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思想荟萃——朱良春教授
国医大师是中医药行业的最高荣誉，是从全国中医药系统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药(包括民族医药)人员中遴选出来的，均为省级名中医或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同时还要具备品德高尚，获得社会广泛赞誉;为发展中医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中医药理论造诣深厚，学术成就卓越，在全国及行业内具有重大影响;从事中医临床或中药工作50年以上，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声誉等条件。
朱良春（1917.08-2015.12)，男，汉族，江苏省镇江市人。首届国医大师。
*朱良春现象*
∎1934年，朱良春因为患肺结核休学一年，完全用中医药治疗了近一年，终于获得痊愈。这一年，对于一个勤学上进的17岁青年来说，实在太长了。然而，他并没有被疾病所吓倒，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医治疾病的事情上，而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最后决定放弃商业中学的学习，转而学习中医，要“济世活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也是中医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久病知医”、“久病成医”历史佳话的又一次再现。
∎“朱良春现象”为我们揭示了中医临床疗效的巨大魅力。中医药临床疗效的切身体验对一个人影响非常之大，直接影响他对中医药的基本态度。我们的时代呼唤涌现出更多的“朱良春现象”!
1.精研典籍，化古为今
传统医学具有继承性，没有继承就没有发扬，而学好经典著作，则是必备的基本功。先生反复强调:“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谆谆教诲，用心良苦。
中医学的根基在于经典著作，后来医学的发展源于经典。它揭示了中医学的内在规律，示人以规矩准绳，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古人以为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譬如我们言人的生理、病理离不开阴阳;言疾病的发展、变化莫逃乎六经，故经典为后人所宗。但经文的含义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的医家都可以加以演绎，赋予新意。例 如《伤寒论》的六经，与《素问·热》六经主证不同，说明仲景对六经的含义另有误解，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学者当知通权达变。
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研读经典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探索中医的本源，从中获得启示，破解今天的难题。例如先生根据《内经》“肝开窍于目”之说，用养肝明目之品治疗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根据《神农本草经》菴闾子主“五脏瘀血，腹中水气”，用其治疗肝硬化腹水;根据《神农本草经》泽泻“久服耳目聪明……延年……轻身”之说，用其降脂减肥、延缓衰老，等等。
《神农本草经》凝聚了先民识药知性的智慧，为仲景制方用药之所宗。陶弘景谓:“此书应与《素问》同类，但后人更多修饰之 耳。”( 《本草经集注》) 是以后之研究本草者奉为圭臬。但学习《神农本草经》，非潜心研究、反复体验难明其奥。例如热痹的处方用药，《神农本草经》给人以启发。《素问·痹论》以“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据此推勘，温散、温通、温化应为大法。《神农本草经》所载，味苦、性寒的地骨皮、天冬，一主“周痹风湿，久服坚筋 骨”，一治“诸风湿偏痹”。味甘性平的石斛，能“除痹下气”，盖风能化热，湿能化燥，苦以坚之，寒以清之，甘以润之，无不可用于热痹的证治之中。味辛性寒的磁石，《神农本草经》亦称其主“周痹”。何谓周痹?《灵枢·周痹》言:“周痹者，在于血脉之中，随脉以上，随脉以下，不能左右，各当其所。”乃邪在血脉之中，与正气交争使然。因其随血脉周遍于身，故曰周痹。磁石辛通关节，寒以清热，又能坚筋壮骨，故可用之，而其所主之周痹当属热痹无疑。然而，先生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他用咸寒的寒水石以疗热痹，并认为其功用胜石膏一筹。盖石膏能清气不能凉营，寒水石能清血脉中之热，与《灵枢》“邪在血脉之中”之旨吻合，这确属别开生面，是一个创见。在他自拟的“乌桂知母汤”中，以寒水石伍知母，配合桂枝、制川乌、制草乌以疗热痹，收气营两清、宣痹通络之效。何以要咸寒配合辛温? 盖痹证多夹杂之邪，热中有化而未尽之寒，络中有伏而未透之热，正宜寒温兼施，两调其平。至于临证之际，如何视寒热之多寡，病证之进退，权衡寒、温药量之孰轻孰重，又在医者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了。
从辛温到苦寒、甘寒、辛寒，乃至咸寒,又以咸寒与辛温并举，先生发展与丰富了痹证的证治，给后学启迪良多。时至今日，经典依然如源头活水，为医者创新提供不竭的灵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2.辨证辨病，开辟新境
“证“是中医学特有的概念，是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对其脉证进行综合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概括出来的诊断结论。中医学强调辨证论治，随证立法，因法制方用药，体现了理法方药的一致性。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人对微观的“病”认识尚嫌不足。章次公先生云:“仅靠目察、耳闻、口诘、指按，很难推断出绝对无误的实证。”这里的“实证”，意指真实可靠的凭据。因此要借助现代的诊断方法以济其不足，任何臆测与悬揣都是不可靠的，唯此实证精神才能推动中医学的进步。
早在1962年，先生就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主张，并就此撰写专文，发表于《中医杂志》。这不仅与章先生提出的“双重诊断，一重治疗”一脉相承，也更具体、更深化了。嗣后，这一主张为 学界普遍认同，这为传统中医的诊断模式注入了新的内容。临证力求确认，避免误诊与漏诊，医者也能从“证”与“病”的不同角度来探寻病源，知其所以然，也为疗效的判断提供了客观的指标。这一主张带来了处方用药的革新，不仅针对证候，还可以兼采针对“病”的特效药灵活组方。通过反复的实践与验证，从个性中发现共性，为科研与开发新药提供信息与资源。
但是，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如果仅辨病不辨证，或在辨病的基础上分几个证型对号入座，就会把活生生的辨证变成僵化的教条，导致中药西用，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事实上，不仅古人不能知今病，即使今人也不能尽知今病。先生精辟地指出:“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乃是辨证论治的再提高。可见不知“病”则心中无数，舍弃辨证则治疗无据，肯定或否定“病”和“证”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探索临床证治的规律才能相得益彰。
3.识见精邃，创立效方
方剂不是药物的杂乱堆砌，而是建立在严密的法度之上的。章太炎先生云:“知药不知方者，樵苏之流也;知方不知法者，药肆之技也。”(《医术平议》)深谙药性，明乎法度，紧切病证，药无虚设，效方始立。
一般说来，疾病的初起以祛邪为急;中期正气渐伤，扶正与祛邪兼顾; 末期正气已衰，扶正固本是务。然而先生治疗痹证，认为“即便初起，也要充分顾护正气”。其治风湿痹痛始作，一般不用防风汤、羌活胜湿汤之类。自拟“温经蠲痛汤”(当归、熟地黄、淫羊藿、桂枝、乌梢蛇、鹿衔草、制川乌、甘草)，及早采用益肾通督、强筋健骨之品，打破常规，识见不凡。清代医家周学海云:“新病兼补久病专攻”“新病邪浅，加补气血药于攻病中，故病去而无余患。若久病正气受伤，邪已内陷，一加补药，便与邪值，而攻药不能尽其所长矣。”(《读医随笔》) 风湿痹证初起，邪未内传，脏气未伤，骨质未损，先生及早运用扶正之品，正是周氏“新病兼补”之意;后期脏气已伤，病邪深入骨骱，先生用虫蚁之品搜剔，正是周氏“久病专攻”之意。
先生的处方用药体现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思想，创立的新方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如以养正消积法治疗慢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化的“复肝丸”，以益气化瘀法治疗慢性肾炎之“益气化瘀补肾汤”，以健脑灵窍法治疗脑震荡后遗症、老年痴呆症之“健脑散”，以消补兼施、通塞互用法治疗慢性痢疾及结肠炎之“仙桔汤”，等等，均历验不爽。仙桔汤(仙鹤草、桔梗、乌梅炭、广木香、甘草各、木槿花、炒白术、白芍、炒槟榔),方以仙鹤草、桔梗为主药。仙鹤草味辛而涩，有止血、活血、止痢作用，别名脱力草，江浙民间用治脱力劳伤有效，具强壮作用。此方用之，取其强壮、止泻之功。桔梗一味，《金匮要略》排脓散用之，以治滞下后重，是此药之活用。木槿花擅治痢疾,《冷庐医话》赞其效著，此方取其能泄肠间湿热;久痢脾虚，取白术补脾助运;肠间湿热逗留则气滞，木香、槟榔调之;湿热伤营，白芍和之;久痢则下焦气化不固，少少用乌梅炭以固之;甘草调和诸药。合而观之，桔梗伍槟榔，升清降浊;槟榔伍乌梅炭，通塞互用;木香伍白芍，气营兼调。此方无参、芪之峻补，无芩、连之苦降，无硝、黄之猛攻。盖肠道屈曲盘旋，久痢正虚邪伏，湿热逗留，一时不易廓清。进补则碍邪，攻下则损正，正宜消补兼行，寓通于补方能切合病机。此类方剂与历代名方相较，毫不逊色。
先生对急性热病的治疗，提出“先发制病”的论点，旨在从各种热病的特性出发，见微知著，发于机先，采用汗、下、清诸法，从而控制病情的发展，达到缩短疗程、提高疗效的目的。如他擅用“通下疗法”治疗热病重症即是其例。在乙型脑炎极期，邪热炽盛，神昏惊厥，喉间痰如拽锯，有内闭外脱之虞。先生采用“夺痰定惊散”(炙全蝎、巴豆霜、犀黄、硼砂、飞朱砂、飞雄黄、陈胆星、川贝母、天竺黄、麝香)，取巴豆霜迅扫膈上痰涎、开气道之闭塞、下胃肠之壅滞，配合全蝎熄风定悸、弄痰解毒，伍入镇惊、清热、涤痰、开窍之品，以应其急。药后患者排出黑色而夹有黄白色黏液的大便，即痰消神苏，转危为安。不仅病在阳明可下，病在上焦亦可通闭解结，启上开下，给邪热以出路。先生用通下疗法意象超然。
4.多诊识脉，屡用达药
“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褚氏遗书》)为医者很高的境界，唯有通过反复的临床实践才能确切地辨识病证，深明药性，用之不殆，先生正是这样的临床家。关于痹证，先生对舌诊、脉诊的临床意义作出这样的归纳:“舌苔白腻而浊者为湿盛，宜侧重燥湿以通络;如兼见浮黄者为湿热，因浮黄提示湿将化热，当祛湿清热并进;苔白腻而质淡者寒湿，可放胆用乌头、附子温经散寒; 不论舌苔如何，凡舌质红者，均为阴虚、血热之征，需参用凉血顾阴之品;如舌边见瘀斑或衬紫者，均应加入化瘀通络之剂。在脉象方面，湿胜之脉，多沉细而濡;湿热之脉则缓大而濡数;脉浮缓湿在表，沉缓湿在里，弦缓为风湿相搏;虚弦为寒湿郁滞;脉沉而细为中湿、为湿痹、为阳虚;阴虚者多见弦细，有时带数;夹痰者每见濡滑，夹瘀者则见濡涩。”条分缕析，非积验历久者不能道。经过反复的实践，先生创制了“益肾蠲痹丸”以治顽痹。此方益肾壮督治其本，蠲痹通络治其标，以植物药与虫类药相结合，不仅适用于类风湿关节炎，且对慢性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增生性脊柱炎、坐骨神经痛等亦有确切的疗效。此方能调节免疫功能，增强机体抗病反应，阻止骨质破坏之进展，并使其部分得到修复，对类风湿关节炎这一医学难题是一个突破。
疼痛、肿胀、僵直拘挛为痹证的三大主症，先生畅谈其用药经验，值得珍视。例如疼痛，他认为风痛轻者宜选独活，阴虚血燥伍以养阴生津之品。游走作痛可用海风藤，重症则用蕲蛇，寒痛以川乌、草乌、附子、细辛温经定痛为要药。或单用，或并用，伍以他药，随证制宜。湿痛则以生白术、苍术、熟薏苡仁、制附子配合应用为佳。考《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典籍，不乏以薏苡仁、附子相伍，治疗湿痹屈伸不利之良方，则先生的经验渊源有自。热痛可用白虎加桂枝汤随证出入，自拟之“乌桂知母汤“亦在选用之列。至于瘀痛，先生对虫类药研究有素，取蜈蚣、全蝎、僵蚕、虫之属，搜剔深入骨骱之痰瘀，通络定痛，更是得心应手。并认为生南星专治骨痛，值得引用。章太炎先生有“下问铃串，不贵儒医”之说，先生同样重视民间验方，注意发掘愈疾之特效药作为辨证论治的补充。如葎草之通淋利尿;虎杖之宣痹定痛;蒲公英之消痈散肿均历验不爽; 一枝黄花之疏风清热，可供时感高热之需;接骨木之活血消肿，堪作痛风泄浊镇痛之用;豨莶草之祛风活血，移用于黄疸邪毒稽留之症;穿山龙之祛风除湿、活血通络，常用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病证的治疗，等等。
5.擅治顽痹，巧用虫药
先生善用虫类药蠕动之力和啖血之性治疗顽固性痹证，开创了“以虫治痹”的先河。
先生认为痹证的发生多有肾阳先虚的因素，肾督统一身之阳，肾督亏虚，则卫阳空疏，卫外失固，风、寒、湿诸邪乘虚袭踞经隧，气血为邪所阻，壅塞经脉，留滞于内，深入骨髓，胶着不去，痰瘀交阻，凝涩不通。故而确立了“益肾壮督治其本、蠲痹通络治其标”的治则。临床根据虚实轻重，攻补兼施，或先补再攻补兼施; 或以补为主配伍祛风、散寒、逐湿、和血、通络等祛邪之品。因顽痹病邪深入经隧骨骱，非一般祛风寒湿药所能宣达，先生常配合血肉有情之虫类药物搜剔窜透，取其飞灵走动之性。先生一方面根据虫类药的功能特点，取其特长，另一方面又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巧与它药配伍，以协同增效。例如:寒湿盛者用乌梢蛇、蕲蛇，并配以制川乌、川桂枝;化热者用广地龙泄热通络，并配以寒水石、葎草;夹瘀者用僵蚕除风化痰，并配以胆南星或白芥子;夹瘀者用地鳖虫破瘀开结，并配以桃仁、红花;四肢关节痛甚者用全蝎或蜈蚣搜风定痛，并配以元胡或六轴子(剧毒药);背部疼痛剧烈而他处不痛者,用九香虫温阳理气，并配以葛根、秦艽;关节僵肿变形者用蜂房、僵蚕、蜣螂虫透节消肿，并配以泽兰、白芥子;病变在腰脊者用蜂房、乌梢蛇、地鳖虫温肾行瘀通督，并配以续断、狗脊等。
摘录：[1]朱步先,朱建华,朱婉华. 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J]. 中医药通报,2016,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