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高 | 半生的文字生涯（上）关于我与孝义文联的文学生活
往期回顾
作者：马明高
一
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美好的心结， 就是想把人一生的寿命预想为一百岁。
假如我这个美好的预想真的能成立的话，到目前为止，我就已经是真真实实地度过了人的“半生”了。
想在，回过头来再看自己走过的这“半生”，心里还真的有些后怕!这真是一段充满“冒险”和“风险”的人生历程啊!
我这个落后分子，由于严重偏科，高考彻底落榜，仅仅读到高二毕业，就独自一人给自己下了“死命令”，不再上学参加高考了，“自学成才”吧!要是把这事放在现在，那绝对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你能成吗?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农村小青年，一个在农村里倍受人看不起的一个卑微家庭的小男孩，无职无业，无人无根底，在现在这个世界和社会究竟能走多远啊!我这样的情况放在现在，绝对是“白日做梦”“死路一条”。所以，我觉得我这样的“半生”，绝对不可复制。这也就是我至今为什么十分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原因。爱屋及乌，至今十分喜欢读写80年代的小说。甚至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好的时代就是20世纪的80年代。那是充满理想、激情和情怀的时代。
我的这“半生”，之所以有今天，唯一救命的稻草，就是“文学”。
如今，“文学”“写作” 都已不是什么吃香的行业了，” 文艺青年”“文艺范儿”很可能还会变成贬人、臭人、骂人的坏话。世道已经彻彻底底地变了。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我们这一代，“60后” 的一代，或许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沧桑”的一代。因为通常状态下几代人才能经历的历史变化，大概都压缩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了。
世道的变化是无常的。但是，我要说，有一些变化是必然的，而有一些变化是令人意外的。我甚至坚定地认为，有些变化，已经可以说是人的异化和世界已经登峰造极后开始走下坡路了。
二
一间十分空旷而寂静的房间里，仅有一桌两椅。我坐在一只椅子上，正在低头看桌子上的稿子。稿子仅一沓，洁白的纸上是黑、红两种颜色写的一行行文字。大概上午十点多的样子，窗外的阳光朗照着，但房间里仍然晦暗不明，充满着疹人的阴气和寂静。一个冷冷的声音从我的身旁传来:还没有看完吗?我没有说话。我缓缓地转过头望去。我看见我身旁的那张椅子上突然坐着一位老人，戴着鸭舌帽子，正襟危坐，长长的脸上是一 种发黄的苍白。看完了没有?我厌恶地放下了手中的笔。想站起来走，但身子十分地沉，仿佛被人捆绑了一样。我抬起眼朝门望去，空旷的房间里，门离我十分遥远，椅上那个白得发黄的长脸老人不说话，死死地看着我。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十分费力地走到了门前，不见人却好像有人撕扯地拉我似的。我终于推开子门，走在深深的昏黄的楼房的过道里。我大义凛然地走者，两旁似乎站着几个人，眼睁睁地望着我走了.....
我睁开了眼睛，世界一片黑暗。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梦。
我静静地望着黑灰的屋顶，极力回忆着刚才的梦。那个楼道好像是原来的棉麻公司一层的样子。那是孝义县文联最早的办公地方。再细细地想，那个坐在椅子上戴鸭舌帽子的长脸老人不正是张思聪先生吗？他的个子高高的，但活着的时候脸却不是很白，似乎有些灰暗，但见了人常有笑容，并不像梦中的那样不苟言笑而脸苍白得有些怕人，我更坚定了刚才的 一切肯定是一个梦。
黑暗中，我伸出手，推了推身旁的妻子，说:“我刚才做了个梦，仿佛地下阴间一样， 还看见了张思聪老人。” 妻子问:“现在几点了?”我说:“大概有三四点了吧。” 妻子说:“不怕， 后半夜的梦， 没事。”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孝义县文联是在1985年的正月里正式成立的。办公地址是租用的孝义县棉麻公司的一个三层办公楼的第一层。现在这个办公楼早已不在了，变成房地产商开发的高层商住楼了。孝义县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1985年的正月十六在孝义招待所开的。我当时已经在兑镇黄文初中当民办教师了，是一个业余作者，也被选为代表参加了这次文代会。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李束为、力群等省城一批作家、艺术家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提前两天到了孝义，正月十五参加了孝义一年一度的元宵节“闹红火”民间文艺大游行。穿红挂绿，脸画得粉白而夸张，仿佛唱大戏一样，乡村闹秧歌的人都喜欢这样。人山人海中，用各种车辆装扮的彩车笨重而洋气，缓缓地行进在一阵又一阵的震天的锣鼓声中。晚上，他们和县里的领导在张思聪先生的率领下参加了兑镇乡后庄村的“串黄河”民间文艺活动。后庄村是我的故乡，那时候似乎很有实力，人民喜气洋洋的，心灵温暖而充实。后庄村的“黄河阵”在孝义很有名，“正月十五串黄河、祛百病”是孝义西部山区人民的一种年俗文化。正月十六上午八点多，县招待所的院子里人很多，那个大大的假山喷泉圆形池旁边站满了人。我就是在那里看见了马烽等那些作家艺术家的。马蜂先生我认识，在这之前，我被老家在太原艺干校工作的亲戚张朴引着到马烽的家里拜访过了。这次大会张朴先生也应邀参加了，他又热情地引着我一一拜见了在马烽旁的孙谦、西戎、胡正、李束为和力群等先生。张朴先生原名张清人，1926年10月出生，1938 年参加革命，三四十年代和马烽、西戎、孙谦在“吕梁剧社”“战斗剧社” 工作过，是战友。1957 年张朴先生被打成右派去北大荒劳动改造。1959 年因重病回京，后妻子离婚，拉着四岁的孩子回到老家后庄村，当农民劳动改造; 1977年被平反调到省文艺干校(现山西艺 术职业学院)戏剧科和校务处工作:现在省城安度晚年。在家乡按亲戚关系我应该叫他外祖父。1982 年我在<孝义文艺>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后，一次老人回来探亲得知后，专门叫人找到我。我仿佛找到了救命恩人似的，写作的热情十分高涨。他让我再写下东西了寄给他，他可以给马烽看，并且提指导意见。那时候，马烽在我的心里真的是文学大神。后来，他回省城后，我把新写下了的小说寄给他。一个月后，我真的收到了马老看罢我的小说给他写的回信，对我的小说提了意见，并让他转告我，不要性急，要多读书，要向生活学习，向农民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不久，张朴先生来信告诉我说省作协要办一个“读书班”。我的狂热劲又来了，便不知天高地厚地拿着马老的信找到地区文联。在吕梁文联第一次见到了王易风、田东照和权文学等先生。他们说参加这个“读书班"恐怕不行。我还不死心，并由我的父亲送我第一次来到太原。张朴先生引着我拜见了马老，希望走个“后门”能参加一下。结果才知道“读书班”给各地市的指标很少，而且上“读书班”的学员都是初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我很沮丧而尴尬。尽管没有上成“读书班”，但我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著名作家马烽和正在《汾水》编辑部工作的段杏绵老师。在这次文代会上又见到了马老等这些大作家，心情自 然显得十分兴奋而激动。上午是大会， 下午是讨论，晚上是在吃饭的大厅里开的文艺联欢会。我第一次看见西戎、胡正、力群等老先生们和女文艺青年跳舞。尤其是力群先生、胡正先生，气质高雅，舞姿舒缓，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我的心目中，马烽始终像个县里的干部，孙谦像个老农民，西戎像个教书的先生。胡正，脸正而阔大，向后梳的头发纹丝不乱，才像个真正的大作家。力群瘦瘦的，个子很高，戴个厚厚的眼镜，喜欢拄个拐棍，像个在京城洋场生活的绅土。第二天上午选举主席、副主席，下午会议闭幕。孝义县文联正式成立了，陈守钦任主席，梁镇川、张思聪、梁冰等人任副主席。因为梁镇川先生是宣传部副部长兼副主席，一般不在文联工作，由张思聪、梁冰等先生驻文联负责。就这样，我就和这两位老师认识了。后来，才知道张思聪先生的老家也是后庄村，那时他的家还在兑镇居住。
尽管孝义县文联是1985年正月成立的，但《孝文文艺)这本刊物却很早就有了。在县文联成立以前，由孝义县文化馆主办。1984年夏天，才由文化馆转县文联筹备组主办。要是说起我和《孝文文艺》的关系，那就更早了。
根据我的推测，《孝义文艺》可能是1974年创刊的。我见到的最早的《孝义文艺》已经是铅印的，黑白印刷，封面是绿色的，刊名是白色的字，32开本，里面似乎没有什么小说、散文、大多是些“批林批孔"的小戏，快板和歌曲。我那时候是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是父亲从县文化馆拿回来的。我似乎还翻着看了几天。但对这本小刊物不是十分感兴趣，觉得没有那些连环画“小人书”好看。
三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低卑的人。低卑的原因来自卑微而受人歧视的家庭，还有懦弱的性格。所以，经常喜欢一个人独处，不大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我的父亲是一个民间的画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村串户画炕围、画像，给剧团画布景。后来，形势紧了，不许搞个体经济，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他只好在家靠给生产队的马车编车帷子挣工分养活我们。70 年代，县文化馆每隔一两年都要配合形势搞农民美术画展，父亲也经常创作一些农民年画积极参加县里的展览。我从四年级跟父亲学画画，开始知道了什么透视、素描、写生之类的东西。那时候，学校里每天“批林批孔”“学黄帅、 反潮流”，文化课的学习不是抓得很紧，有时还要参加劳动填土造田、垒石造坝、收割庄稼、拾麦穗等等，生活丰富多彩，但空闲时间多，我每周都要画一张，渐渐形成了爱好。自然，就少不了跟上父亲从兑镇坐上火车去孝义旧城的县文化馆玩。我的一个伯属 姑姑嫁到旧城楼东，我和父亲偶尔还要到她家住宿一晚。就是这样，在县文化馆深深的老院里第一次看见了最早的《孝义文艺》。后来，文化馆搬到了新城里，我跟父亲在那里就认识了李延寿、侯丕烈等先生。但那时候，他们对于父亲和我来说，都是高不可攀的人物。或许，从那时候，文学艺术的细菌就开始渐渐侵蚀我的心灵了。
可能有些喜欢上语文课，十分反感小学算术中的分数。闹清楚分数这个难题的时候，我记得是在上了初中之后的事了。因为那时候粉碎“四人帮”了，上高中从推荐改为考试了。学不好数理化，又怎么能考上高中呢?我喜欢上语文课就自然好写作文，可能是作文写得稍微好一些吧，记得四年级下半学期，学校里要组织一次批林批孔反潮流的师生大会，班主任就指定我在全校代表班里发言。班主任让我反反复复修改，精心准备了发言稿，还不歇心怕出了乱子，开会前还把我叫到办公室，试着读了一次。我高高地仰起头，公鸡般高亢的乡村普通话让班主任十分满意，非常放心。校长把全校师生都集中到大大的院子，站好队，开始了。我记不清我是第几个发言了。在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了讲台上的时候，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改变主意了，自作主张不用那学生腔发言了，决定向那些当时的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学习。眼睛抬起来，看了看下面密匝匝的人数，“敬爱的老师们，咹，同学们，咹，今天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指引下，咹，全国上下掀起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咹...."台的学生们咕咕咕地笑了起来，台上的老师们也咕咕咕地笑了起来。我以为是对我的鼓励和支持，竟然不顾班主任脸红脖子粗和校长的横眉冷对，一鼓作气地把那讲话稿念完了。台下台上一片哄然大笑。在一片哄然大笑中，我气喘吁吁地跑下了台，混进了我班的学生队伍中，再也不敢抬起头来看班主任的脸了。
就是这次狗胆包天的模仿秀，使我在学校里臭名昭著了好一阵子。但多多少少让我有了些胆子。自习课上，老师不在的时候，我就会模仿那些刚刚看过的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 《渡江侦察记》里的日本鬼子和解放军，做些表演，给沉闷的教室里增添一些快乐的笑声。正当我全心地投入到表演中的时候，班主任悄悄地进教室了，教室里似乎有些寂静了。我觉得大家仿佛被我的表演深深地吸引了。班主任在我背后狠狠地蹬了一脚，骂道:“还不赶快滚回你的座位上，在这儿捣甚乱?”我还没有醒过神来，就屁滚尿流地逃回到座位上，死死地低下头，任凭班主任一顿臭骂。全班同学们则幸灾乐祸地望着我这个活宝。我的这种模仿秀，一直到上了高中还偶尔露一手。高二紧张的复习当中，晚自习一下，我还会在讲台上，来一段《渡江锁察记》中的“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给瘦弱而饥渴的同学们带来一阵愉悦的笑声。
这或许就是那些叫文学艺术的细胞在作怪吧。从高一下半学期，就发现自己是不可救药了，严重地不喜欢数理化。1975年“科学的春天”来了，全国多种文艺报刊接二连三地复刊或创刊，让我这个饥渴的高中生仿佛遇上了十几年不遇的甘霖。从同学们手中借着读，从图书馆那儿借着看。在上下学的路上，一个人走没人走的铁路一旁 ，边走边背成语词典，一天四五张。同学们卖饭票撕掉的红红绿绿的纸条儿，上面写的都是密密麻麻的成语典故。看书后不是做卡片，就是大量地摘抄那些优美的词句和段落。那时候，兑镇中学的每个班在校园里都有一块大大的黑板，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出黑板报的。上了高中也是如此。我仿佛大主编似的，每月都在那大大的黑板上，策划设计，又写又画，耕耘得十分欢实，常常把自己的习作抄大半块黑板，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后来，我觉得这有些不过瘾了，竟偷偷地把自己的作文塞进信封里，将从刊物上抄来的地址、邮编，写到信封上，寄给那些天南海北的文艺报刊。为了怕老师和学生们发现了笑话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起了一个笔名，叫“马旻皋”，暗含“日文百本”之意，又与“马明高”音同字不同。第一篇小说叫《磨房的故事》，寄给了远在南京的《青春》，他们没有用，退还了稿子但夹着编辑满满的亲笔信。这样退稿不但没有扑灭我创作的激情，编辑的退稿信引发了继续偷偷写作的“贼心不死”。一直至高中毕业后的1985年之前，我大多数发表的文章都是用的“马旻皋”。甚至我参加1984年至1986 年山西省首届高考自学考试获得的毕业证书，上面也是用的这个名字。
由于严重偏科，加上从1981年的高考开始加英语课，我注定是以数学二十八分、英语十三分宣告高考落榜。高考过后的秋天，大多数没有考上学校的同学们又都复读去了。我却不听父母和老师的劝告，自作主张，决定走什么“自学成才”的道路了。因为，我在那样的高考前，已经报名参加了《山西青年》杂志在全国进行的“刊授大学”了。还在给那些考上中专、大专的同学们写信中引用歌德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我发表在1986年第10期《江苏教育》并获全国“教海初航”征文奖的《初航者的思考》中写道:“每当夜深人静，坐在书桌前，我总是反复地回味着这样一段话:“ 艰苦的选择如同艰苦的实践一样，会使你全力以赴，会使你更有力量。躲避和随波逐流是很有诱惑力，但有一天你回忆往事， 你可能意识到随波逐流也是一种选择__但绝不是最好的。’生活就是选择，不要让生活因为你的不负责而白白流逝。要记住，你所有的岁月都会过去，只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你才能说你已经活过了这些岁月。”
作者简介
马明高，山西省孝义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届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专委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理事，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孝义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十余项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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