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稚童入学堂

‌    奶奶曾听信算命先生之言,对母亲下过一条禁令,宣称我在启蒙上学前不能走嘎儿的(上外婆家)。母亲一向认为,奶奶与那算命的瞎子是串通好的,但作为晚辈,母亲不便与奶奶争吵,毕竟好多人尊称算命先生为瞎子。哦,不对!尊称算命瞎子为先生。都说算命先生所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母亲对那瞎子的言论大概也有些敬畏。为了早些解除禁令,母亲与奶奶斗智斗勇,我五岁时,她决定让我提前上学。

陈阿姨是学校唯一的老师,她没有立即同意接收我,说了两个理由:一则教室已爆满,没座位;二则嫌我太小,若开了这个先例,其他家长也把小孩送到学校,学校就成了幼儿园。

第一个理由成立。那时农村孩子多,有两、三个孩子上学的家庭很普遍,教室爆满是实情。

第二个理由,后来证明陈老师多虑了,并没有其他家长也把年纪尚小的孩子送到学校。或许是因为瞎子没有给那些小孩算命;或许也算过命,但那些小孩的奶奶没有串通瞎子,宣称什么“上学前不许这样、不许那样”的禁令。

母亲便对陈老师细说了让我提前上学的原因,痛批奶奶和算命瞎子封建迷信思想,陈老师听后也觉得那瞎子好没道理,同意让我旁听,不收学费。但是没课本,没桌椅。说试试吧,听得懂就按时来听,听不懂就回家玩去,过一年半载再来正式上学也名正言顺。

母亲的目的是只要能让我上学就行,照陈老师说的,学费也省了,自然喜出望外。第二天便将家里的方凳搬到教室,放在最前排,算是我的课桌,又找了两块砖头当座位。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小学生,准确地讲是旁听小学生。奶奶可不懂什么旁听不旁听的,见我每天到学校上课,也就认可我已经启蒙上学了。从此我“不能走嘎儿的”禁令得以解除,这是另外的话题,有兴趣可参见《外婆家在广福寺王家湾》。

我们的教室是生产队腾出的一间大屋子,门槛的式样与普通农家堂屋的门槛一样,是一块长石条,有三、四十公分高,我得先坐上去,抬腿、转身,才能进屋。屋里的墙面没有抹泥,直接祼露着土砖,能看见砖坯上的稻草。一面大黑板挂在墙上,有的地方黑漆起皮脱落,形成裂纹和灰白色的斑块,从裂纹看就知道是由一些小木板拼接而成。

教室里两个年级合在一起,左边是一年级的学生,右边是二年级的学生(三、四、五年级要到五里外的大队上学)。陈老师轮流给两个年级讲课,比如给一年级讲课时,提前安排二年级写作业;给二年级讲课时,布置好一年级温习功课的内容……

我坐着砖头,胳膊肘支在方凳上,双手托着下巴,因为离讲台太近,陈老师讲课时,我只能向上抬眼看她和黑板——我很小就有抬头纹似乎与此有关。对于坐砖头听课,我没有感到不公平,反而还很自豪,因为当别的小孩还在泥里滚、草里爬的时候,我却能坐在教室里听课,感到新鲜、自豪的同时,也觉得这是陈老师对我极大的照顾——事实的确如此。大约一个小国终于拥有联合国观察员身份也是这样的感受吧?不过,我没有观察员那么重要,陈老师从不向我提问,只布置我写少量作业,诸如抄写“1、2、3”、“a、o、e”以及“人、口、手”之类。

我的到来给同学们增添了许多乐趣,下课时同学们喜欢逗我玩,尤其是二年级的大同学,常考我认字、算题……爱玲姐是我本家,上学迟,该有9岁或10岁,上二年级。她除了逗我玩,对我也非常关心和爱护,常帮我削铅笔,发现有同学“欺负”我,就去报告陈老师或者直接将其驱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她经常直接抱起我,帮我迈过教室那高高的门槛。

陈老师清瘦、白净,长得很漂亮,说话的声音也好听,只是脾气急躁,对学生要求很严,她提问如果学生回答不上来,就容易发脾气,这些学生彼时都不如牛和马聪明,因为陈老师会说他们是“蠢牛木马”,为此学生们都有些惧怕她。

我却是个例外,不仅不怕她,而且喜欢找她玩。因为课堂上她从不向我提问,下课时还教我下棋。她教我下对角棋、成三棋、“金木水火土”……我负责就地取材找来石子、瓦片当棋子,陈老师则在地上画好棋盘,我们便可以开战。别看我小,还曾赢过陈老师很多次呢!现在想想,有时是真赢,有时是她让着我。陈老师把我赢棋的事告诉了父亲,夸我聪明,着实让父亲高兴了好一阵子。

小孩子在一起,免不了打架。放学后如果有孩子扛着板凳回家,人们就知道,这孩子一定又打架了。因为大家清楚,陈老师处置打架孩子的方式,通常是批评教育一番后,让那孩子把板凳扛回家去(自带的板凳),并告知:“明天起不用来上学了!”第二天,定会有家长领着那孩子找来,与陈老师说一些“严加管教”、“不听话就打”之类的话。从此,那打架的孩子会有所收敛,许多时日都夹着尾巴做人。

我正式上一年级时,陈老师出嫁了,嫁到了很远的地方,在江那边,不能再给我们上课了。新来的老师我们早就认识,是潘姐姐,她家就在学校前边,与我们教室斜对面。之前,陈老师有事就让她看管我们。

新学期第一天,潘老师说:“你们的陈老师结婚了,新家在江那边,离这儿很远……陈老师说,你们都是好孩子,她会常来看你们……”听了这话,我喉咙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堵住。潘老师话音未落,一个女同学“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紧接着,右边刚升到二年级的同学都放声大哭,我也忍不住哭出声来。我仍上一年级,坐在左边,左边除了我,留级生夏狗子也在哭。而一年级其他新生,都是“生瓜蛋子”,哪见过这场面,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惊恐又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不知道陈老师为什么不来与我们道别,她或许是害怕见到这悲伤的离别场面吧。

一个好消息是,我也有了正式的课桌,一张课桌两个人用,桌面下方两根木档可以缠上草绳放书包。往届的同学早已在桌面上刻好了深深的“三八线”,仔细辨认,桌面上还有“打倒四人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文字。从此我听课时再也不用坐在砖头上。

因为我提前学过一年级的课程,所以这一年我学习非常轻松,且成绩经常第一。潘老师有时给我“开小灶”,向我讲授二年级的课程。

一年后,潘老师也远嫁他乡。我从教室左边换到了右边,升到了二年级。教我二年级的杨老师是超峰的三爷,“三爷”两个字听着是不是象个花白胡子老头?别误会,那时杨老师还年轻,未婚,一表人才。老家方言“三爷”是“三叔”的意思。杨老师早就听说我成绩好,就说:“你学习好,就当学习委员吧。”开学第一天,杨老师就给我封了一个“官”。

然而,我自小就官运不济。一天,我收齐同学们的作业本送给杨老师,杨老师说:“我批改完后你把有卷角的作业本弄整齐。”等他批改完,我去拿作业本时,早把杨老师的话忘了,拿回作业本我就直接发给了同学们,再收齐后我也没整理。我不知道我已经摊上事儿了,用现在的话说,杨老师很生气,问题很严重,我的学习委员职务被革掉了。这件事让我得到了一个教训,见到卷角的书本就不舒服,一定要把卷角弄平整。从此我的课本和作业本没有卷过角,比大多数同学的都要整洁,直到现在,我的书也没有卷角的。

杨老师有事不在时,让我们自由背诵课文或写字。有一段时间,我们二年级的同学都喜欢齐声朗诵《仇恨的伤疤》:

“贫农张大爷,

身上有块疤。

大爷告诉我,

这是仇恨疤。

过去受剥削,

干活地主家。

地主心肠狠,

把我当牛马。

三顿糠菜粥,

饿得眼发花。

年底要工钱,

反而把我骂。

心中怒火起,

一拳打倒他。

窜出狗腿子,

棍棒一齐下。

打伤我的身,

留下这块疤。

阶级仇和恨,

牢牢记住它。

听完大爷话,

我把决心下:

永远跟着党,

红旗遍天下。”

有一次朗诵,大家读第一句“贫农张大爷”,左边一年级有个小屁孩应了一声“诶!”二年级几个同学不让了,要过去教训那个小小的“张大爷”,教室里一阵骚乱,由于班长及时维护秩序,才没有发生“战争”——但这是一个开端——当二年级同学又一次朗诵“贫农张大爷”时,教室里所有的男同学都齐声答应“诶!”,有的同学还缓缓地抚摸下巴,俨然是一个长着长胡须的“张大爷”。接下来,全教室同学齐声朗诵道:

“身上有块疤。啊——

大爷告诉我,哦——

这是仇恨疤。啊——

……

我把决心下:啊——

永远跟着党,昂——

红旗遍天下。啊——”

教室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我的学习还是一如既往地好,这要得益于一年级时潘老师给我“开小灶”,提前学了一些二年级的课程。有次考试我得了平生第一张奖状,是从大队那边的学校领回来的,这让我高兴了很久。

然而,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外婆家路过兰溪,发现文具店里有奖状出售,与发给我的奖状一模一样,只是没字没章,才3分钱一张。这让我很惊讶,原来奖状还能买卖?那时我还不懂得,发给我的奖状,那上面的章并不是随便盖的。从此我再得到奖状,就没有那么高兴了。

三年级要到五里外的大队上学,一天两个来回就是二十里,每天要赶那么远的路,父亲怕我累着,就让我转到外婆湾的广福寺小学,那时叫东风小学,学校就在外婆湾旁边。

外婆和大舅不识字,对我又十分溺爱,在这里上学,我感觉读书仿佛没什么要紧,上山坡采野果、到湖边摘菱角、去小溪旁架小桥……倒成了我的日常,有《外婆湾的黄泥湖》为证。因此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三年级留级,四年级又留级,五年级还是留级,好吧,这回说多了才该都是泪。前边说到,那时虽然学习条件差,但我并不觉得有多苦,知道原因了吧?就这样成天疯玩,要是还觉得苦,岂不是要逆天?

及至上了初中,我才渐明事理,懂得家长和老师辛勤付出为哪般,也知道刻苦发奋,成绩暂有回升,懵懂学童已长成梦想少年,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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