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知识的行动主义基础
作 者：米塞斯
来 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本文共计18061字数，阅读约需要28-32分钟。
人的典型特征是行动。为了用一种更适合于他的事态取代另一种较不适合于他的事态，人致力于改变其所处环境之状况的某些方面。人生活与行为的所有表现——就其不同于所有其他为人所知的生物和事物而言——都是行动的实例，并且也只能从我们可以称之为行动主义的视角来探究。人的研究——就其不是生物学上的研究而言——既开始于也结束于人类行动的研究。
行动是有目的的行为。它不是单纯的行为，而是产生于价值判断的、针对确定的目的的和被有关的具体手段之合适或不合适的观念所指引的行为。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和“终极”这些范畴，研究这种行为就是不可能的。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行动是在做选择。行动是自愿选择，是意志的表现。
行动有时被看作是一切生物所共有的为生存而奋斗中属于人的那种奋斗。然而，“为生存而奋斗”这个词语用在动物和植物身上则是一种比喻。从这种比喻的使用中推断出任何东西都将是错误的。从字面上看，如果把“奋斗”这个词用在动物和植物身上，那么，就会赋予它们以意识到威胁生存的那些因素之能力，赋予它们以维护自身完好的意志，以及赋予它们以为保全而寻求手段的心智官能。
在行动主义的观点看来，知识是行动的一种工具。它的功能是告诉人如何在其努力中去消除不安。在人类进化——从石器时代的状态到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状态——的更高阶段，仅仅是由于对所有事物的性质与意义之无知的普遍存在，就足以令人感到不安，而无论关于这些基本事物的知识对于任何技术性的策划是否会有实际的用途。生活在宇宙中，而又没有人知晓其终极的和真实的结构，这本身就会使人产生一种焦虑感。消除这种苦恼和给人们以关于终极事物的确定性，最初是来自于人类早期之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关怀。后来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和其隶属的学派承诺自然科学将解决所有涉及到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焦虑事物的起源和本质，忧思人性和人在宇宙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是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之一。从这个角度看，纯粹为知识而寻求知识——不是出于渴望改善生活之外在条件的动机——也是行动，即为达到一种更合意的事态而作出的一种努力。
另一个问题是：人心是否适合于找到所涉及的问题之圆满的解决办法。有人可能认为理性在生物学上的功能是帮助人为生存而奋斗和消除不安。据说，一经超出这种功能所划定的范围，就会导致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的种种臆想，而这些臆想是既不可能证明也不可能反驳的。全知全能对于人来说永远都是不可能的。每一次对真理的探求，迟早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终极的给定。（注释1）
行动范畴是人类知识的基本范畴。它包含所有的逻辑范畴和规律性与因果关系这两个范畴。它也包含时间范畴和价值范畴。它包括所有的为人类生活所特有的表现形式，而这些表现形式区别于人与所有其他动物一样的人之生理结构的那些表现形式。在行动的过程中，个体的心灵不仅把自身看作是不同于其所处的环境——外在世界——的，而且还试图研究这个环境以影响在其中发生的事情之进程。
解读：人的典型特征是行动，行动是有目的的行为，行动范畴是人类知识的基本范畴。
二、终极范畴
将人类行动之领域同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外在事物之领域区别开的是“终极”这个范畴。关于我们所称的自然界之运行的任何终极原因，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知道人是致力于所选择的那些具体目标的。在自然科学中，我们探求在各种事物之间的一些恒定不变的关系。在研究人类行动时，我们探求行动者想要或曾经想要达到的那些目的和其行动带来的或将会带来的结果。
现实的领域——除了在事物的相互关联和前后交替中呈现一种规律性这个特征之外，我们不能获悉它的任何东西——和有意为选择的目的而奋斗发生于其间的人类行动领域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区分是长期演变所取得的一项成就。人——他本身是一个行动的生物——先是倾向于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为生物行动——其行动方式在本质上与他自己的行动方式没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形式。万物有灵论赋予宇宙中的所有东西以行动的官能。当经验使得人们放弃这种信念时，它仍然认为上帝或大自然的行动方式与人的那些行动方式没有什么不同。摆脱这种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束缚是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之一。
实证主义哲学——现在也称它自己为科学的哲学——认为自然科学对终极论的这种否决意味着对所有神学学说的驳斥，就更不用说是对人类行动科学之教义的驳斥了。它自诩自然科学能够破解所有的“宇宙之谜”和对所有可能困扰人类的问题提供所谓科学的答案。
然而，自然科学对于澄清宗教试图处理的那些问题没有也不可能作出任何贡献。拒绝幼稚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它设想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要么是一位独裁者要么是一个钟表匠——是神学的一项成就，也是形而上学的一项成就。关于上帝完全不同于人和其本质与本性不能为凡人所理解的学说，自然科学和一种从自然科学衍生出来的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超越认识的事物超出物理学和生理学能够传递信息的领域。逻辑既不能证明神学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正确的，也不能证明神学学说的核心内容是错误的。科学——除历史学以外——在这方面能够做的全部就是揭露巫术和那些盲目崇拜的迷信与做法的谬误。
在否认人类行动科学和其终极原因这个范畴的独立存在时，实证主义宣称它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设，而这种假设是不能为自然科学之实验性方法的任何研究结果所证实的。把自然科学用于研究老鼠或铁之行为的方法拿来描述人的行为是一种无厘头的消遣。同样的外在事物对于不同的人和对于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自然科学面对这种“无规律性”是无能为力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只能处理那些为一种有规律的模式所支配的事物。除此之外，自然科学没有给意义、价值判断和目的等概念留有任何空间。
解读：终极范畴将人类行动之领域同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外在事物之领域区别开来，不能把自然科学用于研究老鼠或者铁之行为的方法拿来用于描述人的行为。
三、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人对其所处环境之各种状态作出的情感反应，既包括对外在世界作出的情感反应，也包括对其自身的身体之生理状况作出的情感反应。按照那些乐观主义者的说法，人会辨别更为合意的状态与不太合意的状态；或者按照那些悲观主义者的说法，人会辨别较大的恶行与较小的恶行。当一个人相信行动能够导致用一种更为合意的状态替代一种不太合意的状态时，他就会行动。
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与认识论原则应用于人类行动问题之尝试的失败是由这样的事实所导致的：这些科学没有处理价值判断的工具。在它们所研究的那些现象之领域里，并没有给任何有目的的行为留有空间。物理学家本人和他的物理研究工作都是在他所研究的那个领域之外的独立存在物。价值判断不能被实验者的观测态度所察觉，也不能用物理学语言的基本语句来描述。然而，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价值判断也是实际存在的现象，因为它们是在那些产生确定的物理现象之事物链上的一个必要环节。
今天的物理学家可能会嘲笑这样的一种学说：它把某些现象解释为“自然界厌恶真空”的结果（译注1）。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泛物理主义的那些假设同样也是荒谬的。如果把任何涉及价值判断的可能性排除掉，那么，关于人的行动，即关于所有不仅仅是发生在人的身体内的那些生理过程之完成的行为，就会无话可说。
解读：价值判断是人对其所处环境之各种状态作出的情感反应，自然科学没有处理价值判断的工具。
四、“统一科学”的妄想
压制人类行动科学，让其保持沉默而不再发出声音，是实证主义之所有品牌的目标。为了论证的方便起见，我们可以避开去分析实证主义在自然科学的创新与完善两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所作出的那些贡献。我们也没有必要过于纠缠激励实证主义的著作家们强烈攻击经济学和历史学“违背科学方法之程序”的那些动机。他们鼓吹一些明确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文化改革，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改革将带来人类的救赎和永久幸福的确立。由于不能反驳其不切实际的那些计划所遇到的来自经济学家的毁灭性批判，他们就想要压制经济学这门所谓的“沉闷的科学”（译注2）。
“科学”这个词是否应该只用于自然科学，还是也应该用于行动学和历史学，这不过是一个语言学上的问题，其答案因各种语言的习惯用法而不尽相同。在英语中，“科学”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都只是指自然科学（注释2）。而在德语中，人们习惯上是说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并且把历史学的各种分支称为某某科学（Wissenschaft），诸如文学科学（Literaturwissenschaft）、语言科学（Sprachwissenschaft）、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和战争科学（Kriegswissenschaft）等等（译注3）。我们可以不去管这样一个没有意义的词汇辩解问题，它不过是一个词语表述问题。
奥古斯特·孔德假设一门关于社会学的实证科学——它模仿古典力学的那套体系——将研究各种社会规律和处理各种社会事实。多达成百上千的追随孔德的学者称自己为社会学家，说他们所出版的那些书籍是对社会学的贡献。事实上，他们研究的是或多或少地为迄今的历史学所忽略掉的一些内容，并且总体上看他们遵循的是为历史学与人种学之研究所屡试不爽的那些方法。他们在其书名中是否提及他们所研究的时期和地理区域，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的“实证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总是要涉及具体的历史时期和描述在时间的流变中形成、变化与消失的各种现象。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被应用于人类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除了它具有人类行动的特征和被行动学这门先验的科学所研究之外——缺少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描述事物之特征的特性，即规律性。
对于形而上学的那些观念，逻辑理性既没有办法确认也没有办法拒绝，而在《统一科学的国际百科全书》——逻辑实证主义、泛物理主义和不容异说的经验主义之“圣经”——中阐述的关于“统一科学”的一个公开宣扬的计划之根基就是一些形而上学的观念（译注4）。非常自相矛盾地是：这些学说——它们的出发点是对历史的彻底否定——要求我们把所有事物都视为无所不包的宇宙历史之题材的一部分。按照它们的说法，关于自然事物——例如金属钠和杠杆的行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可能只对我们自己和前几代科学家所生活的这段宇宙之聚合的时期才是有效的。无论指派给化学的和机械的【力学的】那些陈述以“何种普遍性”，都没有理由不把它们当做为历史的陈述来对待（注释3）。从这种角度来看，自然科学将变成宇宙历史的一章。这样，在物理主义和宇宙历史之间就没有冲突了。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历史时期，我们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来认识和了解宇宙的状况,而对于我们所称的自然科学的那些陈述将不再有效时的那个宇宙历史时期的宇宙状况则是一无所知的。当我们谈到科学和知识时，心中只有我们的生活、思考和行动使我们有可能研究的那些状况。超出这种——也许暂时受到限制的——事态之状况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未知的和不可知的领域。在我们求索的心灵所能接近的那部分宇宙空间里，普遍存在于事物之前后交替和相互关联中的是一种二元性。一方面是外在事物的领域，关于这一领域，我们能够获悉的只是在外在事物中存在着一些相互间的恒定关系；另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领域，关于这一领域，除了诉诸于终极这个范畴之外我们不能获悉任何东西。所有无视这种二元性的尝试都为一些武断的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所左右，其所提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些胡说八道，对实际行动毫无用处。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金属钠的行为与一个在其著作中研究金属钠的作者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不同，两者的差异不能被任何提及我们对其状况一无所知的曾经存在过的宇宙历史时期或未来将存在的宇宙历史时期之可能性所消除。我们的所有知识都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关于金属钠，我们对引导其行为的终极原因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人——例如在写一篇关于金属纳的论文过程中——是针对明确目的的。行为主义（或者“行为学”（注释4））按照刺激-反应的模式来研究人类行动的各种尝试都可悲地失败了。如果不涉及行动者在刺激中以及在他的反应所针对的目的中看到的意义，那么，描述任何人类行动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也知道推动所有当今在“统一科学”的名义下炫耀的这些时尚之鼓吹者们的目的。他们的著作家们被一种独裁的情结驱使。他们想要用一位工程师对待其用来建造房子、桥梁和机械装置之材料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同胞。他们想要用“社会工程”取代其同胞们的行动和用一种为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无所不包的计划取代所有其他人的计划。他们视自己为扮演独裁者——领袖（意大利语）、元首（法语）和生产沙皇（the production tsar俄语）——的角色，而所有其他的人都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棋子”[斯密的棋子论——译者注，查阅斯密的两本书]。如果他们提到“社会”是一个行动主体，那么，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自己就是那个行动主体。如果他们说社会的有意识行动将取代普遍存在的个体主义之无政府状态，那么，他们的意思是说只有他们自己的意识而没有任何其他人的意识。
解读：“统一科学”的鼓吹者们为一种独裁情结所驱使，他们想要用一位工程师对待其用来建造房子、桥梁和机械装置之材料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同胞。
五、人类行动科学的两个分支
人类行动科学有两个分支，一个是行动学，另一个是历史学。
行动学是先验的。它开始于行动这个先验的范畴，并从行动这个先验的范畴中发展出它所包含的全部内容。由于一些实际原因，行动学通常不太关注那些对于人类行动之现实的研究没有用的问题，而是把它的职责限定于那些对阐明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有必要的问题。它的意图是研究在行动人必须面对的状况下所发生的行动。这没有改变行动学之纯粹的先验性特征。它只是限定个体的行动学家们通常为其工作选择的领域。他们提到经验只是为了将两类问题区分开：一类是人——由于他是真实的人和他行动——的研究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另一类是提供的不过是学术兴趣的其他问题。行动学的那些确定的定理是不是适用于行动的某个具体问题，其答案取决于描述这个定理的那些特定假设对认知现实是否有用这一事实的确立。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答案并不取决于对这些假设是否与行动学家想要研究的那些事情之真实状态相吻合这一问题的回答。一些想象的架构是行动学最重要的——或者在一些人看来是唯一的——心智工具，而这些想象的架构所描述的状况永远不会出现在行动的现实中。但是，它们对于设想在这种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对经济学方法的那种经验主义诠释之最顽固的鼓吹者也使用一种稳态循环经济（静态均衡）的想象架构，尽管人类事务的这种状态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注释5）。
追随康德的分析，一些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心——通过先验性的思考——怎样才能够探究外在世界的现实？就行动学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先验的思考与推理，另一方面是人类的行动——都是人心的表现形式。人心的逻辑结构产生行动的现实。理性和行动是同源的也是同类的，它们是同一现象的两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恩培多克勒的名言“同类相知[同类相通]”用在行动学上。（译注5）
【另：《Mises: The Last Knight of Liberalism》第1019页许尔斯曼的注释为：米塞斯的《经济学的终极基础》第43页。希腊语短语的意思是“同样的知识同样是相同[相通]的（knowledge of the same through the same）”。米塞斯强调“无论行动学的判断被称为是分析性的还是综合性的，以及它们的程序是否被认定为‘只是’套套逻辑，这些问题都不过是词语表达的兴趣问题（第45页）”。】
有些著作者提出一位行动学家将对与其先验性学说的那些定理相抵触的经验作何反应这个相当肤浅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与一位数学家对于两个苹果和七个苹果之间没有什么差别的“经验”将作出的反应是一样的，或者与一位逻辑学家对于A和非A完全等同的“经验”将作出的反应是一样的。关于人类行动的经验是以人类行动这个范畴和从它所衍生出来的东西为前提的。如果不涉及行动学的先验体系，就不得和不能谈论行动，而只能谈论那些为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事情。认知与人类行动科学有关的问题是以熟悉行动学的那些先验范畴为条件的。顺便提一句，我们也可以评论说：任何人类行动领域的经验具体说来都是历史的经验，也即复杂现象的经验，它们永远都不能像实验室的实验对自然科学的陈述所能够做的那样去篡改任何定理（falsify any theorem）。
到现在为止，关于行动学，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科学体系的唯一部分是经济学。一位波兰哲学家——塔德乌什·科塔宾斯基（译注6）——正在尝试发展行动学的一个新分支，即同合作理论或经济学相对应的关于冲突与战争的行动学理论（注释6）。
人类行动科学的另一个分支是历史学。历史学涵盖有关人类行动所体验的东西之全部。它是条理清晰地整理出的人类行动的记录，是对已经发生的也就是在过去发生的那些现象的描述。历史学的描述区别于自然科学的那些描述的是它们不用规律性这个范畴来解释。当一位物理学家说：如果A遇到B将导致C，这时不管哲学家可能怎么说，他想要表达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A是在类似的条件下遇到B，C就会出现。当历史学家提到坎尼战役（译注7）时，他知道他是在谈论过去，并且知道这场特定的战役永远不会再打起来。
经验是一种具有一致性的心智活动（Experience is a uniform mental activity.）。不存在两个不同的经验分支：一个诉诸于自然科学，另一个诉诸于历史研究。经验中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就观察者之逻辑的与行动学的装备和其所掌握的自然知识而言的对已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描述。通过将其添加到他自己在之前已经积累的经验事实之存储库来解释经验的是观察者的态度。历史学家的经验区别于自然科学家与物理学家的经验的是：历史学家探求事情对于促成其发生的那些人或被其发生所影响的那些人曾经有的或者将会有的意义。
自然科学对终极原因一无所知。对行动学而言，终极是一个基本的范畴。但是，行动学是把人们所针对的那些目的之具体内容抽象化。研究具体的目的的是历史学。对于历史学而言，它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行动者赋予他们自身所处境况的意义？什么是行动者们的反应的意义？以及最后，什么是这些行动的结果？历史学的自主性或者——我们可以说——各种历史学科的自主性在于他们致力于这种对意义的研究。
再三地强调下面这句话也许不是多余的：当历史学家说到“意义”时，他们指的是个体状态的人们——行动者自身和被他们的行动影响的那些人或者历史学家们——在行动中看到的意义。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历史哲学都自认为知道上帝或准上帝——例如马克思的那套体系中的物质生产力——赋予给各种事情的意义。
解读：行动学是先验的，它开始于行动这个先验的范畴，并从行动这个先验的范畴发展出它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历史学涵盖有关人类行动所体验的东西之全部，它是条理清晰地整理出的人类行动的记录，是对已经发生的也就是过去发生的那些现象的描述。
六、行动学的逻辑特征
行动学是先验的。它的所有定理都是开始于行动范畴的演绎推理的产物。行动学的判断是否应当被称作为分析性的或综合性的，它的程序是否应当被限定为“不过是”套套逻辑的，这些问题都只是词语表述的兴趣问题。
一般说来，行动学关于人类行动所主张的东西对每一个行动都毫无例外地是绝对有效的。要么有行动要么没有行动，在两者之间没有东西存在。每一个行动都是以一种事态交换另外一种事态的一个尝试，行动学关于交换所断言的一切都绝对地指的是这种情况。在研究每一个行动时，我们都会遇到目的与手段、成功或失败、利润或亏损、成本等基本的概念。一个交换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即交换的完成要通过一个中间步骤的介入。一个具体的行动是否为间接的交换应当取决于经验。但是，如果它是间接交换，那么，一般说来，行动学关于间接交换所说的一切都绝对地适用于它。
行动学的每一个定理都是从行动这个范畴经逻辑推理演绎出来的。它具有必然的确定性，这种必然的确定性是由开始于一个先验范畴的逻辑推理所提供的。
行动学家把一些关于行动发生于其间的环境之状况的假设引入行动学之推理的链条中。然后，他试图找出这些特殊的环境状况是如何影响其推理一定会导致的结果的。外在世界的真实状况是否与这些假设相一致，这个问题要由经验来回答。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由逻辑上正确的行动学推理得出的所有结论就确切地描述了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
解读：行动学的所有定理都是从行动这个范畴经逻辑推理而演绎出来的，并且这些定理对每个行动都是绝对有效的。
七、历史学的逻辑特征
历史——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是人类经验的全部。历史即经验，并且所有的经验都是历史性的。历史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所有经验。严格说来，体现自然科学特征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它们用在事情之前后交替中的一种严格的规律性这个范畴来处理经验的素材（the material of experience）。历史——在这个词的狭义上，也就是关于人类行动之经验的全部——不涉及也不应涉及一种严格的规律性这个范畴。这一点使它在认识论上区别于自然科学。
经验总是“过去”的经验。没有“未来”的经验，也没有“未来”的历史。如果不是因为统计学家用经验来预测经济问题，那么，重复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就是多余的。关于统计学家预测经济问题的一些事情在后文中还将谈到。（注释7）
历史学是人类行动的记录。历史学所证实的是这样的事实：人们——为某些明确的观念所激励——作出了某些明确的价值判断，选择了某些明确的目的，以及为了达到所选择的目的而诉诸了某些明确的手段。此外，历史学还研究人们行动的结果，即行动所带来的事态。
人类行动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不是所研究的事情有什么不同，而是看待事情的方法不同。同样的事情，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与从物理学或生物学的角度看其所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不同的。对于一起谋杀案或者一场火灾，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东西并不是生理学家或化学家感兴趣的东西，如果他们都没有充当法庭上的鉴定人的话。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外在世界的那些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事情，只有当它们影响人类行动或它们是由人类行动所产生时，才是重要的。
历史学中的终极给定被称作为个性【个体特征】（The ultimate given in history is called individuality.）。当历史学家到达某一个点——超过这一点他就不能再往前走——时，他就涉及到个性。他“解释”一件事情——一种观念的起源或一个行动的表现——是将其追溯到某个人的活动或某一群人的活动。在这里，他同样要面对自然科学在研究人类行动时遇到的屏障，也就是我们没有能力获悉那些具体的外在事情是如何在人们的心中产生如观念与意志力等具体反应的。
把人类行动追溯到能被自然科学方法所描述的那些因素是徒劳的尝试。由于强调维持其自身生命与繁殖其所属物种的冲动是每一个生物都具有的天性这个事实，饥饿和性欲被宣称为人类行动之首要的或甚至是唯一的源动力。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这些生物性的冲动虽然既影响人的行为也影响非人生物的行为，但在影响方式上两者之间普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除了旨在满足其动物性的冲动之外，人还致力于实现一些为人类所特有的其他目的，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更高级的目的。人体的生理结构——首先是是肚子的欲望和性腺的欲望——影响行动人的选择，这一点从未被历史学家们忘记。毕竟，人是一种动物。但人是行动的动物；他要在一些相互冲突的目的中间做选择。正是这一点才是行动学与历史学的研究主题。
解读：历史学是人类行动的记录，其终极的给定是个性【个体特征】（individuality），而把人类行动追溯到能被自然科学方法所描述的那些因素是徒劳的尝试。
八、人文心理学的方法(the thymological method)
人类行动于其间的环境，一方面形成于自然事物，另一方面形成于人类行动。人所计划的未来将由那些像他本人一样制定计划与行动的人们的行动共同决定。如果他想要取得成功，那么，他就必须预见到他们的行为。
未来的不确定性，不仅是因为其他人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而且因为对影响行动的许多自然事物还缺乏足够的知识。气象学提供一些有关影响大气层状况之因素的信息；但是，这种知识充其量也不过是使气象专家能够预测天气在未来几天的一些可能性，而没有可能预测更长时期的天气情况。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人类的预见性甚至更受限制。在处理这种并不充分了解的情况方面，人类所能做的全部就是运用自然科学给其提供的知识，而无论这种知识可能是多么地不足。
人类预测其同胞的行为所使用的那些方法与用于处理自然事物的方法完全不同。哲学与科学（译注8）在很长时间里都几乎没有关注这些方法。对那些严肃的思想家来说，它们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和不值得关注的。当哲学家开始研究它们时，他们称其为心理学的方法。但是，当实验心理学的那些技术方法被发展出来之后，“心理学的”这个词就变得不合时宜了；几乎是早几代哲学家称之为心理学的全部内容，要么被当作不科学的东西而遭到完全拒绝，要么被轻蔑地称为“纯粹的文学（mere literture）”或者“文学的心理学（literary psychology）”而被归为消遣类的东西。实验心理学的拥护者们深信：有一天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实验将提供关于传统的人类行为科学之所有问题的科学答案。按照他们的说法，传统的人类行为科学所喋喋不休的都是些幼稚的或者形而上学的东西。
事实上，关于人们在就其同胞的行动而涉及心理学时心中所想的那些问题，实验心理学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也从未说出过任何东西。“文学心理学”之基本的和首要的问题是意义，也就是某种超出任何自然科学和任何实验室活动之范围的东西（The primary and central problem of “literary psychology” is meaning, something that is beyond the pale of any natural science and any laboratory activities.）。实验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而“文学心理学”探究的是人类行动，即探究决定行动的那些观念、价值判断和意志力。由于“文学心理学”这个词过于累赘和没有可能把它变成一个与之对应的形容词，我建议用人文心理学（thymology）这个词来取代它。（注释8）
人文心理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按照柯林伍德（译注9）的表述，它属于“历史学的领域”（注释9）。它所探究的是决定人们行动的心智活动。它探究产生某种具体行为的心智过程以及人心对个体所处环境的状况作出的反应。它探究不能被自然科学的方法察觉的那些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但是，自然科学必须承认这种因素从它们的角度看也应当被认为是真实的，因为它是产生变化的一连串事情中的一个环节，而对产生变化的这一连串事情进行描述所在的领域则被自然科学视为其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
在分析和推翻孔德的实证主义之主张的过程中，一群以德国西南学派（the südwestdeutsche schule）（译注10）闻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详细阐述了“理解”（understanding，德语为Verstehen）这个在不太清晰明确的意义上已经为比较年长的著作家们所熟悉的范畴。这种为人类行动科学所特有的“理解”旨在确立这样的事实：人们对其所处环境的状态赋予一种明确的意义；他们对这种状态作出判断，并且在这些价值判断的激励下为维持或者达到某种具体的事态诉诸于明确的手段，而这种具体的事态不同于如果他们放弃任何有目的的反应将会呈现的那种事态。“理解”处理的是价值判断、目的的选择与为达到这些目的所诉诸的手段的选择，以及已履行的行动之结果的评价。
科学探究的方法在范畴上与每个人在其日常世俗的行为举止中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前者更为精确和尽可能地做到少一些不一致和矛盾的地方。“理解”并不是只有历史学家才使用的一种特殊方法（Understanding is not a method of procedure peculiar only to historians.）。对于新出生的婴儿来说，一旦渡过其最初几天或几周的只是植物性的成长阶段，他们就开始了“理解”的实践。如果没有“理解”的指引，那么，人对任何刺激都不会产生有意识的反应。
“理解”的前提条件和隐含着的是人心的逻辑结构及所有的先验范畴。生物发生学的法则（the biogenetic of law）把个体的发育视为物种之系统发育的一种浓缩版的再现。人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描述智识结构的变化（In an analogous way one may describe changes in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婴儿在其出生后的发育过程简明扼要地重现了人类之智识进化的历史（The child recapitulates in his postnatal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of mankind’s intellectual evolution.）（注释10）。当某个期盼的目的能够通过某种具体的行为模式实现的想法开始隐隐约约地在其心中浮现出来时，哺乳的婴儿在人文心理学的意义上就变成了人。非人类的动物从未进化到超越本能冲动和条件反射的地步。
“理解”这个概念最早是被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详细阐述的，他们想要驳斥那些实证主义者对历史方法的蔑视。这解释了为什么它最初只是被当作为研究过去的心智工具。但是，“理解”提供给人类关于知晓过去的那些帮助，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努力中只是一个初始阶段。从实用的角度看，人看似对过去感兴趣只是为了能够给未来做好准备。自然科学研究经验——它必然地总是过去所发生事情的记录——是因为规律性与因果关系这两个范畴使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指导那些技术性的行动，而这些技术性的行动必然地总是致力于对未来的状况作出某种安排。对过去的“理解”在使行动尽可能地达到目的方面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就未来的状况取决于人类的观念、价值判断和行动而言，“理解”旨在对未来的状况作出预测。除了鲁宾逊·克鲁索在他遇见其仆人星期五之前的那种情况外，如果没有对行动者的同胞们将要做什么的充分关注，那么，就没有能够被计划或执行的行动。行动隐含着“理解”其他人的那些反应。
在自然科学所探究的领域，对事情的预测是建立在规律性和因果关系这两个范畴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一辆装载10吨的卡车驶过一些乡间小路上的桥，那么，这些小路上的桥就会坍塌。我们不希望这样的载重量会使乔治·华盛顿大桥倒塌。我们坚信那些作为我们的物理学与化学知识之基础的范畴。
在应对同胞们的那些反应时，我们不能依赖这样的一种规律性。我们的假定是：总体而言，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们的未来行为将不会偏离其过去的行为，因为我们假定决定人们过去行为的东西也将决定其未来的行为。不管我们可能知道还是不知道自己不同于其他人，我们都会试图去猜测其他人对其所处环境的变化将如何做出反应。从对一个人过去行为的了解，我们构建一个我们称之为“他的性格”的模式（Out of what we know about a man’s past behavior, we construct a scheme about what we call his character.）。我们假定：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干扰，那么，这种性格将不会发生变化，而且更进一步说，我们甚至试图预知某些具体条件的变化将会如何影响他的反应。若与某些自然科学提供的那种看似绝对的确定性相比较，这些假设和从其派生出来的所有结论都会显得相当不靠谱，而且那些实证主义者可能嘲笑它们不科学。然而，它们是解决有关问题的唯一可利用的方法，它们对在社会环境中要完成的任何行动都是不可或缺的。
“理解”不探讨人类行动之行动学那方面的内容。它涉及的是就我们的同胞而言的价值判断和目的与手段的选择。它不涉及行动学与经济学的领域，而是涉及历史学的领域。它是一个人文心理学的范畴。“人的性格”这个概念是一个人文心理学的概念。它在每个实例中的具体内容来源于历史经验。
如果没有对于未来的“理解”，那么，任何行动都不可能被计划出来和得到执行。即便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个体，作为一个行动者，他的行动也是受其对未来之价值判断的某些具体假设指导的，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行动取决于他对自身性格的想象。
“Speculate”这个词最初是用来表示任何种类的冥想和形成一种看法。现在这个词则带有指责的含义而被用于贬低一些人，而这些人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擅长比普通人更好地预测其同胞们对未来的反应。在这种语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根本原因是它将显现出目光短浅的人们在关注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上的无能。这些目光短浅的人没有意识到的是：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致力于满足那些最为迫切的未来需求，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未来情况的确定性是可获得的。他们没有觉察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在为未来做打算时，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定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的著作家的所有著作中，对于发现生产活动的行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预测消费者的未来需求这个事实，没有给出丝毫的暗示。（注释11）
每一个行动都是一次投机（every action is a speculation），即是在关于未来之不确定情况的某种具体看法指导下进行的。即使是在那些短期的活动中，这种不确定性也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是：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是否会将他为第二天或下一个小时准备的所有东西都化为乌有。
解读：“理解”是一个人文心理学的范畴，它不涉及行动学与经济学的领域，而是涉及历史学的领域；如果没有对于未来的“理解”，那么，任何行动都不可能被计划和执行。
注释及译注：
注释1：见后文的第53页。
注释2：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牛津，1946年，第249页]）说：“有一种俚语表达的习惯用法，就像‘大厅’是指音乐大厅或者‘画片’是指电影一样，按照这种用法‘科学’就是指自然科学。”但是，“在欧洲人的讲话传统中……一直持续至今，‘科学’这个词都是指任何一种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关于“科学”这个词的法语用法，参见拉朗德（Lalande）的《术语词汇与哲学评论（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第5版，巴黎，1947年），第933—940页。[译者注：罗宾·乔治·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年2月22日-1943年1月9日，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著作有《宗教与哲学》（1916年）、《心灵的思辨》（1924年）、《艺术原理》（1938年）、《历史的观念》（1936年）等。安德烈·拉朗德（C. André Lalande），1867年 月 日-1963年 月 日，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哲学术语与批判词典》。来自百度词条]翻译参考书：《历史的观念》，[英]柯林伍德著，何兆伍 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9月第一版。
注释3：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的《社会科学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第二卷（Vol. Ⅱ），第1期（No. 1），[第3次印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9页。[译者注：奥托·纽拉特， 1882年12月10日-1945年12月22日，奥地利的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及经济学家，是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假设系统的分类》（1916年）、《经验社会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内容》（1931年）、《哲学论文》（1923年）、《社会科学的基础》等。来自百度词条]
注释4：同上，第17页。
注释5：见米塞斯的《人类行动》，第237页及下一页。
注释6：博弈的理论与行动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当然，玩游戏也是行动，而且抽支烟和吃块儿三明治也是行动。参见后文的第87页及下一页。
注释7：见后文的第67页。
注释8：见米塞斯的《理论与历史》，第264页及下一页。
注释9：当H.泰纳（Taine）在1863年写“《英国文学史（Histoire de la literature anglaise）》[第10版，巴黎，1899年，第一卷（Vol.Ⅰ）之《导论》部分的第45页（p. xlv）]”时，他并没有意识到的是：他心中所想到的那种心理学，不是被称作为实验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而是那种我们称之为人文心理学的心理学，人文心理学实质上是一门历史学科，也就是狄尔泰（Dilthey）的术语中所讲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精神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莱比锡，1883年]）。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牛津，1946年]，第221页）把“历史的思考”同非常麻烦的研究人心的其他方法区别开来，前者是“因为研究在某些确定的情况下以某种确定的方式采取的行动而研究人心”，后者则是研究从特定的情况或特定的行动中抽象出来的人心的普遍特征。研究后者的“不是历史学，而是心智科学、心理学或者心灵哲学”。他指出（第224页），这样的“一种积极的超越历史的领域和建立在人性之永恒与不变的规律之上的心智科学”是“只有对把某一历史时期短暂出现的情况误认为人类生活之永恒状况的那种人来说才可能的”。[译者注：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1828年-1893年，主要著作有《拉封丹及其寓言》、《巴尔扎克论》、《英国文学史引言》、《艺术哲学》、《现代法国奇缘》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1833年11月19日-1911年10月1日，主要著作有《精神科学导论》（1883年）、《黑格尔青年时代的的历史》（1905年）、《论德国的文学和音乐》（1937年）、《施莱尔马赫的一生》（1870年）、《诗人的想象力》（1887年）、《体验与文学》（1905年）等。来自百度词条]
注释10：《语言、思想与文化（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由保罗·亨利（Paul Henle）主编（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48页。当然，这个比喻是不完全的，因为绝大多数人早在达到其所处时代的人文心理学之顶峰之前就停止了他们在文化上的进化。
注释11：见米塞斯的《理论与历史》，第140页及下一页。
译注1：为了解释“只要抽去水管里的空气，形成真空，水就会沿着水管往上流”这种气压现象，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自然界厌恶真空（horror vacui）”的假说。其意思是说，大自然不会让真空存在的，一旦出现真空就会让水来填补，于是，水就被抽上去了。真空出现在哪里，水就跟随到哪里。参见中学课本。
译注2：解释沉闷的科学之由来。短语“沉闷的科学”最早出现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于1849年写的一篇名为《关于黑人问题的即席演讲（Occasional Discourse on the Negro Question）》的短文里，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证了拥护恢复奴隶制以管制西印度市场上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种“快乐的科学”，我应该说，就像我们所听到的；不，是一门枯燥无味的、令人忧伤的乃至卑劣的与令人苦恼的科学；更明确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沉闷的科学（Not a “gay science,” I should say, like some we have heard of; no, a dreary, desolate and, indeed, quite abject and distressing one; what we might call, by way of eminence, the dismal science.）。这篇短文是卡莱尔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之间一场辩论的导火线[火花]。正是在这篇短文中卡莱尔首次使用短语“沉闷的科学”来描述经济学经济学领域的特征。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年12月4日-1881年2月5日），苏格兰哲学家、评论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以及老师。他被看作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评论员，他一生当中发表了很多重要的在维多利亚时代被赞誉的演讲。主要著作有《英雄和英雄的崇拜》、《法国革命》、《论英雄、永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和《过去与现在（中文译本名为《文明的忧思》）》等。见维基百科
译注3：德语中Geschichte的意思是历史，Wissenschaft的意思是科学、学问，Literatur的意思是文学、文献，Sprache的意思是语言，Kunst的意思是艺术，Krieg的意思是战争。源自网上的《德语助手》
译注4：《统一科学的国际百科全书》英文简写为IEUS，包含两卷，从1938年到1969年共出版十九本专著。从1937年开始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map，1891年5月18日-1970年9月14日，德裔美籍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与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年12月10日-1945年12月22日）、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1901年5月23日-1979年1月15日）一起主持编辑出版《统一科学的国际百科全书》。
译注5：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前483年—约前435年或者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30年），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性格颇像毕达哥拉斯，走到哪里都有追随者。
译注6：塔德乌什·科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ński，1886年3月31日-1981年10月3日），波兰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利沃夫·华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所谓实在论（reism）的一种哲学理论。其著作中的《人类行动学——有效行动的科学之导论（Prax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s of Efficient Action）于1965年由纽约的培格曼出版社（Pergamon Press）出版英文版，简·沃伦斯基（Jan Wolenski）曾经著有《科塔宾斯基：逻辑学、语义学和本体论（Kotarbinski：Logic, Semantics, and Ontology）【1990】》。
译注7：发生于公元前216年，迦太基军队主帅汉尼拔率军在意大利南方的坎尼城击溃由罗马执政官保卢斯与发罗所统领的大军，这场战役至今仍被誉为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
译注8：这里指自然科学。
译注9：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年），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主要著作有：《艺术哲学》（1925年）、《形而上学论》（1940年）、《新利维坦》（1942年）、《自然的观念》（1945）和《历史的观念》（1946年）。来自百度词条
译注10：也称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为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他是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1848年5月11日-1915年10月22日，主要著作有：《序论[序曲]》（1884年）、《历史与自然科学》（1894年）、《论意志自由》（1904年）、《哲学导论[概论]》（1914年）、《哲学史教程》（1892年）等。另：翻译参考书为《哲学史教程（上下卷）》，[德]德文德尔班著 罗仁达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4月第一版，1997年2月北京第5次印刷。来自百度词条]与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他是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主要代表，1863年5月25日-1936年7月28日，主要著作有：《先验哲学导论[认识的对象]》（1892年）、《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1899年）、《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1896年）、《历史哲学问题》（1905年）、《哲学体系》（1921年）等。另：翻译参考书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德]H.李凯尔特著 涂纪亮译 杜任之校，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第一版，1991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来自百度词条]。（选自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第二章，由亦方翻译，注释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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