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刀法论（上）——韩天衡
刀法论（上）韩天衡用刀（运刀）是一门学问。然则，在明末，做学问、有学问的印人，却不认为这是学问，或是有意无意地漠视这门学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荒诞而滑稽的事情。篆刻，怎么也绕不开用刀的技法。而谈用刀，历来又往往忽视刻刀本身。考察明清篆刻家的刻刀，已是一件不易的事情。刀为物甚小，又易锈蚀，即使有旧刻刀存世，一般我们也无法去考察其来历及受用者。然而，研究一些印人的印作与印谱，还是可以获得一些消息。如印人的刻刀一般都是平口的，而吴熙载的刻刀其口是微斜的，钱松的刻刀其口平，而两角与其刀刃是呈些外弧形的，而黄牧甫的刻刀一定是薄刃而锋利的。在1957年，我有幸观摩到白石老人的刻刀，他的刻刀有大有小，是一捆，至少有十余把，有的还镶在木柄上，证明他有时刻印是雕花木匠本色，是肩臂腕力并施的。“工具往往关系到风格”，由此也可以佐证此论之不诳。此外，执刀运刀的姿势也是有几种，如吴昌硕、钱瘦铁下刀用自印石上端向下运动的姿势，是一种“勒”的架势。陈巨来、叶潞渊下刀用自右至左的姿势，刻刀以内侧面角入石。方介堪、方去疾下石用自右至左的姿势，刻刀以外侧角入石。似乎用这几种姿势都是可以的，因为印人的成功实践检验了这些姿势的成立。似乎有些印人也采用下刀自石下方向上运动的姿势。而多数所刻的线条似硬刚多于柔韧，其中缘故尚可研求。刀之为用，或粗或细，或方或圆，或厚或薄，或锐或钝，或大或小，或短或长，或重或轻，因人而异，并不能定一个标准的规格。可是，我们深信，前人的刀具质量是不足以与今日刻字的刀具相媲美的，这是由科技的进步决定的。如笔者在以往的数十年中即从刀的轻重、角度的大小、钢材的选择、刀杆的短长以及设计，并采用过一些怪异的刀刃设计，经过多年的探讨，始定型如下：其长为12厘米，刀杆、刀刃宽1厘米，厚为0.8厘米，刀角为35度，刀杆用不锈钢，刀锋用钨钢，铜焊而成。笔者使用这一刀式一般持续刻印七八年，是毋须磨刃的。笔者刻15厘米见方的巨印，乃至刻1厘米以下的小印，刻粗若玉筋的白文，乃至刻细若毫发的鸟虫文，都是用这一杆刻刀，自以为得心应手，感知甚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以为刻刀的优劣，是表现用刀技法很至关紧要的一节，是马虎不得、将就不得的。有个别的“好将不拣枪”的高手，我是钦佩的。但我做不到，只剩仰慕不已。刻刀对于刻印的水准，影响颇大，故而建议初学篆刻的同道，要多加选择，有时作品的不入调，问题还正出在刻刀上。印人选到一杆适用的好刻刀，宛如运动员有了一双合脚的鞋子，这才能无忧无虑地在沙场上自由驰骋。我们谈到篆刻，好似这杆刀也伴随着这门艺术走过了近三千年，其实不然。在周秦两汉时期，印材以金属为主，间以玉、牙为之，而其镌制的方法，大致是铸、凿、琢三种制作方法。在现存的几万枚周秦两汉遗印中，偶有竹、木印及滑石印的存世，它应该是“刻”制的。然而，在所有的考古挖掘中，又未见刻刀（或类似刻刀）的出现。这个谜，也有待于来日的揭晓。可见，延至明中后期的漫长铜印时期，刻刀并非是主要的镌刻工具，而自明中后叶，文彭将处州灯光冻石引进到篆刻中来，开启了文士为主体的石章时代。晶莹性柔且便于运腕奏刀的叶腊石章遂成了主体的印材，刻刀也方始成为刻石的唯一工具，用刀也成了这门古老艺术里崭新的，却又是迷茫多多的课题。明末之际，大批文士在书画之余都尝鲜似的钟爱篆刻，可谓热情高涨，景况空前。若明末画家李流芳所生动记载的：“余少年游戏此道，偕吾友文休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目，前无古人。”然而，初生期的激情并不能遮掩刻刀技法的平凡、单一，乃至稚嫩。甚至有些文士握刀刻印之际仍轻视着刻刀技法的必要性。我们公认明末印学理论的昌隆和杰出，但在那么浩富众多的著作里，我们很难寻觅到关于研讨用刀的文字。这类不应有的漠视与空白，反映的是彼时印坛重章法、轻刀法的状况。当然，其时有几位用刀上乘的印人，若苏宣、朱简、汪关辈，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且是刀感契合，多出天赋，并非是自觉地穷研深究的结果。因此，擅于用刀且一生谦恭的吴熙载，居然对明代流派印章的鼻祖如文彭、何震有着振聋发聩的辛辣贬评：“石甚劣，刻甚佳……刀法文氏未曾解，遑论其他。”呜呼，居身庐山，不识庐山。刻者不知刀法为何物，这一不可思议而又客观存在的实况，在明清之际存在着，至今，依旧若隐若现、或轻或重地存在着。类同的偏见，往往反映为相背的两极。刻印至清初，与漠视刀法相反，有些印家，居然平地春雷，大做起了解读刀法的文章。若许容即提出了十三刀法，之后，若姚晏又提出了用刀十九法。这些印家的论说，其积极意义在于祭起了刀法研究的旗帜，告诫印人务必重视刀法的认识与运用。然而化一为万，巧立名目，炫耀其辞，又往往使人坠入五里雾中，难辨西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令人怀疑这些津津乐道于刀法的印人，是否真正地感悟把握到了刀法的真谛？笔者尝以其论而察其行，从他们的印作里，并不能欣赏到种种刀法的真实表达。可见，其中不乏纸上谈兵的虚诞之说，是中看不中用的巧言与花拳而已。笔者结合印史、印谱及自己的实践，以为用刀的技法大致可以分作为两大类。一类为冲刀。冲刀（图一），顾名思义，即钢刀在握，以肘腕自刀杆发出之强力，果断劲爽地令刀锋顺着线条沿口冲去。腕健指实，硬攻劲取，是用好冲刀的要领。印史上不乏用冲刀的高手，如明之汪关（图二），清之吴熙载（图三）、黄牧甫（图四）、齐白石（图五），皆个中翘楚。
一类为切刀。切刀（图六），顾名思义，即一刀在握，以刀刃自右而左地顺着线条的沿口切去。刀刃短而线条长，故而一根线条要有几次延续下切的动作而完成。衔接自如，顿挫有自，是用好切刀的要领。印史上用切刀的高手甚众，如明之朱简（图七），清之丁敬（图八）、陈鸿寿（图九）、钱松（图十），皆是此中白眉。
用刀称两大类，而印坛千变万化，美不胜收，用刀的实状岂是可以用冲、切两字作概念化归纳的？故而我们还得请出几位典范来作稍深入的剖析。如上述的几位冲刀高手，也是同中不同，各呈个性的。汪关用冲刀，冲为主，入石深，线条的交接处，刻意留出稍粗的“焊接点”。他的冲刀，表现为清丽雅正的审美取向。吴熙载用冲刀，冲为主而辅以披刀的特殊手段，且刀杆与印面呈现较小的角度，使刻出的线条呈“浅刻”的形态（图十一）。这里特别要分析一下“披”的手段。这是笔者研究吴氏用刀的心得，拙文发表于1981年所撰《不可无一 不可有二》一文中。吴氏用披刀（图十二），从他的印蜕，尤其是从他所刻的印作实物上能观察得一目了然。披刀之为用，是区别于冲刀的自后向前发力，以刀角入石，而是自上而下地发力，以刀刃入石，刀背擦石，特别是线条的圆转处多使用披刀。要之，披刀与浅刻的完美结合，将会产生出奇特的用刀魅力。因为，深刻，线条边沿的好处是劲挺光洁，但这类似“挖沟”般的深刻，其线条太具肯定，有一览无余之感；而披刀浅刻其线条的边沿有一定的模糊性，有看不透的朦胧感，特别是蘸以印泥，钤于纸帛，就会产生出不可言传的化境、秘境。总之，吴氏浅冲中兼带披刀的技法，表现为峭峬、浑脱而醇郁的审美取向。
黄牧甫用冲刀，冲入之际，聚狠、准、稳于刀端，快刃硬入，无往不利，且巧妙地一反常法，刻白文印留细微刀痕于线条之外（图十三），刻朱文印留细屑于线条之里端（图十四），他的冲刀，表现为峭迈爽洁的审美取向。
图十三
图十四齐白石用冲刀，到了中年别于前贤，纯借助臂之力，单刀直入。肩臂之力，远大过肘腕，故刀落石开，若电击雷鸣，辟地开天，力劲势猛，一派霸主气象。他的冲刀，表现为白眼向天的猛利审美取向。从冲刀高手的印作剖析中看，一类并非一式，同中有出色的不同，万态千姿，风神迥异，张扬和宣泄的是各自突出的个性。诚然，玩味刀法，犹如辨别花香，是极为精微的、专业的，却又是明白无误的，初学者及局外人是需要有长期的熏陶和开启的悟性，才能识其真味的。朱简用切刀，是小刀细切，一根线条以若干延续的下切运动完成，精到而严谨，表现为孤傲高古的审美取向。丁敬用切刀，堪称是擅用切刀的大师。他用长切刀，也间用细切、碎切刀。有时一方印以一种切刀的韵律为主，有时一方印以多种切刀的韵律合成，百式千姿，着处成春，刀味隽永，表现为丰赡、老辣、自由、大气的审美取向。事实上丁敬并不囿于切刀，亦用冲刀刻印。不为法囿，法由心生，正是丁敬用刀艺术的灵魂。在诠释了丁敬美妙善化的用刀后，再来咏诵他的诗篇“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对其内涵似乎就有了更新更深的理解。陈鸿寿用切刀，腕坚指强，下刀如飞将入阵，精力弥漫，骁勇异常。刀与刀之间的衔接铿锵有声，节奏明快，起伏昂扬，表现为犀利雄迈的审美取向。钱松用切刀，心裁别出，区别于陈鸿寿大刀阔斧的强攻，采用的是如春蚕食桑，细润无声的碎切，作柔进，在朱简、丁敬诸家外，别辟新径。他追求的是一种虚和、恬静、深沉的审美取向。然而，以阴柔之法获得沉雄醇厚，益见其高与其难。加之他在切刀中糅入了披削浅刻的手法，使他的印作更平添了回味无尽且诡谲的色彩。一杆冰冷的钢刀，是杰出的印人赐予了它灵性与生命，令它绽放出奇艳清新的花蕾，喷薄出赏心怡情的光芒。诚然，这些印人的切入点又是因人而别的。若汪关尚正，吴熙载尚朴，黄牧甫尚洁，齐白石尚猛，朱简尚识，丁敬尚博，陈鸿寿尚胆，钱松尚韵，学识精神，加之禀性的特立，自然就被我们归纳了所谓冲刀、切刀，不能机械地以一法一式的套路去品鉴和把握了。（本文摘自韩天衡《中国印学精读与析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来源于网络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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