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同源丨熊伯齐书画新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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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简介 -

熊伯齐，又名光汉，号容生，锦里生、天府民。斋名三砚室，别署玉垒轩、聆鹃庐、杏风楼。四川井研县人。1944年3月生于成都，1955年7月定居北京。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四、五届理事。现任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中国文联牡丹书画艺术委员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理事，西泠印社篆刻创作研究室主任，北京印社副社长，荣宝斋艺术鉴定委员会委员。擅篆刻、书法、写意花卉及诗词。作品入展全国历届书法篆刻展及其他重大国内国际展，并多次任评委。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人展览，有数种出版物及数篇论文发表，作品为国内外多家机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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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欣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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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伯齐先生三题

文_李刚田

一、修养与艺术

我和伯齐先生都有清晨早起的习惯，每年到杭州参加西泠印社活动，二人相约荷着晨露漫步于西子湖畔。或无限生机的春，或金风送爽的秋，伯齐先生关心花木，会心鸟语，他能随手指点路边的花木草虫，并一一说出其名字与特性，但这方面我却显得闭塞木讷，听他娓娓而谈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闲谈间，他能谈及许多我所不知道的艺坛故事，我听得饶有兴致，并留下深刻记忆。与伯齐先生交往令人愉快，感受他有一种稚子般的纯真，他亲和、朴厚、笃诚、踏实，是我敬重的兄长。

前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熊伯齐书画作品集》，全面展示了他书法、篆刻、绘画的风貌及诗词的文采，从中我们可以从各方面领略作者的才华与修养。此书中洪亮先生写了一篇综述《熊伯齐的当代意义》，文章说道：“熊伯齐这位改革开放之初就成名的著名篆刻家依然保持着他那潜心于诗、书、画、印的创作与研究的状态，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他那平和宁静的心态。我们以为对于当今书画篆刻界来说，熊伯齐是有当代意义的，这种意义体现出真正艺术家具有的不浮不躁的心态，乐此不疲地走在吴昌硕、齐白石等熔诗、书、画、印于一炉，成为诗、书、画、印四全、四通、四绝的艺术大家的道路上。”

其中提及伯齐先生诗书画印四全。近年西泠印社秉承“博雅之社”等理念，印社中人不囿于方寸印面之间，提倡通过诗书画印的兼通互融，并依此理念举办了多次面向海内外的诗书画印全能人才的选拔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当下社会分工日趋细化，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前进走向现代化的必然，只有细化才能专精，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但作为传统的书法篆刻艺术沿习至今秉承着传统文人的理念，技艺上的专精与文化上的博览融通相互支撑，而技术的精湛是以文化的融会贯通为基础的，是以思想的深刻为主导的，所以书法上讲求“书如其人”，也就是通过笔墨体现作者的全面文化素养及人格魅力，这是根本，舍此则入俗格，甚至入魔道。

当下是书法篆刻的展览时代，作者们在展览的舞台上激烈竞争而求出人头地，往往陷入技术上的比拼与形式上的争奇斗艳，于是出现了“展览体”，社会上有了“这一代书法家没有文化”的声音。此时我们研究伯齐先生的艺术之路，当具有独特的意义与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伯齐先生的诗词、书画篆刻互为陶冶互为支撑，共同塑造了他作为文人艺术家的立体形象。对伯齐先生的作品不仅仅去看，重要的是要品读，“看”是欣赏其外在的形式美，而“读”则是品味其内在的文化性，外在的形式美与内蕴的文化品质和合一体，又自然表现着作者其“人”。

读他的诗词，在文词清丽中表现着真情本心，没有太多的文词修饰痕迹或刻意用典来“掉书袋”；看他的书法，一笔笔自然写来，无铅华粉黛处，无鼓努为力态，有传承渊源，又见自家情性；看他的篆刻，不但具有古代印章中所传达出的金石气，而且有当代篆刻创作中的刀笔表现力及形式思考，他没有一味依傍既成的古典样式，也没有高调喊出“笔墨当随时代”，而是植根优秀传统，顺乎自家情性，合于时代风范；读他的画，一派文人气象，画平常之物而能入高雅，敢用姹紫嫣红而能不蹈俗格，非胸有卷轴而不能为之。诗书画印相互依托又相互制约，重要的是对“度”的把握，在对“度”的把握中体现他的学术思想及审美追求。他的作品既不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古，又不追随时趣作时代的弄潮儿，而是自然平实，本色本性，一如其人。刘恒先生在《熊伯齐篆刻解读》一文中说道：“他或许不是那种风云一时、活跃张扬的新闻人物，但其持续稳定的创作水平及不随流俗的独特追求，却使他成为人们在审视当代印坛时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他的这种为艺态度及做人修为是传统文人的作风，是时下久违又亟待唤回的一种文化精神，尤其是当下展览时代，“熊伯齐现象”当使我们在回眸之中有所思。

二、坚守与突破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伯齐先生先后发表了两篇篆刻研究的论文《略谈古玺布局艺术》、《界格在印章史上的作用》，在业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刘恒先生写道：“对于前人很少涉足的战国古玺，熊伯齐先生是认真研究，写出了题为《略谈古玺布局艺术》的长篇论文，抓住古玺最鲜明的特征，将其各种章法技巧分类排列，总结其规律，发前人所未发，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把这些规律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所作清新奇古，洒脱自然，为当代篆刻艺术贡献了一种独特的可资借鉴的风格。”前人对古玺印多作考古研究、古器物研究、古文字研究或用作地域研究、历史研究中的佐证物，而完全站在篆刻艺术立场的研究鲜见，伯齐先生对遗存古玺印的印面形式构成作分类解析，发前人所未发。当时，上海韩天衡先生对五百年明清流派印的刀法作了深入的研究，而北京的熊伯齐先生则对古玺印的章法构成作出了独到的研究，二者遥相呼应，两位研究者的身份都是篆刻家而不是专业的理论家，其研究的指向都是篆刻艺术。这种研究直接对当代篆刻创作产生影响力，天衡先生篆刻娴熟而独特的用刀当得益于他对明清流派印刀法的谙熟，而伯齐先生将研究中寻译出的古玺印章法规律运用在自己的篆刻创作中，使得那一时期他以古玺印面目出现的篆刻创作非常引人注目。当时的印人多走宗法汉式的路子，伯齐先生能跳出汉印模式，在古玺印中探索当代篆刻的新路径，是很有创意的。三十年后的今天，书法篆刻展览中，师法古玺印的创作已成新的亮点，并具有潮流性的影响力，而伯齐先生正是这创作潮流的先行者。

伯齐先生《界格在印章史上的作用》一文的结束语中说道：“……可以看到界格在印章史上深刻的影响。……以至我们现在刻印，除刻意拟古玺风格外，皆不知不觉要在印面上划出竖界或十字界后再安排文字。界格正如如来佛的手掌，孙悟空难以翻出，竟统治印章达两千余年。近现代篆刻大师中，唯来楚生一人的作品摆脱了界格束缚。他将古玺的布局方法活用到自己的印作中，故文字有离有合，却又不是纯粹摹拟古玺，而是以小篆系统文字出之，再辅以复杂的刀法及残破手段，故其作品具有强烈的创作感而耐人寻味，启人深思。来楚生师古出新之举，为印章布局突破界格的束缚，做了有益的尝试，是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的。”他敬佩来楚生先生对古玺印的取法和对汉式的突破，从而出新意、出风格而影响一代人。其实我们纵观伯齐先生数十年的为文为艺，真诚而执著的他一直在做“跳出如来佛手掌”的尝试，他一直在对传统的深入坚守和对传承样式的突破出新二者之间游走，伯齐先生讷于言而敏于思，他的内心有一个五光十色的充满创造力的精神世界，可谓“潭深千尺水不扬波”。

尽管伯齐先生作品多突破性的探索，但在书法篆刻中对他发生重大影响力、也就是他坚守传统的重心仍是博大朴厚的汉人风貌。他的篆书是经过隶化改造的汉篆，他的篆书风格与篆刻风格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印从书出、书从印入，书法篆刻在他的创作中水乳交融又浑然无迹。尽管他对古玺印的章法形式作了深入研究并贯彻在自己的创作中，但拂之不去的还是汉印对他素丝初染式的影响力。他所刻的古玺印，是汉化了的古玺，取用古玺的章法形式而内在的仍是汉人风骨，这一点他与来楚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在形式上试图突破汉式之囿，但精神上又不由自主地对汉人气象皈依，在形式上作“跳出如来佛手掌”的尝试，所以他的作品有着当代艺术的特点，但内在的仍是传承数千年的古典韵致。

他的篆刻用刀，受汉凿印的影响，如点画起止末端的横切，即出自汉凿印的原型。他曾说：“近读汉作，羡东汉下级官印天真朴拙，更见'琅琊相印章’小照，真力弥满，气度恢宏，槌凿'丁丁’，声犹贯耳，因刻意效颦，印风为之一变。”（1993年）他虽取法凿印，并未陷入在北方风行一时的齐白石的刀法模式，而是取意齐白石与陈师曾之间，在自然爽健中具苍涩意，他不但重“有笔尤有墨”，也重刀情石趣，他的刀笔语言既有对传承的坚守，又有对既成样式的突破和新的探索。如他的书法，其楷书师褚遂良及瘦金书，明显体现着对传承样式的模依，讲规律求雅意。而他的行草书则在广涉博览的基础上更多地有着笔墨表现力的强化和个人气质的彰显，他的篆书用笔也不拘泥于“二李模式”，而是草情隶意揉合一体，顺应毛笔自然挥运之理，一笔笔写来，力避工艺化。如果说他的楷书侧重传承的坚守，那么他的行草书则重自我精神的表现，其楷书求点画匀净清健如出水芙蓉，而他行草的点画则显现着苍茫之意如盘郁老松。他绘画的基础是白描，用单一的线质、准确的造型传达文人雅意，这是对传承的坚守，而在他后来的绘画创作中，笔墨色彩变化丰富，传承样式与匠心独运并生，他不拘泥于文人画以淡雅为上的理念，或是受齐白石绘画的影响，不避颜色鲜丽，赏心悦目，可亲可近，雅俗共赏。

总之坚守与突破是伯齐先生数十年艺途跋涉中的命题，在对传统长期的浸淫中，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一种坚守，而新的思考、新的境遇又使他不断寻求形式上的突破出新。他的突破是有“度”的，形式的求新求变与传统内在精神的坚守相辅相成，成就了熊伯齐作品的样式与风格。

三、人格与艺境

时下书法篆刻，多追求形式的新颖，从而产生对视觉较强的冲击力。为在形式上追求不与古人同、时人同、他人同，而用尽心机以求在展厅中众多作品的对比之间凸显出来，但每每对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风格近于麻木或滑入时风而趋同，所谓的“形式至上”或“纯视觉艺术”的书法篆刻，失去了人格与艺境的潜在支撑作用。而传统的文人书法则与此有很大区别，在形式上求“无意于佳乃佳”的，求顺乎笔墨自然表现而随缘生机，重视作品的内在境界，重视作品中人格魅力的潜在。而这种古与今的对比之中，看伯齐先生的书法篆刻艺术乃至他的艺术人生，明显感受到虽然他的作品中也体现着当代艺术的特点，但从创作理念上，他自然而然地秉承着传统文人的理念，为艺的“无意于佳”与做人的随遇而安二者天人合一，在时下的喧嚣与泡沫中能心静如渊，在艺术创作中才能进入物我两忘之境。

熊伯齐先生在荣宝斋文房用品经营部的刻印润格

看他的书法篆刻，无心刻意塑造与众不同的独立风格，更不去刻意张扬来哗众取宠，他的风格是在长期的学而思、思而学的过程中水到渠成的，是在蓦然回首中发现的。读他的诗词，没有过分华美的词藻，没有艰涩的用典，在清词丽句上表现着真善美。他的诗词没有文人的牢骚、“愤青”的激烈或所谓“公知”的担当，用老妪可解的文词和白描式的文风来表现自然与人生的美好，在浅斟低唱中展现文人情怀和赤子之心。在挥毫染翰与驰刀石面的过程中，使人感受到人的在场，文与艺、文艺与人浑融一体不可分解。

数十年来，伯齐先生一直在向传统深处追问，又不断作自我反省，我们且录他1988年的一段话作结束语：“……篆刻之外，另事书画，文学，从中寻求突破，其间不乏成功的喜悦与停滞的彷徨。前些年因任务要刻大量的印章，这对于一个印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作法。它将导致程式化，使艺术走向死亡。我便在这可能程式化的危险中挣扎，以罗丹的'不要相信一双灵巧的手’为座右铭，时刻告诫自己不要忘了一个艺术家的宗旨，我们为艺术家所表现的，就是自我，但这个自我不是僵化的，而是在不断否定过去中实现的。我非常敬佩白石翁既学习前贤又不忘自我，而终究是自我的精神，虽然我并不喜欢他的篆刻风格，另外亦想学到来楚生先生对每件作品都力求不雷同于前的作风。探索是必要的，但有时如履薄冰，脚下一嘎嘎作响，就赶快退了回来，然并非退缩，正如古人云：胆欲大而心欲小，目的仍在彼岸。”

年过古稀的伯齐先生仍在不断探索的途中，充实而快乐。

2015年中秋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