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五彩鱼藻纹盖罐——明代宫廷御用瓷器，嘉靖年间制品。
剔红花鸟纹漆提匣——明代宫廷漆器。
序言 被海洋环绕的两大帝国
海上女神“妈祖”
2003年3月我结束了在云南的调查，踏上归程。在昆明（云南省）的机场，遇到了一群颇引人注目的人。他们在候机室的座位上供放着中国人所信仰的海上女神妈祖。神像的肩膀上披着一块写有“湄洲妈祖庇佑平安”的布。我从这二十四名信徒中找到一位貌似首领的人，与之攀谈起来。
这尊神像来自台湾东岸的海港城市花莲市。因女神告诉信徒其有归乡探亲之意，所以他们一行便来到了福建的小岛湄洲。之后又在女神的恳切希望下游览了观光胜地丽江。现在是要经由澳门返回台湾。
台湾的女神造访云南的观光地，这个消息让一段长达五百年的中国历史如闪电般浮现在我的脑海。
海之女神“妈祖”像
妈祖是谁？她的庙宇为什么会在台湾的东岸？丽江为什么会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要将这些点串联起来，须讲述一段历史。
女神到访的湄洲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莆田市，是一座显露在海面上南北狭长的小岛。小岛位于碧蓝的东海，几乎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梦想去那里一次，因为它是妈祖的诞生之地。（以下主要参照李献璋，《妈祖信仰的研究》，泰山文物社，1979年）
有传说称宋朝建隆元年（960），女神出生于岛上的一户林姓家庭，可预知未来，拯救了无数海难。她死后的一天夜里，漂浮在海面上的木头发出光芒，正当人们感到奇怪时，妈祖在大家的梦中现身命令建馆。按照这个启示，建成第一座祭祀妈祖的庙宇，称为妈祖庙，地点就是台湾花莲的妈祖所谕示的地方。
妈祖原本只是福建一个小地方那些靠海生活的人所信仰的一位地方神，是历代王朝把她捧到了海上女神的地位。
宣和五年（1123），宋朝向朝鲜高丽派出使节。使节船队在旧历五月的一天从东海港口定海起航出发，次年八月返回。据说这支船队曾遭遇海难，得亏妈祖显灵搭救。那么为什么会是妈祖呢？因为船队的船员大多是信仰妈祖的福建籍水手。所以当船队平安归来时，朝廷赐庙额“顺济”给妈祖，这是妈祖第一次得到朝廷的认可。
湄洲妈祖庙 福建省莆田市海面上的小岛湄洲是妈祖诞生之地。
因为受外来民族金朝的压迫，宋朝试图在海上寻找出路。为保平安破例给妈祖以厚遇，接连赐“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等荣称，绍兴四年（1134）赐妈祖“灵惠妃”的称号。从夫人升格为王妃，妈祖完成了从地方神到全国女神的转变。
宋朝之后，元朝为了把江南的物资运到首都大都也使用海路，所以大海依然掌握着元朝的命运。元朝也尊妈祖为特别的神，至元十八年（1281）授其“护国明著天妃”之号（《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为至元十五年封号，应是误记）。获得天妃地位的妈祖，成为海上女神，可与天相匹敌，成为守护帝国之神。从宋朝到元朝，中国沿海的各个地方都设置了祭祀妈祖的庙宇。
妈祖信仰并不限于中国境内，在本书所要考察的明朝时期，出现了向东南亚、琉球、日本发展的趋势。尤其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人们都认为是妈祖在明里暗里守护着船队，因而对妈祖的信仰也就扩展到船队所到的各个地方。
在清朝将台湾收入版图的过程中，妈祖因守护清朝舰船有功，康熙二十三年（1684）从“天妃”再升一格被封为“天后”（只不过这次加封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才真正公开）。这意味着妈祖从一位天之配偶神一跃而成为可与皇后相匹敌的最高地位的女神。
在海上行走的中国人祈求航海安全，信仰妈祖，在世界各地建造起大小不一的妈祖庙，据说共有四五千座之多。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这些亚洲各国自不必说，美国的三藩市等一些地方也有妈祖庙。每年的妈祖诞辰日（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和升天日（九月九日），许多信徒从世界各地赶到湄洲烧香祈求平安。
海的历史
就像没有人讲过妈祖的历史一样，目前还没有人如实地讲述过海与帝国的关系。若要解开女神历史之谜还需要打破过去中国通史的框架。
在当今历史学中，整体来看有两种潮流。一种是以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研究为起点的“海的历史”。他教给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学中除了以发生在陆地上的王朝、国家的历史为中心，还存在另外一种不同的视角，他向我们证明海不是阻止人类活动的东西，它也是人类活跃的舞台。“海的历史”最早在东南亚历史中被接纳，日本史中现在也正在开展有关东海、日本海等海域世界的研究。
另外一种潮流就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近代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受布罗代尔的影响，该理论大有超越直到20世纪中叶都处于主流地位的唯物史观和近代化论之势。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 法国20世纪历史学代表人物。
在世界上，有政治、经济处于优势的国家和处于劣势的国家之分。20世纪的历史学试图把这种差异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这样一种结构来进行说明。比如说，化的地区，被看做历史性落后于宗主国。与西欧和北美等国家相比，亚非地区被认为还停滞于幼稚阶段。
改变这种历史观的契机，主要来自非洲或者是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说：被认为近代落后的地区，并不是因为在开发上落后而没有得到发展。而是在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确立的过程中，遭遇了低开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地区被强制性地让自己原本的社会形式变成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形式。
过去被定位在时间轴中的地区差异，逐渐被放置于同时代的关系当中。沃勒斯坦以由时间轴到空间轴的这种视角的转换为线索，试着对世界史进行了重新编排。其成果就是近代世界体系论。
本书是根据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所代表的这两大潮流，为重新审视迄今被称作中国史的这种叙述模式书写而成。本书选择“海”作为题目的理由，是为了吸收“海的历史”的相关研究成果。把叙述范围设定为14至19世纪，原因在于“近代世界体系”论所阐述的几乎为同一时期的内容。
笔者着眼于帝国与海的关系，由此可以不断去关注通过海洋与中国连接起来的日本、东南亚、欧洲的同时代性，才有可能去把欧亚历史作为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进行描述。另外，通过把五百年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应该能够阐明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被迫发生变化的世界帝国。
帝国的历史
本书所考察的这一长达五百年的历史，放在日本史的脉络中，正是足利义满时代至佩里黑船来航的前夕；在欧洲历史中则是从法英之间近百年的战争到法国拿破仑登上历史舞台。本书希望尝试的是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阐述。
若为本书所考察的这一段五百年的历史冠上一个王朝的名字，应该是明清时期。
明朝是乞丐出身的朱元璋于1368年创建起来的王朝。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创始人之中，朱元璋也是一位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权力最高峰的人。1644年，明朝由于大批农民起义而灭亡。从创建到灭亡共度过了两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是由居住在东北亚的民族创建的王朝，始祖努尔哈赤于1616年从明朝独立，建立政权，定国号为“金”（为了区别于12至13世纪的金朝一般称“后金”）。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于1636年定国号为“大清”，1644年取代明朝迁都北京。从努尔哈赤到末代皇帝溥仪，清朝一共经历了十二代皇帝，从创建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走过了近三百年的历史。
足利义满（左，京都市金阁寺所藏）与黑船来航（右，《金银泥画防卫图屏风》，日本民艺馆所藏）
习惯上明朝不读作“mei”而读“min”，清朝不读作“sei”而读“sin”。这告诉我们在确立了汉文读法的江户时代，知识分子们对明清两王朝的情况不是通过书本而是从中国人的口中直接得来的。
但为什么是“明”“清”呢？列举从秦统一中国之后历代王朝的名称，并考察它们的由来，可以发现元明清三代不同于以往。
奠定中华帝国基础的秦，是以周朝所封的国名而命名的。汉是创始人刘邦受楚王项羽所封的国名。直到宋朝，王朝的创始人都是以前朝赐予的爵位为国号。也就是说王朝的名称不是自称，而是他称。这是中国的传统。
主动使用前朝所封的名号将会被看做是其统治继承了前朝，具有的正统性。这可以说是自古确立的一项政治约定。还须注意的是，王朝的名称来自周朝时候的国家、地区之名。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宋朝之前的历代王朝都没有超越周所固定下来的中华范围的意识。
而蒙古帝国的盟主忽必烈却不顾这一中国传统的束缚，自称“大元”。但元朝并非汉族政权而是蒙古族的政权，这样做或许应看做理所当然。问题在于元朝以后的明朝。朱元璋在元末混乱中崭露头角的时候曾一度采用白莲教教主赐的国号“吴”。按照中国的传统，国家应该称作“吴朝”，但朱元璋采用的国号却是自定的“大明”。接下来的“大清”也为自称。
明、清这两个名称入选的理由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它们并不是一些地名或者民族名称等固有名词，里面包含了抽象的理念。这一点与忽必烈选择的“元”相同。从王朝的名称来看，明清两朝已经不在从秦延续至宋的中华帝国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明清两朝是在蒙古帝国开创的新的地平线上建立起来的王朝。
若用稍显挑衅的话来说，明清两朝就不是之前意义上的中华帝国。即便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这一框架，也无法准确地理解这两个朝代。
恣意的明朝
在非传统的中华帝国这一点上，明朝与清朝可谓相同，但它们本身的特征却又大相径庭。能够真实感受到明帝国形成的地方是在距离其最初的首都南京郊外往东二三公里的地方，那里是被称作阳山碑材的明代采石场。第三任皇帝朱棣（明成祖，永乐帝）为了颂扬其父朱元璋（明太祖，洪武帝）的功绩，永乐三年（1405）下令采石在朱元璋墓前建碑。但是石碑最终没有完成而搁置在山上。
这块欲从山里运出的石碑分为碑座、碑身与碑额三部分。碑座高17米，宽29.5米，厚12米，重量为16250吨。碑身虽然横放着，但身高为51米，宽14.2米，厚4.5米，重8799吨。碑额高10米，宽22米，厚10.3米，重6118吨。或许正是因为过于硕大才没能运出去。
假若石碑完成，可与一座七八十米、高二十层的大厦相匹敌。我在南京大学留学的时候曾借学校组织游览历史遗迹的机会去现场参观。当我登上石头的时候，整个人有眩晕的感觉。不过那倒不仅仅是因为石头太大。
这么大的石头，当时真的打算运出去吗？到底曾有多少人被征用来搬运这块碑石？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莫非经常要接受这种完全无法用近代合理性去解释的帝国命令的捉弄？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领土随着它的国力衰退一天天在缩小。但是直到最后灭亡，它成形的样子还是我们近代人无法用常识想象的。
阳山碑材 朱棣为其父朱元璋树碑而开凿的巨型石材，因过于巨大而没有完成，被遗弃在南京郊外的明朝采石场
当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发展阶段论要对几千年的中国史进行时代划分时，一位学者认为明代之前为古代。其他许多学者都承认唐宋之间有一个时代区分，或者认为中世在宋代结束，或者认为中世从宋代开始，在这些争论中，明代之前为古代的主张虽然标新立异备受关注但却没有得到认可。
不过明朝时候国家进行的浚通大运河、郑和南海远征、修筑万里长城和建设北京郊外的十三陵等，这些丰功伟业确实比较具有古代性质，其宏大超出了近代的框架。在中国历史中若要寻找与此感觉相似的东西，可以联想到秦朝修建万里长城和隋朝挖掘大运河。当可以脱离这种从古代经中世、近世然后向现代前进的直线型时间意识时，就能够找寻到这种在中国鲜少出现的古代的源流。
明代的遗产和业绩多半来自皇帝的恣意妄为。在皇帝与高官中或许存在某一个理由需要启动国家工程。但是大多数百姓无法预测何时何地将会怎样被动员去参加这些工程。也就是说他们过着不知明天自己如何、难以计划自己生活的日子。
自制的清朝
在这一点上，清朝与明朝形成鲜明对比。在清朝统治较为安定的18世纪，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帝国的恣意妄为。宦官在宫外的活动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其原因应该包括皇帝出于占少数的满族统治占多数的汉族的必要性而对人民任意行为进行的自制。或许从维持一种高效的行政秩序，即以数千名官僚统治全国数亿人口的必要性层面也可以对此进行解释。
最大的契机应该是原则上取消了从古代延续下来的赋役。也就是说，清朝时期向国家提供劳动的负担被编入土地税中。土地可以测量，因此土地税能够计算。百姓一方面可以预测明天，同时也可以为了明天的自己而对今天进行合理的安排。
几乎同一时期，西欧的市民可以通过契约限制王权，制约国家的恣意行为。中国通过不同的途径造成了同样的结果。清朝的皇帝通过对恣意行为的自我约束，获得了充满温情的统治者的职责，也就是成功地为充满暴力的权力外面裹上了权威的外衣。
由于这种恣意并未受到法律的制约，所以百姓还是受到了直接管理他们的官员的各种不合理要求。但是这种贿赂与中间剥削在不知不觉中也有了一定的尺度。所以百姓可以预测出将被剥削的部分，从一开始就把它计算在内来从事经济的或者是社会性的活动。在清朝最兴盛的时期，上至大地主、富商，下到底层的贫农、百姓，人民都生活豁达。社会中充满了近代式的活力。
从古代式的明朝为何能够跳跃到近代式的清朝？如果把从明到清的变化看做中国内在的发展来理解，我们会感到混乱。但是，只要从东欧亚这一更大的体系，把与大海相对的中国看做其中的一个元素，就能够描绘出这五百年的活力。这正是本书的意图。
乾隆帝 代表近代清朝的皇帝。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作
本书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史。为了说明该书的框架，笔者还特意花费了第一章整章的篇幅。不过对于初次接触明清史的读者来说或许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为什么要这样展开论述，让人难以理解。我希望有这些感觉的读者仅仅记住下一章的重点是“从交易这一视角讲述历史”，然后从第二章开始阅读最后再回到第一章就可以了。
出现在中国内陆云南省昆明市的海上女神—读完本书之后大家对她的历史背景应该也会有一个理解。
第一章事情的时间、空间
海与交易
海与人
在人的各种行为中，再没有比渡海更具有人类特质的了。因为我们作为一种陆地生物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由于拥有坚强的意志和无穷的智慧才能渡过大海。而且意志与智慧可以说是“人”这一生物的特征。
人究竟为什么想要渡海呢？在人类的原始时期，有一群人试图往海的另一方寻找新的天地。这个记忆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信仰，认为在海的彼岸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种宗教式热情的带动下，涌现出不少出海的人。而驱使大量的人去航海的最大动机是交易。在讲述海与帝国的历史之前，首先对交易这种行为阐述一下我的基本看法。
在这个地球上，为了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文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物产。为了相互补充各自地区所没有的东西，从古代起就盛行跨越广阔的地理空间交换物资。
“人”以外的野生动物在自己生息的环境中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动物的排泄物、尸体，在它的生态环境圈中或者成为其他动物的食饵，或者分解为微生物。物质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循环。动物无法脱离这个生态环境圈。唯独“人”才能够从不同的地方搬运物资进行消费。本书中将这种跨越了生态环境圈的物资的互换称为“交易”。
在今天这种大规模的交易开始之前，“人”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生活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为适应各自的生态环境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自己居住的土地上所没有的，或者说相较于需求较稀少的物品成为当地文化中的宝贝。拥有宝贝的人受到没有宝贝人的艳羡，某些情况下还会成为受尊敬的对象。宝贝甚至还成为权威的象征。在经济学中将宝贝称之为“财富”或者是“财产”，但是什么东西成为财富、财产则完全取决于文化因素。
在当地生态环境以外的宝贝，有两种来历。一种是怀有特殊技能的人从地里挖出的宝石、金子、银子等稀缺矿产。另一种是类似于香木、香辛料、绢织品、陶瓷器这种只能在某个特定产地才能制造出来的从远方运来的特产。能够成为宝贝的物资必须满足稀缺性这一条件，同时还必须满足是由特定生产地、通过特殊技能创造出来的这两个条件。
渡海而来的物产，依靠拥有航海技术的人从遥远的地方运过来，可以说完全具备了成为宝贝的资格。也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都流传着一次航海造就万贯家财的商人的传说。
交易的类型
在不同的文化中对这些宝贝进行交换其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比方说，要把热带岛屿中生产出来的香木与温带农耕地区生产出来的绢进行交换，会怎么样呢？我们或许会认为只要标示出一根香木的价格，然后寻求同等价值的绢就可以了。但是，用统一的价格评估香木与绢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这种方法是在明朝，也就是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才确立起来的。那么在尚未出现用价格来衡量、表示物品价值的时代中，交换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武力袭击对方来抢夺值钱的东西。或者也可以把海盗袭击沿海地区，掠走物品和人质的行为看做交易的一种类型。自古以来，经常会发生游牧民族抢夺农耕地区的物资、掠走通晓生产技术人员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跨越生态环境圈物资移动的现象，因此按照本书的定义，也可以涵盖在交易的范畴之内。
也有一种交易方法叫做“互酬”。这种方法是，交换双方，即在不同生态环境孕育的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相互都满意的量上取得一致然后进行交换的方法。沉默交易可以说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习惯做法。古时候有个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历史》中介绍了利比亚人所进行的沉默交易的情况。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习惯—著名的“鬼市”。
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5）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也就是在某种不同生态环境相互接触的特殊空间内，属一方文化的人将想要交换的物品放下后离开，另一文化中的人出来放下与之相称的交换物然后离开。
但是通过掠夺、互酬这种方法很难稳定地获得大量物资。在掠夺的地方抢到的并不一定有自己所需要的；通过互酬交换来的物品的量，受限于最低需求。也就是说对方若对自己带来的东西不感兴趣，交易将不成立。
比掠夺、互酬更先进的方法是纳贡。以军事武力或者社会权威为背景，令对方顺服，定期缴纳固定的物资。纳贡制度化以后形成的是被称为“集中—再分配”的方法。用政治的权力通过征税的方法从各级统治者手中筹备物资，集中后根据最高统治者的裁量重新分配到需要物资的地方。
纳贡与“集中—再分配”这两种方法的基础在于政治权力使交易制度化。交易必须敏锐地应对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
交易所依附的多个当事人的行为体系，是被称作“市场”的东西。在那里各种各样的商品由非特定的多个当事人按竞争原理进行交换。竞争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交易所需要的信息要得以公开。
这些信息也包括关乎将来的事情。为了交易而出海的船只或许因为遭遇暴风雨而沉没。但是，如果有一种海上保险等制度针对类似这种无法预测的情况，就能够预测到受灾大小这些风险。这并非是把交易活动当做赌博，而是要同时预测风险。
本书所考察的五百年历史过程中，纳贡与“集中—再分配”的机制在欧亚大陆出现之后再次瓦解，有时还出现了掠夺横行的情况。五百年历史过程中，中国也逐渐被纳入欧亚大陆萌生出的市场这个体系中。
中华文明的扩大过程
从古代开始追溯中国王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实是交易体制变化的过程。如果不把从广袤的领土收集来的各种各样的物产分配到所统治的各个地方，王朝就难以维持。换言之，王朝是一个在纳贡与“集中—再分配”的交易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治体系。这一交易体制在东亚这个空间框架下发展壮大。其类型可以总结如下。
王朝对统治领域以外的空间，通过纳贡等方法获得物品；对统治领域以内的空间则通过征税收集物资，之后再通过军队、官僚等机构重新分配。在王朝的影响下，那些统治领域以外的地方表现出进一步深入参与到该交易体制中的趋势，于是向王朝开展各种公关。与新文化的交流撼动了王朝交易体制的稳定性，王朝由此动摇。当这种动摇超过一定程度，王朝的统治体制瓦解。在这一混乱过程中又诞生了新的、较之以前范围更广阔的交易体制。在这种交易体制下，诞生新的王朝。
聚散离合的模式图 笔者考虑的中国王朝的兴亡模式
由于这一过程较为漫长，所以对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而言极难预测事态发展的趋势。新交易体制的蓝图出现后，伴随着流血而消失不见，斗争在多种可能性之间展开。从连续不断的摸索中逐渐确立一个体制。历经苦难而诞生的这个新的交易体制不久后又在与周围文化的交流中动摇。
把中国的历史看做这样一种循环时，这个循环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步骤。一为交易体制安定期的“合”，然后逐渐开始动摇，待体制显现灭亡特征时为“散”，出现多个新体制可能性的时候，各体制带头人相互反目进行战争，此为“离”，最后生存下来的一个体制统一大局称作“集”。虽然这不过是对四个字“离合集散”的重新组合，但这也是拙著《森林与绿色的中国史》（岩波书店，1999年）首次提出的观点。用这一说法重新解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能够解释很多现象。
如果把中原（黄河中游）成立的周朝的鼎盛期称作“合”，该王朝受到周边民族为参与交易的压迫开始动摇，春秋时代即进入到“散”的阶段。战国时期，西秦、北赵、南楚勃兴，它们在各自吸收周围文化的同时摸索新的交易体制。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离”。最终秦始皇确立了新的交易体制，压倒其他势力后实现了“集”。从周到秦大约一千年的这个变迁可以称之为第一个循环。
周的交易体制是一个比较宽松的体制，周王在各地封诸侯，诸侯对周朝进贡。
维持这一体制的是“礼”这一文化约束。而在秦朝建立、汉武帝确立的交易体制中，来自直辖地各郡县的税收、官盐专卖这一“集中—再分配”的模式成为国家的支柱。
第二个循环从后汉开始，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朝重新确立新的交易体制。在这个从公元1世纪到8世纪中期大约800年的时间里，确立了将耕地直接分配给统治领域中的百姓，实行租庸调的税收体制。对于统治领域以外的各国，举行册封仪式，承认其国王的统治权，并接受各个国家的朝贡，积极开展贸易。
第三个循环以唐朝安禄山叛乱后开始动荡为发端。经过了藩镇分立、五代十国的“散”阶段之后进入“离”时期，包括北面辽、金以及南面宋、南宋各自构建新的交易体制而相互对立。北宋与南宋积极向海上发展，交易的范围超过了以往。金朝等王朝加深了与中央欧亚的交易关系。
但是，这第三个循环并没有完成，中国周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蒙古帝国在整个欧亚领域构建起交易体制，中国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被编入进来。要理解这以后的中国史，以东亚作空间框架是不够的。本书使用大家并不熟悉的东欧亚这一词汇，试图在更广阔的空间中看待中国的历史。
东欧亚空间
东欧亚的海洋
“东欧亚”是笔者在撰写本书时感觉到其必要性而创造的一个词汇。范围包括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五大海和与它们相连接的陆地、岛屿。
若使用世界地理用语来表示，东北亚（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在内）、中亚（包括西藏高原、蒙古高原在内）、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在内）以及东南亚和印度的一部分构成东欧亚的范畴。它就是本书的舞台。
五大海都有其独特的一面。对于航海的人而言，最担心的就是风浪的高度。当海浪超过4米高，就会对航海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沿海地区的波高，以1990年代的平均值来看，超过4米的日子渤海为26天，黄海为95天，东海为123天，其中台湾海峡为90天，南海为169天（现在中国并不面向日本海，所以日本还没有可进行比较的数据）。波涛肆虐的不同从这些天数便可窥其一二。
东欧亚地图 本书所说的东欧亚范围
渤海与黄海，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以南北向的渤海海峡区分为内海与外海。渤海是一个像湖一样安静的大海，而黄海则经常肆虐。但是一旦风停了黄海也就变回没有波澜的海。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代，中国的大河黄河流经山东半岛南部注入黄海，1855年之后才开始改变流向注入渤海湾。
黄海与渤海虽然相邻，但情况却完全不同。当我从中国山东在黄海上驶向韩国仁川的时候，无论到达任何地方海水都像融化了牛奶之后的咖啡，颜色浑浊，并且海面就像湖面一样没有一丝涟漪。虽然当时那个季节比较偶然，气候稳定，但是这和我以前从日本到中国时所看到的东海情况完全不同。东海上常常涌动着海潮，是一个时常会波涛汹涌的海域。
由于中国的大河黄河与长江从大陆深处为黄海带来大量泥沙，所以中国这边不乏海底平浅的良港。而朝鲜那边的海岸线岛屿众多，生出许多小的海港。东海边上的中国沿海地区海岸线颇为复杂，拥有许多像宁波（宋代的明州）、泉州、潮州、广州等史上留名的港口。
在气候与海流方面，两个海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黄海夹在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风的动向虽然随季节变换发生变化但相对稳定。而东海连接太平洋，成为太平洋上台风等大型低气压通过的路径，并且还经常出现与来自大陆北部过来的偏西风和印度洋来的季风（吹过中国大陆的低地）相撞的情况，从而出现不规律的暴风骤起的现象。
东海周围有朝鲜半岛南部的多岛海、日本群岛的九州与琉球群岛和台湾岛，边上镶嵌着许多的岛屿形成美丽的弧线，东海以外是广阔的太平洋。台湾海峡南边的海是南海，南海西部与印度半岛相连，东面同菲律宾群岛与加里曼丹岛（Borneo）相接。沿海往西南方向航行，穿越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之间的两个海峡，可以到达印度洋。
南海是一个有台风的海，所以也有不少险滩。尤其是现在，属中国领域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底周围的珊瑚礁特别多。因此以往曾有很多船舶在此航行时触礁。通过海洋考古学的调查，发现了许多沉船。沉船周围不远处的海底下散落着无数的陶器，现在已经确定其中大部分是装满中国特产的交易船只。
海与船舶
汽船出现之前航海主要靠风力。季风是大自然给予东欧亚海域的恩惠。但只了解季风是无法渡海的，还需要造船，懂得航海的技术。造船业满足了各个海域的特质而发展起来。
观察1500米高空的平均风向，冬季一月来自中欧亚的偏西风覆盖日本海、黄海和东海，给日本带来大量雨雪。到达黄海成为西北风，时而波涛汹涌。南海南部东风反而占上风，从菲律宾到越南方向的风变强。两个方向的风在台湾海峡对接，形成旋涡，复杂多变。
春季四月，比较稳定的西风吹过日本海、黄海和东海，在南海形成比较占上风的西南风。这一倾向在夏季逐渐转强，七月在南海整体变成西南风，东海吹南风，黄海、日本海吹西风。这一风向对从华中地区往朝鲜半岛、日本航行是最好不过的。宋朝是妈祖信徒不断壮大的转折点，那时从宋朝往高丽去的船队就是利用这一季风每逢阴历五月（阳历的六、七月）从中国港口出发。
东欧亚季风风向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上，随着季节的变化风向、风力都会发生巨大变化
十月金秋，偏西风转强，像要把东欧亚大陆整个卷进来一样。日本海上虽然还是西风，但渤海、黄海上的北风已经越刮越大，东海、南海上东风渐强。来自高丽的使节就是利用这一风的变化来到中国的。
观察这一风的动向可以发现，日本海上来自东欧亚大陆的风整年都吹往日本。从历史上来看，横贯日本海的航线与其他四处海上的相比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因为只有夏天东南风稍强的短暂时间里才可勉强从日本渡海去大陆。
而在黄海、东海、南海，季节不同风向也完全不同。如果赶上这种变化出海，可以往东欧亚沿海的任何一个地方航行。基本上来说，春天从中国南方出发的船只乘风到达华北。到了秋天，从日本往华中、华南行驶的船开始出动。
若从中国出发欲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可在秋天时停靠在华南的港口，待冬天来临来自北面的季风转强时一气南下，春夏时节再从东南亚往中国航行。
海上交易的历史
东欧亚的海域自古以来用作交易渠道。其中黄海的海上交易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范蠡曾有一段趣闻。春秋战国时代，在华中地区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吴国与占据拥有天然良港浙江东部的越国相互对峙。吴越两国通过把华中、华南的物产运到华北而繁荣起来。吴国通过河运进行贸易，而越国进行的是海上运输。由谁掌握交易的主导权，这是史上所留下的卧薪尝胆、吴越同舟等吴越之争典故的本质。
春秋时代的海上交易
范蠡成为越王勾践的顾问，负责海上交易。他成功地使越国灭亡了吴国，留下非常著名的一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通过海路前往山东半岛。他改名鸱夷子皮开发海边，积累了数十万的财富。他又来到交易中心陶（山东省定陶县）从事交易再一次建立起亿万资产。以上这些事实来自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从大陆角度来看，或者会感觉他是从华中逃到了遥远的华北。但是如果隔黄海而观之，则会发现他原来所在的会稽（现在的浙江省绍兴）与山东半岛其实就是人的眼睛与鼻尖。
司马迁将其人生概括为“范蠡三迁皆有荣名”。范蠡与鸱夷子皮是不是同一人，现在还颇令人怀疑。但是追随他的足迹把浙江与山东这条线连接起来，就会发现当时包括海上航线在内的宏伟的交易路线。越国作为战国时期最强盛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不可忘记其背后存在着经由黄海进行的海上交易。
东海与黄海表现不同。从海流来看，黄海是季节性的循环海流，而东海则表现为黑潮以及其派生出来的大小不同的海流，把失掉舵的船冲到遥远的外海。许多船失事后无法再回到陆地。历史上9世纪中叶乘遣唐使船远渡东海来到中国的圆仁的足迹，可以说如实地体现了黄海与东海的不同。
遣唐使船 出自《东征传画卷》，绘于日本镰仓时代后期（约1298年），描绘唐朝东渡日本的高僧鉴真的故事
从7世纪上半期到后半期护送遣隋使、遣唐使的船只选择的航行路线是从九州往朝鲜半岛，沿半岛北上往黄海中央方向前进到达山东半岛。而8世纪以后由于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与日本关系不好，使节们不得不选择东海路线，从九州的五岛群岛出发往西直抵中国的江南。
路线的更改使船舶失事或者漂流的比率上升。为了保证使节的到达，船舶数量从7世纪的两艘调为四艘。以当时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可以说横渡东海是一场赌博。圆仁乘坐的船队在第一次航行时也曾遭遇失败，四艘船中三艘遇难；第二次航行时又在途中遭遇暴风雨而开始漂流，最后终于才到达中国沿岸。
圆仁回国的时候，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横断黄海，沿朝鲜半岛西岸南下到达日本，他乘坐的船只是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的交易路线航行的新罗船。与良港较少的中国黄海沿岸相比，朝鲜半岛多有面朝黄海的港口。所以在横断黄海的交易上，朝鲜船只占优势。
唐圆仁的旅程图
从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可以看出新罗人负责海上交易，从事翻译与船头工作。圆仁从中国的赤山港出发，在回去的途中完全没有遇到海难，平安地回到日本。
慈觉大师圆仁像 圆仁（794—864），平安时代前期的天台宗僧人。
延历寺第三世座主，山门派的创始人。838年入唐，留唐近十年之久。他详细记录了十年中所经历的事情，著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一起被称作是东亚三大旅行记，史料价值极高
中式帆船的出现
唐代基本上没留下有关当时在东亚造船的线索。但是从遣唐使所经历的艰辛来看，抵抗外海激浪的构造应该还没得到发展。如果选对季节，环绕大陆与半岛的黄海由于风平浪静应该能够安全地航行。但是与太平洋相连的东海，由于季风较强，所以只要乘风前进，船速就会提升，但是一旦变天，船只就只能任由波涛摆布，若被强烈的海潮冲走就再也难以返回陆地。在这种情况下，构造稍差的船只在东海上航行可以说伴随着极大的危险。
中国人没有可在东海、南海等海面安全航行的船只，所以对远洋航行并不积极。当时在海面上航行的船只主要是波斯商人乘坐的单桅三角帆船（dhow）。这种船不使用钉子，就像是把木材缝合在一起一样，所以又叫缝合船，因其结构极具柔软性所以能够抵挡外海的汹涌波涛。单桅三角帆船跨过印度洋与南海来到中国。
但是879年唐末兴起的黄巢起义军袭击了波斯商人在东欧亚的根据地广州，杀害了12万（也有人说是20万）外国人。于是单桅三角帆船从东亚撤出，把其根据地转移到东南亚。填补这一空缺的是中式帆船（junk）。中式帆船是一种拥有龙骨、船体被隔舱壁分割的船。宋朝时候中式帆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东欧亚海面上的主力军。
元朝时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曾这样描述中式帆船：
大型船只的情况是，用结实的木板牢牢地接成十三个水槽，也就是在船体里造十三个舱房，因此即便万一船只触礁或者受到饥饿的海豚的袭击一部分船体受到损害，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导致船腹出现裂洞，从这些破洞中流入的海水也会流到这些平常是空的舱房中。
遇到这种情况，船夫能立刻确定裂洞的所在，收拾舱房中的物品转移到隔壁房中，然后把进水的舱房排空。由于舱房间的隔壁非常结实并且严密，所以即便海水进入其中一个舱房也绝不会一个接一个地浸水。在实施了这些应急措施以后，再慢慢地阻塞裂洞，把货物放回原来的地方。（爱宕松男译注：《东方见闻录》，平凡社）
一帆风顺迅速航行的中国式帆船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论述“应该认识到中式帆船区别于世界其他所有传统船只的特征就是，其拥有防水体系隔舱壁”。在西方的造船技术中引进中国的这种实用且安全的办法是在18世纪之后。
元代海上交易繁荣以后，中式帆船发展成适应东欧亚各地海洋的形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在黄海上航行的沙船、适应东海的福船和在南海上航行的广船。
沙船保留着中式帆船的基本特质，拥有龙骨和隔舱壁，为了适应海岸平浅的黄海，船身呈扁平状。所以即便搁浅也不会翻倒。为了保证有装载货物的空间，把船头和船尾做成了方形，因此还被称作“方艄”。由于甲板离海面很近，所以制成桶状线条能够迅速排浪。
福船主要在福建制造，所以起此名。为了能够在东海深海中航行，吃水较深，船头像是能将波浪劈开，一般非常尖，船尾呈方形从海面上高高耸起。船尾多绘有色彩鲜艳的花纹，因此又有一个外号叫“花屁股”（色彩鲜艳的屁股）。在躲避暗礁、窄道航行方面，福船能够发挥它的长处。
广船产于广东，特点是船体细长，从龙骨伸出的结实肋骨与隔舱壁形成一体。因为南海比东海波涛更汹涌，这种形状是为了船体在突然遭受波浪冲击时不至受损。广船可以在远洋连续航行。
东欧亚大地
东欧亚的生态环境其实多种多样。这种多样性是大海带来的。印度洋季风带有大量的水分，经喜马拉雅山脉给位于东海与丘陵、平原交叉的华南、华中地区带来大量降水。而偏西风从中央欧亚的干燥大地吹过之后又从西北部吹向华北平原。季风与偏西风在秦岭山脉与淮河相联结的秦岭—淮河线上相撞，将大陆区分为湿润的华中、华南与干燥的华北两种地方。秦岭—淮河线以南以水田耕作为主，以北以种植谷子、小麦等旱田耕种为中心。
宋代以后江南日益得到开发，华中的农业生产能力提高以后，国家如果不把该地作为政权的基础就无法保障运行。丰富的农业生产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原本来自华北的养蚕和丝织品，进入杭州、湖州等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湖畔等水田地区之后，逐渐脱离了农家副业的束缚。水田周围的堤坝上种上了桑树，桑叶用于养蚕，生产出大量的生丝。城市里的手工业者在高技术的支持下，生产出精致的丝织品。这就是受全世界欢迎的宝贝。
通过南北断面图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中央欧亚的生态环境。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从印度洋带来的水分。植物所需要的水分完全靠北冰洋提供。从北看去，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大地的南部是一片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混合的泰加森林。拥有柔软皮毛保温性能高的野生动物就在这片森林中生息。其中，极为稀少的貂皮，在游牧民族中为王公贵族所独享，貂在欧洲还被称作“奔跑的钻石”被视为宝物。
森林的南面是高原，广袤的草原上畜牧业较发达，生活着大量的绵羊和山羊等。在这片土地孕育着一种耐力很强的马，是掌控农耕地区的政权争相求购的军事物资。草原南部屹立着天山山脉。翻过山脉南下水分减少，是一片沙漠。天山山脉与西藏高原上的积雪，夏天时融化顺斜面而下成为地下水，在山麓各处喷出地表之外。涌上来的水用于农耕，并且建立起城市，即绿洲城市，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方的交通要道。
比较欧亚大陆的东西部，与大陆东部的亚洲相比，西部的欧洲生态环境比较简单，物产种类也稀少。这种差别造成冰河期整个欧洲几乎都被冰河覆盖。装点历史的世界商品，如需要桑树的丝织品、产在云南高原等地带拥有原木的茶主要产自亚洲，正是由于这种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才产生了从东往西流动的现象。
向欧亚舞台的跳跃
南北分立体系
位于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华中地区，降水很多，生态环境温暖湿润，因而物产丰富多样。长江流域水稻发达，是中国的粮仓。江南地区用于保护渠道的堤坝上都种着桑树，发展养蚕业，生产出了高质量的生丝。山区则种植茶树。对于粮食、生丝、丝织品、茶叶等物品，秦岭—淮河线以北的华北地区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中央欧亚也有买家需要丝织品等。
但是华北基本没有华中地区所需要的物产。因此在华北与华中的物产交换过程中没有货物从华北运出，交易本身失去了平衡。如果以自由放任（laisser-faire）的态度对待这种商业活动，交易就会停滞不前。因为华北无法获得购买华中物产的实力，而华中如果没有华北的市场，其经济增长也会出现极限，同时华北也会因为没有商品流入使经济水平停滞在较低的水平。所以整个10世纪中国都没有发挥出使经济获得发展的可能性而陷入停滞。
华北如何创造出对华中物产的购买力？一个解决方法是保持秦岭—淮河线两边存在两个不同的政权。辽、金两朝与宋、南宋这种形式的分立状况大约持续了270年之久，其背景就是两个政权在体系上和平共处于将生态环境一分为二的南北两侧。
1004年辽宋缔结的澶渊同盟，形式上宋为兄、辽为弟，但其实统治华中的宋朝每年需要赠送20万匹绢和10万两白银给统治华北的辽。对宋朝来讲，这是一个政治上看似屈辱的条约。但在经济上来看，辽用宋朝赠给的白银购买华中的物产，间接地促进了宋朝的基础—华中地区经济的发展。
继承了辽朝版图的金朝也没有试图打破这一分立体系。在1126至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这一史上有名的金宋之争中，获胜的金朝军队也没有追赶逃往华中的宋朝皇室，而是带兵返回。以秦岭—淮河线为界的分立形式随着南宋的建立可以看得更为鲜明。各个政权都在相互的反击中摸索新的交易体制。这也是中华文明自我扩张过程中最后的“离”。
我们看惯了现在中国地图，时常会认定中国本来的样子就是把欧亚大陆东部统一在一个政权里面。但其实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华北政权和经济上日益发展的华中政权在保持政治上平衡的同时并存，这种统治形式才是一个稳定的体系。若不稳定，那么这一体系绝对不会在澶渊之盟之后一直延续到元朝接收临安（现在的杭州），时间长达272年。
分立体系的终结
南北分立体系的特征暗含了纳贡这种交易体制。也就是说拥有富裕生产力地区的统治政权通过向需要物资的政权朝贡，交易就可顺利进行。
南北分立体系在蒙古帝国出现时被打破。蒙古帝国是从欧亚大陆内部崛起的拥有世界视野的崭新的政权。铁木真为蒙古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把游牧的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国家形式。通过这种新的组织，铁木真打败了蒙古高原上的反对势力。
在蒙古高原南部干燥的沙漠地区，绿洲就像人的项链散布各处。一到夏天，从北面的高原和南面的喜马拉雅山脉上会有大量融化了的雪水流入沙漠，在沙漠走廊处形成泉水喷出。再在地下挖隧道引流，利用这些水资源发展农业，建立城市，通过城市的相互连接形成交易通道。
当蒙古帝国发展到把沙漠中的绿洲城市置于统治之下以后，连接绿洲与欧亚大陆东西两部进行贸易的维吾尔族人开始与蒙古帝国合作。帝国在经济和情报等方面利用商人们掌握的商业活动网和贸易手腕。商人们因为蒙古帝国成为中央欧亚的统一政权，能够在这一领域内安全地进行交易，所以接受了蒙古的统治。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蒙古帝国把中原纳入势力范围时已经预备跨越南北分立体系了。当蒙古帝国的第四代皇帝蒙哥令忽必烈攻打云南时，就已经决定废弃南北以秦岭—淮河分立的体系，构想出一个囊括了欧亚全境的崭新的体系。攻陷云南是为了取得消灭南宋的垫脚石。蒙哥突然去世后，这一构想的实现就交到了忽必烈的手上。
忽必烈试图将元朝从蒙古帝国中分离出来的新体系应该是蒙哥所没有预想到的。在攻打、消灭南宋并将其收归统治之下的过程中，忽必烈和以华南作据点从事海上贸易的穆斯林商人开始有了接触。他还沿用了南宋的舰船和造船基地。从此，诞生于高原的蒙古帝国开始向海上发展。
元朝时候的经济体系以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商人经营的白银作为价值标准。他们完全从商业活动中收取税金，而非依靠土地税。商业税征收的是白银，集中到元朝中央政府，再赠送给正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发展势力的蒙古帝国内的领主和贵族。因为元朝要做蒙古帝国的盟主，需要这些赠品。
分配到各地的白银投资到穆斯林商人和维吾尔族商人经营的贸易行，用于采购丝织品、陶瓷器等中国特产。为了购买中国尤其是产自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的物品，白银回流到中国。这些白银又通过元朝征收的商业税等形式集中到中央。
元朝就是把集中—再分配这种交易体制普及到欧亚全境而维持的帝国。对于这一交易体制，杉山正明（本系列第八卷作者）将其描绘为白银的大循环。
白银与铜钱
蒙古帝国的成立迎来了中华帝国集散离合这一自我扩张过程的终结。因为中国放弃了自成的体系，成为在欧亚大陆全境发展起来的交易体制中的一个要素。本书把从周朝到南宋这一时期定名为东亚舞台，把将要考察的从元到19世纪中叶的这一时期定名为欧亚舞台（请参照图表8）。
这里所说的欧亚，并不仅限于蒙古帝国统治的疆域。将目光转向蒙古帝国以外，欧亚世界中，在白银循环以外的地区正在酝酿着另一种不同的体系。
新安沉船出水文物高丽青瓷新安沉船是反映日元贸易实况的水中考古学成果。
该船于1323年6月从浙江省宁波出发前往博多，途中遭遇台风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新安沉没。1977年被发现，装载的货物中多为中国的陶瓷器、铜钱等。
北宋时代，王安石主政时期中国铸造了大量铜钱。元朝以后，商业买卖逐渐通过白银或者纸币进行，元朝对使用与纸币成竞争关系的铜钱采取了消极政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元末开始铸造铜钱。中国国内逐渐看不到铜钱的流通，于是无处可去的铜钱从此开始大量流向海外。
铜钱作为商品进入日本。比如14世纪初，一艘新安船只在从中国明州（庆元，今宁波）出发前往日本的途中在朝鲜半岛西南海域沉没。从这艘沉船上不仅发现了瓷器，还发现了铜钱，并且数量不是一星半点，而是相当庞大，共800万枚，计28吨。
汪大渊从1327年开始多次访问东南亚各地，他在《岛夷志略》中记录了中国商人在采购染色用的苏木以及非常珍贵的香料如白檀香、胡椒等物品，卖给对方瓷器、棉布等使用的工具就是铜钱。直到16世纪，铜钱和铜铸币（与铜钱相似，用铅铜混合铸造的货币）一直被广泛使用。据推断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元朝。14世纪，越南北部建立的陈朝在铜钱使用方面也得到发展。
从新安沉船发现的中国铜钱 发现的中国铜钱数量超过了800万枚。藏于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
14世纪，铜钱在蒙古帝国四周的使用格外广泛。但这并非意味着形成了以铜钱为轴心的国际经济体系。铜钱在不同地区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用欧亚大陆东部这一框架进行概括，白银流通体系受到元朝政策的支持成为中心体系，而周边各个使用铜钱的经济圈正在成为副体系。白银与铜钱在空间上的双重构造就是成为自1351年开始的五百年历史起点的交易体系。
波动的欧亚舞台
蒙古帝国的成立使包括整个欧亚在内的交易体系得以确立。把元朝赶回蒙古高原的明朝和17世纪统治中国的清朝都包含在这一广泛交易体系之内。
先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容，然后再纵观一下此后的历史。在欧亚舞台上可以发现交易的活跃期与停滞期大约以一百年为周期波动。
交易活动在13世纪蒙古帝国统治下异常繁荣，但是到了14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崩溃，交易也在这一过程中陷于停滞。欧亚大陆的东部中心体系已经消失，转而成为副体系并存的状况。有时还会出现失去中心体系后，交易回到最原始的纳贡与掠夺的情况。
明朝没有创建能够代替元朝中心体系的意志和能力。从14世纪到15世纪，中国后退到副体系的位置。元朝时期曾在海上活跃的人开始摸索如何推进相互的交易。
16世纪贵金属的精炼技术改革以后，日本和美洲大陆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白银。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帝国构建的白银交易体系开始复兴。明朝甚至陷入了“白银中毒”的状态。以白银为轴心的交易开始繁荣，东南亚闯入了“商业时代”。新的中心体系正在形成。而且这一新体系的展开，也包括了一些获得了美洲大陆白银的欧洲势力的加入。
但是当这一繁荣在17世纪遭遇日本白银供给枯竭，白银的绝对量无法再支撑日渐扩大的交易时，经济再次出现了异常。白银把地方社会的财富吸走了，地方社会因此疲弊，叛乱在中国频频发生。同时整个欧亚大陆陷入经济不景气，欧洲、亚洲接连发生政权交替。欧洲的霸权从西班牙、葡萄牙转移到荷兰、英国。明朝灭亡，中国的政权变成了从东北亚兴起的清朝。
从商业时代到产业时代
进入18世纪以后，在以白银为轴心发展起来的体系中开始孕育一种不受白银绝对量限制而扩大交易的结构。这一新体系的重点是产业化。如果把16世纪远距离交易的繁荣取名为“商业时代”，18世纪的繁荣就可以称作“产业时代”。产业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用从远方把宝贝运过来，而是使宝贝本身或者它的代替品国产化。
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有，德川吉宗时代的日本不是进口生丝，而是实现了国产化；奖励种植竹节人参代替作为中药药材进口的高丽人参等。欧洲的代表性例子有，萨克森（Königreich Sachsen）国王仰慕中国的白瓷，18世纪初炼金术师约翰尼·弗里德里希·伯特哥（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受国王命令制造出麦森（Missen）瓷器。
另外一种产业化的方式就是完善远距离交易商品的生产体制，用出口商品的方式代替用白银进口宝贝。18世纪以后出现的商品的特色是，生产比需求进步，需求是在日后创造出来的。其中从日本出口中国的海产品、英国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是具有代表性的商品。
18世纪的时候，中国依然从世界各地吸收白银。但是不同于16世纪的是，确立了把白银与铜钱分开使用的结构。地方经济完全靠铜钱支撑，在全中国流通的白银很少再会出现扰乱地方经济的情况。在这一新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化也开始发展起来。随着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豆、福建的砂糖等新商品上市，同时也出现了山区冶铁业勃兴的势头。
环球舞台
属于欧亚舞台的五百年时间里，很多祖上是中国人的人迁移到欧亚各地。明朝时候，郑和远征带来了大量关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地情况的信息，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东欧亚的认识。明清时期虽然基本上禁止中国人去海外，但是因新世界观而渡海的浪潮，较之以前规模更盛。
元朝以前，也有一些中国人在海外定居。但是没有形成改变定居的当地社会的规模。16世纪与18世纪所看到的来自中国的潮流不仅仅是规模上的变大，而且是有组织的。于是，华裔居民成为当地社会不可欠缺的元素，影响了此后东欧亚的历史。
19世纪中叶以后，华裔的活动领域越过了东欧亚的范围，开始踏入美洲大陆、奥地利、非洲等地。而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就是发生这一变化的契机。本书把这以后到现在的时代称作环球舞台。所谓“环球”是globe的中文翻译，这一词语准确地表达了globe本身作为球体表面的语感，所以本书没有用global stage，而希望用“环球舞台”来表示。
“耆英”是一艘在香港建造的木造帆船，1846年12月这艘船从香港出发往印度洋航行。它是一艘传统的广式帆船，船身长49米，载重量为800吨。1847年3月这艘船到达了非洲南部的喜望峰，经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渡过大西洋到达纽约。耆英是第一艘横渡大西洋的中国船只，在中国海洋史上深深刻下了它的名字。这一壮举是一个划时代的行动，标志着中国闯入了环球舞台。
不过耆英这个名字与身在环球舞台中的中国人的一段苦涩记忆也有关系。帆船的名字来源于清朝一名官员的名字。清朝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负责交涉的中方代表就是耆英。由于推行软弱外交，他经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广式帆船 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的中国木造帆船“耆英”号
中国因《南京条约》而被迫开港，18世纪后半叶以后大量中国人前往海外。这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历史，因为他们是被当做交易商品的苦力。
这些人在马来半岛的锡矿，美洲大陆的铁路建设，爪哇、夏威夷或者古巴的甘蔗种植园等处劳动，在旧金山、纽约、温哥华等地定居，逐渐形成了唐人街的居住区形式，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从事各种小生意、饭店等营生的中国人。
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则可以认为在欧美人轰轰烈烈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华裔们已经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创造出环球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网。这些来自中国的渡海人，他们在各自土地上信仰并祈求庇护的神就是脸上带着温和、慈爱笑容的妈祖。诞生于福建小岛地区的妈祖信仰就这样经过东亚舞台、欧亚舞台、环球舞台传播到世界各地。
东欧亚的五百年
1351年刘福通在华北颍州揭起反元大旗，占领了地方政府所在地。这支起义军被称作红巾军，从此之后各地叛乱丛生，统治中国的蒙古人王朝体系失效。朱元璋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崭露头角并建立明朝。
在此后的五百年里，1851年洪秀全在华南的金田村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自称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军队辗转各地一路来到华中。清朝的统治体系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不得不发生变化。本书所考察的时段就是以这两次起义为始末划分的。
在这五百年的历史中生活在东欧亚的人们造就了怎样的历史？本章最后对本书的写作方针作一介绍。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世界，而且所有的世界都各不相同。无论是皇帝生活的世界还是一位航海水手的世界，它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因此本书中尽量用皇帝的名字记录各个皇帝。比如说朱元璋，本书不用他死后被封的太祖庙号，也不用按照统治时代的年号洪武帝表示，而坚持采用朱元璋来记载。
世界是复数名词。若用英语表示的话，不应该是the world，而应该是worlds。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生活的世界的中心，以这个世界为对象不断累积各种行为。所谓历史不是the world的历史，而是无数个人的worlds互相共鸣、互相较量，这是历史所必须写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