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稚童入学堂
奶奶曾听信算命先生之言，对母亲下过一条禁令，宣称我在启蒙上学前不能走嘎儿的（上外婆家）。母亲一向认为，奶奶与那算命的瞎子是串通好的，但作为晚辈，母亲不便与奶奶争吵，毕竟好多人尊称算命先生为瞎子。哦，不对！尊称算命瞎子为先生。都说算命先生所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母亲对那瞎子的言论大概也有些敬畏。为了早些解除禁令，母亲与奶奶斗智斗勇，我五岁时，她决定让我提前上学。
陈阿姨是学校唯一的老师，她没有立即同意接收我，说了两个理由：一则教室已爆满，没座位；二则嫌我太小，若开了这个先例，其他家长也把小孩送到学校，学校就成了幼儿园。
第一个理由成立。那时农村孩子多，有两、三个孩子上学的家庭很普遍，教室爆满是实情。
第二个理由，后来证明陈老师多虑了，并没有其他家长也把年纪尚小的孩子送到学校。或许是因为瞎子没有给那些小孩算命；或许也算过命，但那些小孩的奶奶没有串通瞎子，宣称什么“上学前不许这样、不许那样”的禁令。
母亲便对陈老师细说了让我提前上学的原因，痛批奶奶和算命瞎子封建迷信思想，陈老师听后也觉得那瞎子好没道理，同意让我旁听，不收学费。但是没课本，没桌椅。说试试吧，听得懂就按时来听，听不懂就回家玩去，过一年半载再来正式上学也名正言顺。
母亲的目的是只要能让我上学就行，照陈老师说的，学费也省了，自然喜出望外。第二天便将家里的方凳搬到教室，放在最前排，算是我的课桌，又找了两块砖头当座位。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小学生，准确地讲是旁听小学生。奶奶可不懂什么旁听不旁听的，见我每天到学校上课，也就认可我已经启蒙上学了。从此我“不能走嘎儿的”禁令得以解除，这是另外的话题，有兴趣可参见《外婆家在广福寺王家湾》。
我们的教室是生产队腾出的一间大屋子，门槛的式样与普通农家堂屋的门槛一样，是一块长石条，有三、四十公分高，我得先坐上去，抬腿、转身，才能进屋。屋里的墙面没有抹泥，直接祼露着土砖，能看见砖坯上的稻草。一面大黑板挂在墙上，有的地方黑漆起皮脱落，形成裂纹和灰白色的斑块，从裂纹看就知道是由一些小木板拼接而成。
教室里两个年级合在一起，左边是一年级的学生，右边是二年级的学生（三、四、五年级要到五里外的大队上学）。陈老师轮流给两个年级讲课，比如给一年级讲课时，提前安排二年级写作业；给二年级讲课时，布置好一年级温习功课的内容……
我坐着砖头，胳膊肘支在方凳上，双手托着下巴，因为离讲台太近，陈老师讲课时，我只能向上抬眼看她和黑板——我很小就有抬头纹似乎与此有关。对于坐砖头听课，我没有感到不公平，反而还很自豪，因为当别的小孩还在泥里滚、草里爬的时候，我却能坐在教室里听课，感到新鲜、自豪的同时，也觉得这是陈老师对我极大的照顾——事实的确如此。大约一个小国终于拥有联合国观察员身份也是这样的感受吧？不过，我没有观察员那么重要，陈老师从不向我提问，只布置我写少量作业，诸如抄写“1、2、3”、“a、o、e”以及“人、口、手”之类。
我的到来给同学们增添了许多乐趣，下课时同学们喜欢逗我玩，尤其是二年级的大同学，常考我认字、算题……爱玲姐是我本家，上学迟，该有9岁或10岁，上二年级。她除了逗我玩，对我也非常关心和爱护，常帮我削铅笔，发现有同学“欺负”我，就去报告陈老师或者直接将其驱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她经常直接抱起我，帮我迈过教室那高高的门槛。
陈老师清瘦、白净，长得很漂亮，说话的声音也好听，只是脾气急躁，对学生要求很严，她提问如果学生回答不上来，就容易发脾气，这些学生彼时都不如牛和马聪明，因为陈老师会说他们是“蠢牛木马”，为此学生们都有些惧怕她。
我却是个例外，不仅不怕她，而且喜欢找她玩。因为课堂上她从不向我提问，下课时还教我下棋。她教我下对角棋、成三棋、“金木水火土”……我负责就地取材找来石子、瓦片当棋子，陈老师则在地上画好棋盘，我们便可以开战。别看我小，还曾赢过陈老师很多次呢！现在想想，有时是真赢，有时是她让着我。陈老师把我赢棋的事告诉了父亲，夸我聪明，着实让父亲高兴了好一阵子。
小孩子在一起，免不了打架。放学后如果有孩子扛着板凳回家，人们就知道，这孩子一定又打架了。因为大家清楚，陈老师处置打架孩子的方式，通常是批评教育一番后，让那孩子把板凳扛回家去（自带的板凳），并告知：“明天起不用来上学了！”第二天，定会有家长领着那孩子找来，与陈老师说一些“严加管教”、“不听话就打”之类的话。从此，那打架的孩子会有所收敛，许多时日都夹着尾巴做人。
我正式上一年级时，陈老师出嫁了，嫁到了很远的地方，在江那边，不能再给我们上课了。新来的老师我们早就认识，是潘姐姐，她家就在学校前边，与我们教室斜对面。之前，陈老师有事就让她看管我们。
新学期第一天，潘老师说：“你们的陈老师结婚了，新家在江那边，离这儿很远……陈老师说，你们都是好孩子，她会常来看你们……”听了这话，我喉咙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堵住。潘老师话音未落，一个女同学“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紧接着，右边刚升到二年级的同学都放声大哭，我也忍不住哭出声来。我仍上一年级，坐在左边，左边除了我，留级生夏狗子也在哭。而一年级其他新生，都是“生瓜蛋子”，哪见过这场面，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惊恐又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不知道陈老师为什么不来与我们道别，她或许是害怕见到这悲伤的离别场面吧。
一个好消息是，我也有了正式的课桌，一张课桌两个人用，桌面下方两根木档可以缠上草绳放书包。往届的同学早已在桌面上刻好了深深的“三八线”，仔细辨认，桌面上还有“打倒四人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文字。从此我听课时再也不用坐在砖头上。
因为我提前学过一年级的课程，所以这一年我学习非常轻松，且成绩经常第一。潘老师有时给我“开小灶”，向我讲授二年级的课程。
一年后，潘老师也远嫁他乡。我从教室左边换到了右边，升到了二年级。教我二年级的杨老师是超峰的三爷，“三爷”两个字听着是不是象个花白胡子老头？别误会，那时杨老师还年轻，未婚，一表人才。老家方言“三爷”是“三叔”的意思。杨老师早就听说我成绩好，就说：“你学习好，就当学习委员吧。”开学第一天，杨老师就给我封了一个“官”。
然而，我自小就官运不济。一天，我收齐同学们的作业本送给杨老师，杨老师说：“我批改完后你把有卷角的作业本弄整齐。”等他批改完，我去拿作业本时，早把杨老师的话忘了，拿回作业本我就直接发给了同学们，再收齐后我也没整理。我不知道我已经摊上事儿了，用现在的话说，杨老师很生气，问题很严重，我的学习委员职务被革掉了。这件事让我得到了一个教训，见到卷角的书本就不舒服，一定要把卷角弄平整。从此我的课本和作业本没有卷过角，比大多数同学的都要整洁，直到现在，我的书也没有卷角的。
杨老师有事不在时，让我们自由背诵课文或写字。有一段时间，我们二年级的同学都喜欢齐声朗诵《仇恨的伤疤》：
“贫农张大爷，
身上有块疤。
大爷告诉我，
这是仇恨疤。
过去受剥削，
干活地主家。
地主心肠狠，
把我当牛马。
三顿糠菜粥，
饿得眼发花。
年底要工钱，
反而把我骂。
心中怒火起，
一拳打倒他。
窜出狗腿子，
棍棒一齐下。
打伤我的身，
留下这块疤。
阶级仇和恨，
牢牢记住它。
听完大爷话，
我把决心下：
永远跟着党，
红旗遍天下。”
有一次朗诵，大家读第一句“贫农张大爷”，左边一年级有个小屁孩应了一声“诶！”二年级几个同学不让了，要过去教训那个小小的“张大爷”，教室里一阵骚乱，由于班长及时维护秩序，才没有发生“战争”——但这是一个开端——当二年级同学又一次朗诵“贫农张大爷”时，教室里所有的男同学都齐声答应“诶！”，有的同学还缓缓地抚摸下巴，俨然是一个长着长胡须的“张大爷”。接下来，全教室同学齐声朗诵道：
“身上有块疤。啊——
大爷告诉我，哦——
这是仇恨疤。啊——
……
我把决心下：啊——
永远跟着党，昂——
红旗遍天下。啊——”
教室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我的学习还是一如既往地好，这要得益于一年级时潘老师给我“开小灶”，提前学了一些二年级的课程。有次考试我得了平生第一张奖状，是从大队那边的学校领回来的，这让我高兴了很久。
然而，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外婆家路过兰溪，发现文具店里有奖状出售，与发给我的奖状一模一样，只是没字没章，才3分钱一张。这让我很惊讶，原来奖状还能买卖？那时我还不懂得，发给我的奖状，那上面的章并不是随便盖的。从此我再得到奖状，就没有那么高兴了。
三年级要到五里外的大队上学，一天两个来回就是二十里，每天要赶那么远的路，父亲怕我累着，就让我转到外婆湾的广福寺小学，那时叫东风小学，学校就在外婆湾旁边。
外婆和大舅不识字，对我又十分溺爱，在这里上学，我感觉读书仿佛没什么要紧，上山坡采野果、到湖边摘菱角、去小溪旁架小桥……倒成了我的日常，有《外婆湾的黄泥湖》为证。因此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三年级留级，四年级又留级，五年级还是留级，好吧，这回说多了才该都是泪。前边说到，那时虽然学习条件差，但我并不觉得有多苦，知道原因了吧？就这样成天疯玩，要是还觉得苦，岂不是要逆天？
及至上了初中，我才渐明事理，懂得家长和老师辛勤付出为哪般，也知道刻苦发奋，成绩暂有回升，懵懂学童已长成梦想少年，暂且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