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走近关学(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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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既是“内圣”之学,也是“外王”之学。“内圣”之学,相当于如今的文史哲以及宗教神学等人文学科;“外王”之学则相当于如今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社会科学。前面提到的党先生就是经济学家,不过“经济”一词虽说古已有之,其意却并不限于今人所说经济学之经济。经济者,经世济民也,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故古人所说经济不仅包括如今的经济学所讲,也包括如今的政治学、法律学、军事学所讲。

中国学术历来重视政治,这不仅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官本位的文化,而且因为儒学提倡“学而优则仕”,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然而,古代的政治学,研究如何做官的多,研究政治制度的却并不多,好像政治制度是既定的,遵行即可,没什么好研究的似的。但也并非没有研究者,唐人柳宗元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就是。

近代以前的中国人不像现代的中国人这样糊涂,在古代社会是什么社会的问题上,现代人在奴隶制、封建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主义、超稳定结构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古人却清楚得很,那就是:秦以前是封建社会;秦以后是郡县社会。因此,柳宗元、黄宗羲、顾炎武的研究也就是围绕着封建制和郡县制做文章。

无论是封建制还是郡县制,都是关中大地的产物,封建制的典型就是周制;在全国确立郡县制的则是秦朝,故曰“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政制就是郡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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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封建制和郡县制作出全面系统论述的是柳宗元。其《封建论》开篇道: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这也就是说,封建制在生民之初就有,并且是势所必然的制度。这显然是推测之词;今天看来,应该说封建制是中国文明一开始就形成的制度,从柳宗元“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这句话来看,封建制在尧舜时就形成了。他接着说——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尽管封建制在文明之初就存在,但西周之前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到西周才清楚。但西周的封建制到东周时就出了问题——末大不掉。因此导致周朝败亡。

接着说——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这是说秦行郡县克服了封建制的弊病,运天下于掌。尽管秦朝速亡,但问题出在人上,即统治者“暴其威刑,竭其货贿”,搞得民怨沸腾。郡县制本身没有问题。

接着说——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这是说西汉“矫秦之枉,徇周之制”是错误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明证。西汉郡国并行,“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说明,实行郡县制是对的。

接着说——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这里的“制州邑”还是郡县制。柳宗元认为唐朝后来的藩镇割据,“不在于州而在于兵”,即问题还是人而不是制度,“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就是明证。

接着说——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

这部分批评了那种认为世袭制的封建诸侯负责任、“施化易”,而流官制的郡守县令们“思迁其秩”、无心治理郡县的观点。认为周制“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制则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汉代郡国并行,“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所以,还是郡县制度好。柳宗元说:“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亦即唐朝实行郡县制是对的,只要选择好郡守县令同时管理好军队就能实现天下大治。

接着说——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这里批驳秦行郡县速亡论。针锋相对指出魏晋封建速亡,唐朝克服其弊病,长治久安,与封建何干?接着说: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这里批驳殷、周不革其制论,即殷不革夏之封建制、周不革商之封建制,指出不革是不得已,其实就是变革封建制的条件尚不具备,用柳宗元的话讲,就是“势”尚未至。至于秦,变革封建制虽出于私心,但封建制本身则是“公天下”,即对天下有利。

最后说——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意思是封建制是任人唯亲,郡县制是选贤任能,后者当然好了。

3

诞生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的名著。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明夷待访录》计有论文21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郡县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

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但这部书却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有人称赞《明夷待访录》是“人权宣言”。

但也有人说,黄宗羲虽然发挥了孟子的民本论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但很明显,他并未有跳出圣君贤相这种儒家理想的道德政治的窠臼。他所提出的种种设想,目的止于限制君权,而并无提出主权在民和政治须由公意所决定,其实这才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必须条件。从根本上来说:黄宗羲是传统社会一心一意专事“补天”的“抱道君子”,而不是传统政治体系的所谓“掘墓人”;他的政治哲学仍然是服务于传统王权的儒家正统政治哲学。

4

顾炎武则写了《郡縣論》,首篇集中阐述了他对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看法——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

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顾炎武的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也就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制度可以是郡县制,但须有封建制的精神,这精神当然不是空的,它就体现在“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这些具体措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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