颜色玻璃料条裹成的卷，形成眼眶的同时，又多少具有睫毛的效果。国外学者艾森简称之为“镶嵌料卷”（Inlaid Coil）。目前国内此类珠仅澧县新洲M1发现1件，长径1.7厘米，短径0.8厘米，厚0.8厘米[31]（图十一）。有学者认为，这特殊的一类应是外来传入的，“其源头应是古埃及”[32]。
图九 战国 蜻蜓眼玻璃珠
图十 战国 蜻蜓眼玻璃珠
图十一 战国 蜻蜓眼玻璃珠
图十二 战国 几何纹蜻蜓眼玻璃珠
7. G型：组合型眼珠
表面与珠体相平或不相平，是将多种装饰手法集于一个珠体上。如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1994年长沙市复兴街商业网点M1出土的1件，直径2厘米，高2厘米，珠体呈短圆柱体，中一穿孔，珠体装饰有七星纹蜻蜓眼、几何形间隔蜻蜓眼、同心圆斑状和离心圆斑状蜻蜓眼等多种纹饰，色彩鲜艳，非常精美[33]（图十二）。
另外，还有一些出土时已残损的蜻蜓眼玻璃珠，其母体与其上的装饰脱落，比较难以分辨其类型，所以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湖南地区出土的战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目前经过检测的既有国外的钠钙玻璃珠，也有国内自制的铅钡玻璃珠。前者如1990年长沙市浏城桥M2出土的玻璃珠，“经激光分析，成分中不含铅，钡仅有微量，且含有大量的硅和铁，还有钠、钙、镁和铜，说明此件并非我国自制的铅钡玻璃”[34]。后者如“长沙楚墓中出土的玻璃璧、蜻蜓眼玻璃珠等，有10件做过成分测定和光谱分析。测试结果表明，这些玻璃器中有8件含有大量的铅和钡”[35]。
无论是外来品还是本土自制品，这类玻璃珠均出土于等级较高的墓葬中，这说明其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除了湖北随县擂鼓墩墓一次性出土上百件之外，其余墓葬都只有少量出土，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出土的这些中国式蜻蜓眼玻璃珠，至少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其一，西方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传入中国后促进了中国玻璃制造业的发展，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产生了共鸣与融合。其二，随着中国玻璃工艺的发展，到战国时期，中国工匠制造出了与西方成分不同、外观上却毫不逊色的中国式蜻蜓眼玻璃珠，并且纹饰更加丰富、更加具有东方文化元素。东西方文化与技术的交流在这些小小的蜻蜓眼玻璃珠上得以完美展现。
蜻蜓眼玻璃珠发源于西亚，当地人崇尚“眼睛文化”，相信眼睛能够避邪，故制造出眼睛纹的玻璃珠，主要成分是钠、钙。湖南出土的早期以钠钙系统为主的蜻蜓眼玻璃珠通过商业贸易传到印度、越南、缅甸等南亚、东南亚地区，再通过民间的来往辗转通过我国的云南、两广地区进而到达楚地。西亚蜻蜓眼玻璃珠传入中国后，被以好巫著称的楚人所接受，并很快仿制出来，但其主要成分是铅、钡。
[1]赵永：《琉璃名称考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5期，第63页。
[2]杨伯达：《西周至南北自制玻璃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5期总第109期，第31页。
[3]干福熹：《玻璃和玉石之路——兼论先秦前硅酸盐质文物中的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5卷第4期，第6页，2009年12月。
[4]董俊卿、李青会等：《蚌埠双墩一号墓和三号墓出土玉器及玻璃器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第173页。
[5]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第516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6]湖南省博物馆资料。
[7]干福熹：《玻璃和玉石之路——兼论先秦前硅酸盐质文物中的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5卷第4期，第9页，2009年12月。
[8]详见喻燕姣、王卉：《湖南出土珠管类饰物概述》附表，《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一辑，第252-282页，岳麓书社，2014年；喻燕姣：《湖湘出土玉器研究》第六章第二节仿玉风格的玻璃器，第307-335页，岳麓书社，2013年。
[9]澧县博物馆资料。
[10]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第337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11]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第338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12]喻燕姣：《湖湘出土玉器研究》，第319页，岳麓书社，2013年。
[13]喻燕姣：《湖湘出土玉器研究》，第320页，岳麓书社，2013年。
[14]周世荣编著：《湖南古墓与古窑址》，第19页，岳麓书社，2004年。
[15]郴州市博物馆资料。
[16]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第338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17]喻燕姣：《湖湘出土玉器研究》，第320页，岳麓书社，2013年。
[18]湖南省博物馆资料。
[19]郴州市博物馆资料。
[20]干福熹：《玻璃和玉石之路——兼论先秦前硅酸盐质文物中；的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5卷第4期，第6页，2009年12月。
[21]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2期，第181页。
[22]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第56-66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23]湘乡市博物馆资料。
[24]湘乡市博物馆资料。
[25]湖南省考古研究所藏。
[26]陈建明主编：《湖南省博物馆》，第146页，中西书局，2012年。
[27]陈建明主编：《湖南省博物馆》，第146页，中西书局，2012年。
[28]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第24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
[29]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世界出版社，1996年。
[30]湘乡市博物馆资料。
[31]湖南省考古研究所资料。
[32]赵德云：《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2期，第207页。
[33]王立华主编：《长沙馆藏文物精华》，第101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
[34]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第342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35]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第51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文物天地》 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