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迪斯雷利时代的保守主义 | 弗兰克·奥高曼
年轻时代的索尔兹伯里
按：作者弗兰克·奥高曼（Frank O’Gorman，1940～），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代表作《漫长的十八世纪：1688-1832年英国政治与社会史》，编有《英国保守主义》、《埃德蒙·柏克的政治哲学》。本系列译自他为《英国保守主义》所写的长篇导言，分十二小节，本文为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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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皮尔，迪斯雷利更加浪漫主义，也更有远见，但他仍反复宣扬着同样的信息：必须适应工业化新时代，但不忽视古老的价值。迪斯雷利的保守主义标志着对土地利益集团那种旧的高举“教会与国王”的托利主义的摒弃，过渡到土地与工业、政府与专家、尤其是阶级与阶级的一系列联合上。迪斯雷利的行动在多大程度配得上他的雄心，他的信念能支撑他走多远，不是我们目前所要讨论的。他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赋予保守主义一种新的内容和方向——“托利民主”、“一国”（One-Nation）、“帝国主义”——但又总是强调传统的社会稳定力量。研究英国政府的历史学家可能会一针见血地揭示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承诺与实践的矛盾，但观念史学家则指出，迪斯雷利主义的理念与设想在1881年他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发挥着持久的力量。这决非浮泛的溢美之词，而是得到证明的：保守党最终成功适应工业社会，并同时吸引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历史学家正确地观察到，无论在任的保守党领导人行为多么像皮尔，但他们总是唤起迪斯雷利的愿景来吸引大众。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保守主义是对民主制稳步前进的一种意识形态反应：1867年改革法案，紧接着就是1872年的秘密投票法案、1883年的腐败行为法案、1884年改革法案和1885年的席位重新分配法案。正如老自由党人古德温·史密斯（Goldwin Smith）在1893年指出，“秉持君主政体与世袭的上院能确保英格兰的稳定与安全这样的信念，英格兰陷入了比美国更肆无忌惮的民主政治中，而后者的环境本来更为凶险。”不过这也不是什么自相矛盾，保守党此时已变成一个执掌政府的政党：自由党1886年在爱尔兰自治运动问题上分裂，使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那种城市的自由党统一派（译注：自由党内的一派，因主张英格兰和爱尔兰统一而得名）归入索尔兹伯里那种土地与乡村的保守党。一个财产所有者的保守主义联盟就这样成立了。
因此，索尔兹伯里的保守党自然就成了政府执政党，一直到1906年自由党再次获胜。这个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想是一种高度精英主义、不平等的、维护土地与商业之体制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个体制正迅速地适应工业资本主义。在旧的秩序、习惯与制度（包括一些不那么旧的）的壳子里，新的社会与经济组织被整合进建制。此时，中产阶级开始涌入保守党，尤其是在某些地方，而且不仅是工业资产阶级，还有乡村资产者、白领职业团体。他们中很多人自认为是土地贵族。因此，这对旧秩序来说是一个回暖。对这个国家古老制度自满的、甚至常常过度的颂词司空见惯。
（索尔兹伯里勋爵，1886年）
索尔兹伯里勋爵，1885年至1902年的保守党领袖，跟很多人一起决心捍卫这些制度。他打算利用保守党减缓和控制民主化进程——既然不可能完全阻止。索尔兹伯里不是盲目的反动分子。他知道，顽固地挡在进步主义的道路上可能带来更多损害。抵制改变，是为了避免变动可能会危及政治与社会秩序，以及它们培育的文明价值。“对他而言，保守主义不是要反击宗教、财产和社会秩序的反对者，而是一种且战且走的战略撤退，顽强而缓慢，持续做后卫和重组，期间穿插着建立在危险平衡之上的间歇调整。”
正像迪斯雷利对皮尔的保守主义展开攻击，索尔兹伯里也在事业的早期反对迪斯雷利的“一国”保守主义。他认为大众政治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紧张、阶级结社以及全国情绪的爆发威胁着国家统一的肌理，尤其是破坏了由国王、上院和下院构成的古老混合宪制的根基。索尔兹伯里脑子里很清楚，这个古老的贵族制度应该接纳一些中产阶级的参与。他所质疑的是中产阶级在这个工人阶级政治的时代里捍卫利益的意愿与能力。与迪斯雷利不同的是，索尔兹伯里将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和利益斗争。在此，柏克那种讲究保守与有序变化的保守主义已经荡然无存了。对索尔兹伯里而言，古宪制是一个四面楚歌的堡垒，四周环伺着自由党人、激进分子与社会主义者。他沮丧地认为，对付工会最终统治国家的唯一方案就是军事独裁。
的确，保守派圈子的重心明显转移到右翼政治的理论团体上，这在保守党内外皆然。在这些右翼思想家中，首屈一指的是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他早期的名作《古代法》（1861）和《村社共同体》（1871）为他保守主义色彩的《大众政府》（1886）奠定了基础。对梅因来说，民主制会破坏传统宪制，却不能抬高民意的地位。秩序与稳定受到大众不满的威胁，也许不得不通过军事力量来重建。在一个民众政府中，权力会属于政党活跃分子中的一小撮精英。他对社会既存秩序的辩护，既源于欣赏其内在特质，又因恐惧它的替代品。
（《自由·平等·博爱》，冯克利、杨日鹏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在詹姆斯·斯蒂芬（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的作品里，我们进一步偏离那种古老传统的祖先智慧，走向一种公然的个人主义辩护。斯蒂芬最著名的作品《自由·平等·博爱》比柏克的保守主义更为强调服从、领导力和强政府。对斯蒂芬来说，平等主义者的实验是徒劳的。他们既不能避免团体垄断政权，也无法抑制个人对自身扩张的追求。不过，正如斯蒂芬指出的，“无论立法机关还是公共舆论都不应予以干涉。”迪斯雷利那种事事过问的家父管制就这样被丢弃了。例如，在马洛克（W. H. Mallock）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贵族制与进化》（1898）一书中，国家干预是断然不可的。个人主义与企业家精神本身是好的，于社会也有益。社会中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改善大众福利超出了政府权力的范围。大众的声音鲜被重视。
及至十九世纪末，保守主义的声音逐渐响亮起来，以对抗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恶。诺埃尔·奥沙利文（Noel O’Sullivan）指出，“保守主义的敌人已不再是自由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此，保守主义明显开始适应并捍卫它先前反对的自由主义价值。”短短几年内，后来20世纪保守主义反对国家集权危险的剧情几乎预演了一遍。历史学家威廉·莱基（William Lecky）就在他的《民主制与自由》一书中警告说，要反对官僚制国家，反对控制和约束压迫的触手，以及工会日益增长的权力。就像当代众多保守主义思想家一样，他对阶级关系持悲观看法，眼前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不安未来，只有专制国家才能解救社会。对莱基而言，社会主义对自由权和自由讨论是毁灭性的。社会主义抑制经济增长。社会主义者的平均主义会使国家陷入贫困。社会主义者的原则与自由交换和商业是不兼容的。社会主义宣扬阶级忠诚代替爱国主义。在19世纪结束之前，保守主义批判社会主义的论据已经羽翼丰满。20世纪以来又对它有多少贡献实在令人怀疑。
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否定的是对资本主义的赞扬。这些趋势表现在20世纪早期英国宪法协会的成立和活动上。在它的文件和会议中，协会不仅斥责集体主义给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垄断，也反对大部分其他形式的国家干预：免费普及教育、养老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以及校园餐等。在索尔兹伯里时代，保守主义已经像自由党人那样开始信奉最小政府了。国家偶尔对穷人进行帮助，不是要替代工人阶级的自助。索尔兹伯里承诺保障财产权，维护社会与政治稳定，把政府干预降到最少，并提供一种能树立商业信心的专业政治家才能。“对柏克来说基督教道德最重要的支柱——国家，到了索尔兹伯里这里已经变得比保护财产权的机构大不到哪里去了。”不管迪斯雷利的“一国”福利政策多么不完善，它至少不仅仅是一个保护小民免受剥削的幌子。比如，迪斯雷利在1871年承认了纠察队的权利，索尔兹伯里却拒绝为1901年淡水河谷案的判决翻案。事实上，索尔兹伯里1892年就公开批评迪斯雷利同情八小时工作制的主张。必须指出，迪斯雷利“一国”社会的设想其实并未对索尔兹伯里的行政保守主义产生多大影响。
（伦道夫·丘吉尔，1883年）
毫不意外的是，这些趋势从一开始就引发了重申迪斯雷利式保守主义的运动。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译注：温斯顿·丘吉尔首相之父）的“托利民主”被新当局抛弃，被称为“一组姿态和口号的杂烩，主要用处是为作者本人服务”。尽管如此，丘吉尔的理念仍然给一些同代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不仅确立，而且大大拓展了迪斯雷利的遗产。其实，在1881年迪斯雷利去世以后，保守党期刊和杂志就保守党应走什么路争论不休，丘吉尔及其“四人党”（见下图）卷了进去。丘吉尔认为，保守党应该更民粹、更负责任。尤其是，他看到了保守党吸引工人阶级新选民的必要性。虽然这并未让同代人满意，但至少是争取迪斯累利衣钵的一次可观的竞价。1886年丘吉尔从索尔兹伯里政府中辞职，标志着他在个性、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失败。这是一次不会让人怀旧的失败。丘吉尔作为一个改革家，所作所为并非无可指摘。例如，他反对公民权改革。他所动心的是万众拥戴保守主义的传统支柱（王权、教会和上院）这样一种理念。他对政治权力的决定性转变漠然视之。在丘吉尔的保守主义中，源自上层的贵族改革仍远比下层求变的需要更引人注目。
（四人党：丘吉尔、贝尔福、德拉蒙德-沃尔夫、戈斯特，《名利场》，1880年）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历史上的这段重构时期更深远地影响了统一主义（联合主义、Unionism）的出现，后者是保守主义传统中的一项重要因素。格莱斯顿1885年对爱尔兰自治运动态度的转变使（哈灵顿领导的）辉格党和（由乔瑟夫·张伯伦领导，几乎有一百位）自由党统一派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辉格党、自由党统一派与保守党在爱尔兰与英格兰联合问题上的这种合作，原本是反对爱尔兰自治运动的一种暂时的实用策略。索尔兹伯里对这一联盟的捍卫，使之成为保守党最典型的特征。实际上，它造成了政治力量的一种永久重组，巩固了保守党从1885年到1906年的政治统治地位。自治运动的影响促使游移不定的城市中产阶级向保守党加速靠拢，从而逐渐成为一个支持资本主义、财产和秩序的政党。从短期看，张伯伦对国家干预的坚定遵奉或许是事实，而且他儿子内维尔·张伯伦在1920年代成为干预主义的代表人物，但1885-1925年间保守党的特点更多是遵奉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而非国家干预。1886-1892年期间，索尔兹伯里政府在社会政策方面乏善可陈。由于济贫法和税制改革被忽视，因此虽然1888年的《地方政府法》通过了，但对改革者来说仍然意味着失败。总体来说，与统一主义的绑定强化了保守主义对干涉主义的反对态度。一个独立的自由党统一派组织一直持续到1911年，但此前许多地方的保守主义组织就已吸收了其中的统一派。早在1912年，保守与统一党就诞生了。
因此，19世纪末的保守主义关注的是巩固：巩固联合王国的团结、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利、国家对民族的权力，以及统治阶层的权利。最重要的一点，保守主义关注帝国的扩张与巩固。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把握住了时代的气息。一种侵略性爆棚的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情绪反应在西莱（Seeley《论英格兰的扩张》[1883]）和弗劳德（Froude《大西岛》[1883]）的作品中，以及围绕布尔战争的沙文主义情绪上面。迪斯雷利遗赠给后人帝国主义使命这一观念：“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帝国，在这样一个国家，待到你们子孙成年时，他们将可获得显赫尊位，不仅受同胞尊敬，亦令世界敬重。”他的继任者从两个方面发展了这种畅想。一方面是（索尔兹伯里）归纳出他关于帝国使命的愿景。另一方面，（张伯伦）则描绘出帝国重组的方案。
后者主导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帝国的组织体制必须在其经济环境中审视。同外国对手的自由竞争不再能天然地维护不列颠的经济繁荣。英国工业现在需要关税的保护，它能使（对手）打进国内和帝国市场更加困难。而且，更严格的帝国机构会像保护市场那样确保英国获取原材料。关税改革运动和约瑟夫·张伯伦本人的个性为维多利亚时期保守主义加入了更多的帝国主义抱负。最重要的是，他们将一种“社会帝国主义”的观念熔铸到这些经济主张中：关税改革带来的收入可被用作国内的福利目标。张伯伦梦想一个联邦帝国，甚至有可能的话，一个联邦的委员会。由于无法从内部使政党转型，张伯伦于1903年辞去了内阁职务。但后来他从外部也没能让它令人信服。尽管如此，1906年选举失败后，不顾巴尔福（Balfour）的反对，关税改革分子控制了政党，并且着手打击自由贸易者。保守党已经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关税改革党。
在步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里，维多利亚晚期保守主义中的激烈和强大的情绪冲动开始分裂。不列颠保守主义内部开始凸显出严重的矛盾。一个资本主义政党如何使自己同“社会帝国主义”相调和？一个法律与秩序的政党如何接受对阿尔斯特新教徒实施暴力的不安趋势？一个宪政主义的政党如何能够与攻击宪政的1903-1914年自由派政府相调和？保守党为什么相对平静地接受了1906-1914年的社会改革，却抵制自由党的宪政举措以至于危及联合王国的政治稳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保守党采用的意识形态比任何时候都更没有说服力。至少在政治层面上，保守主义缩水为对财产权的保护、对关税改革的维护和对阿尔斯特新教徒权利的捍卫。诚如马什（Marsh）教授恰如其分地评述：“保守主义的道德立场急需一个新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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