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武【周末贤谈】：为什么要取消文理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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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否取消文理分科”有截然两种不同的意见。主张分科的一派认为，如果取消分科，必然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主张取消分科的一派认为，文理分科不利于素质教育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分科与不分科虽然各有利弊，但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分科弊大于利，应该取消文理分科。

一、化解分科可能给学生加重负担的方法

在看待是否分科的问题上，一方面应该具有长远的眼光，既要考虑高考，又不能拘泥于高考，而是应该考虑人才培养与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取消分科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加重学生负担，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为了避免增加学生的负担，其一，应该改革高考内容，为考生提供比较灵活的高考方式，包括在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主选择考试科目，让学生有选择的进行考试；其二，教育主管部门可以规定中学各门课程的总学时数；其三，不允许任课老师无限制布置作业，每门课每周安排1—2次作业；其四，学校每天都要安排自习课，供学生做作业，或者与同学和老师进行交流互动，让学生在课堂上完成大部分作业。

二、明确中学基础教育的性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时间大大延长了，将来的孩子大部分能够读到大学和硕士研究生，少部分还能读到博士，乃至博士后。因此，无论是从学校教育还是个人的未来发展，我们都必须明确一点：中学教育对于未来的高等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还仅仅是基础教育。学习如同盖大楼一样，盖大楼需要夯实基础，大楼越高，要求地基越牢固；如果地基不牢固，就不可能盖成大楼，而在盖大楼的过程中，不可能返回来重新夯实地基。同样，对于中学生来说，你是希望自己将来盖一个“小茅棚”，还是希望建造一座大厦？要有所成就，就必须下决心打好中学基础教育的根基，克服一蹴而就的短视性。

因此，学校、家长都应该为中学教育的性质定好位，中学教育不是培养就业者，而主要是为了向各类学校输送合格的人才；学生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定好位，为了将来的长远发展，就必须克服急于求成的心态，老老实实地学好各种相关的基本课程，为将来打好坚实的基础。

三、学科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从科学史和学术史来看，学科本身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更有完整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中学分科实质上片面强调了学科的相对独立性，而客观上严重割裂了学科本身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进而导致文理相轻，二元对立，文理分裂，人为地破坏了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和谐统一。一些学理科的学生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没有时间读文学名著；而一些文科的学生对一些数理化的常识缺乏基本的了解。这种残缺的知识结构必然影响到学生的思维优化与能力优化，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可持续发展。

在古代，学科是不分类的，学者什么都可以研究。柏拉图是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优生学家、教育家，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都是通才。康德和黑格尔也都是文化巨匠，精通多种学科，黑格尔甚至亲自讲授数学。我国古代的《老子》、《庄子》、《左传》、《战国策》、《论语》等，许多研究人文的学者都需要学习。至于《史记》，在大学里，历史专业和中文专业的学生，也都是必学课程。

其实，学科在整体上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网状系统，任何一门学科只是其中的一个网节。中学过早地分科，必然人为地割裂了学科的网状系统，不利于学生在学习中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也不利于学生认识各学科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关系。中学仅仅是打基础，是培养人才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过早分科客观上既影响文科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求真精神的发展，也影响理科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的提高。当然，取消文理分科，并不意味着要求中学培养全才，而是注重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健全的心智、活跃的想象力，达到情感能力、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和谐统一。

四、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具有两大目的：一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劳动者；二是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前者是眼前需要，后者是长远需要；前者是物质功利需要，后者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前者如同片面追求GDP，后者如同建立和谐社会。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不能把目光仅仅盯在GDP上，而是更需要学校培养和谐发展的个体生命。

对于目前中学存在的分科问题，有的人竟然用黑格尔的“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来肯定分科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岂不知黑格尔还有下一句话“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很显然，分科是现实的，却是不合理的；取消分科是合理的，终究应该变为现实的。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人的全面发展，中学都必须取消分科，才能够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甚至在大学一年级也最好取消文理分科，采取通识课或综合课的方法，到大二再分为“大文科”和“大理科”，到“大三”时再分专业，也许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中学必须取消分科，这需要高考和其他管理的配套改革和完善，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我们希望能够加快这一改革过程。

责任编辑：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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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薛永武《中西文论与美学研究》一书凝聚了作者二十多年的心血与智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以视域融合与思域融通的方法，对中国文论、西方文论和美学进行了融通性的研究。第一部分包括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原因，比较全面系统研究了先秦音乐理论对《乐记》的影响、《庄子》《乐论》《吕氏春秋》与《乐记》的比较、《乐记》天人相谐的和合精神、《乐记》对乐的生命本体论阐释。第二部分研究了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郎吉弩斯、狄德罗、康德和黑格尔的文艺思想。第三部分研究审美价值与主体性等重要的美学理论，对人才美学、审美与人才开发、审美经济和海洋美学等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