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姐夫金庸：姐姐和他早已分手，我们还是朋友
作者：杜冶秋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学友杨在葆赴港，金庸以《明报》社长查良镛的名义，在美丽华饭店设宴款待。他得知杨在葆与我是大学同窗好友，高兴地请他带话：“那您回去后一定代为问候，我们是亲戚，不过我和他姐姐早已分手了。”
邂 逅
提起这门亲事，说来话长。抗战胜利后不久，父亲杜宗光用八根大条在杭州直通西湖的中正街上“顶”下一栋政府官员的房子，父亲因公务缠身，先让姐姐陪母亲去那里居住，1947年的8月，我也去西湖度暑假。
当年偌大个杭州城，叫得响的就那么一份《东南日报》，枯燥乏味，唯有其中“咪咪博士答客问”像万宝全书，有问必答，且文字精妙，逗人开怀，是人人都要抢着看的。这“咪咪博士”正是金庸。
青年金庸（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一天，栏目里众多答问有下面一则：“购买鸭子需要什么特征才会好吃？”
咪咪博士回答说：“一定要颈部坚挺结实，可示鲜活，毛羽丰盛浓密，必定肥瘦均匀。”
我看后不以为然，信手写了张便条寄去：“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丰盛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那么好吃？”
过了几天，突然收到咪咪博士的亲笔来信：“……你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很想和你见面交谈交谈。”
我瞒着家里给他回了句话：“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咪咪博士回复：“……决定礼拜天上门造访。”
此时行将开学，父亲正匆匆归来准备接我回上海，得知此事火冒三丈。他虽喜爱广交朋友，但对报馆的人退避三舍。礼拜天下午，咪咪博士刚一落座，父亲便开始检讨小孩子不懂事，胡乱写信等。查哥连忙说道：“没关系，没关系，冶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很幽默的。”
1937年，位于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新大楼（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这时，姐姐冶芬很有礼貌地端上一杯浓茶，娇小玲珑清秀文雅的她是非常迷人的。感情上的事，往往就这么简单。次日，查哥便再次登门，送上一叠戏票，约我们全家去观赏郭沫若名剧《孔雀胆》。
那天看戏，一家人全部出席，幕间，查哥不断从身后将可口可乐传送过来，这可是战后最为时髦的饮料了。其实，全家人只有我在津津有味地看戏，看得入神，他们也不过是去应酬一下凑个热闹罢了，但此举无疑拉近了相互间的情谊。
东南日报查良镛辞职报告（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成 婚
为完成初中的学业，我只得随父亲返回上海。时隔不久，查哥竟然也来了，原来他在数千名竞争者中崭露头角，考入了上海《大公报》。小别重逢，格外亲密。这时，他和姐姐杜冶芬已经相恋。据说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查哥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曾写信到杭州征求姐姐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
大公报馆（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1948年秋天，查哥忽然从香港回来，向父亲提出要和姐姐结婚的事，家里人都感到十分唐突，因姐姐尚未满十八岁，孝顺能干，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如此宝贝的女儿，要远嫁他乡说走就走，怎么舍得？再说对方才学虽令全家钦佩，但一直是以友人相待的。可他俩主意已定，父母最终只好依从。这年10月他们在国际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遗憾查家无一人参加，原来查府在海宁乡下，得知婚礼将按教会仪式进行，只好托词不来了。查哥自然要接受众多别样的目光，但他始终面带微笑，不卑不亢。一个二十来岁的外乡人，在这等场合便具有如此沉稳的心理承受力，难怪会干出一番大事。
婚后查哥去办前往香港的手续，查哥的父亲查树勋来接姐姐去海宁观光，也邀我和长兄同往。船到袁花镇，老远便看到查氏宗族的深宅大院。史学家陶菊隐老先生生前曾对我讲，早先查家某房的长女，就下嫁给与蔡锷齐名的军事将领蒋方震（蒋百里），大科学家钱学森后又成了蒋家的翁婿。他们和海宁相国陈阁老的后裔陈家，同属那一带的望族。不过，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查家也似乎远不如前，查伯伯手执扁担挑柴锄地样样做，那些天他整日为我们料理生活，请他别太客气，老人嘴里就不停地唠叨：“应该的，应该的，良镛结婚真麻烦你们家了！”真是一位谦和质朴的长者，令我深怀敬意。
金庸和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结婚照
印 痕
不久后，查哥和姐姐乘船去了香港。
1950年年初，姐姐突然回来了，并说查哥可能调回内陆工作。大家都格外欣喜。不多时，查哥也来了，后来知道他是去京求职未果，败兴归来顺便接姐姐回香港的。但此时姐姐已不愿回港，她在香港那边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不适应查哥的生活规律。她又不会说粤语，不愿一个人出去，生性活泼幽默的她自然寂寞难耐。但经父亲再三规劝，她依然顺从查哥的意愿同回香港。
几个月后，姐姐来信说，查哥写了大量影评文章，心情很好。还为此取了个“林欢”的笔名，“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之林字，“欢”自然是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现在有些传媒添油加醋，把他们后来的分手，硬扯到姐姐阻碍丈夫北上求职。姐姐的青年时代，纯净慧敏，至少给查哥的生活和文思，留下美好的瞬间。事后，查哥曾对父亲说：“是我没有照顾好她！”应该是真诚的。
数月后，姐姐真的回来了，而且再没回香港。直到1953年年初，查哥才到上海和姐姐办了离婚手续。
一晃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大陆物资供应极端匮乏，他主动寄来猪油等食品。谁知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姐姐竟因这桩“海外关系”受到残酷的打击和折磨，我们的家庭也遭连累。
1981年查哥首次回大陆，受邓小平接见，可谓衣锦还乡，风光无限！途经杭州时兴致勃勃托熟人去母亲处，表达要见见家人的意愿。可叹老家楼下正在大修，不便待客。而且实在是“十年浩劫”的阴影太深，母亲心有余悸，最后决定改去兄嫂家聚首。
1989年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
1985年，我家收到一纸汇单，去银行取款时，方知是查哥寄来的。为此，我一直认为他秉承了当年的诺言：“我们还是朋友！”不想前几年，在网上风传金庸在香港回归前后对记者说的那些话——“我的第一位太太Betrayed（背叛）我，第二位太太是我Betrayed她，第三位太太……”如何如何。我看了实在不以为然，我只知道，当年他们是相爱结婚，他们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吧。但我要说句公平话，查哥没有亏待过我们，但他未必知道我们家人为他承担过多大的惊吓。而今大家都是年逾耄耋之人，还是友情为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