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游牧民族——谈谈十三世纪蒙古人的战略战术

十三世纪的蒙古大军在地球上就是个无敌的存在，从黄河流域一口气杀到多瑙河，把欧亚大陆打通关都不在话下。蒙古人之所以如此能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将冷兵器时代的骑兵战术几乎发挥到了极限水平，比如诱敌深入、如同放风筝一般的“曼古歹”回射战术，比如在野战中正面硬刚的“进如山桃皮丛，摆如海子样阵”的凿穿战术等等。但是如果单纯的把蒙古人在军事上的成功归结为骑兵战术，却是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也太过于小看了蒙古人、尤其是天才军事家成吉思汗的本事。

自古从漠北高原崛起、并给南方的中原王朝以及周边民族造成严重威胁的游牧民族数不胜数，但是论起军力之雄、影响力之大却无出蒙古之右。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所向无敌，除了游牧民族本身特有的骑兵天赋之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并不仅凭匹夫之勇，而是具备了坚强的组织、严格的纪律以及由成吉思汗总结并实施的、与《孙子兵法》暗合的种种战略战术。

以下通过组织、战略和战术三个方面简述之。

1、严纪律、明奖惩。

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军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组织和纪律。平时分散牧猎为民、战时集结全民皆兵、军饷封赏全靠劫掠的组织模式，虽然使其战争成本极低，但也极大的削弱了统帅对于军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导致纪律涣散、指挥不灵和无法协同。所以游牧民族极其擅打难度小、油水多的顺风仗，稍遇挫折或是在劫掠颇丰的情况下就容易溃散逃亡，统帅也难以采取过于复杂的战术用于作战，这也是其与中原王朝军队之间最大的差距。

而蒙古人，确切的说是成吉思汗却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

起初蒙古的兵制与其他游牧民族区别不大，也是全民皆兵。在组织上，十人为一牌，设一牌头（即十夫长），其上为统领百人的百夫长（为民时即百户之长）以及千夫长、万夫长，既是军政合一，也是军民合一。

后来蒙古军队逐渐扩充，千户、万户地位渐高，成为国家重臣。成吉思汗通过分封子孙，以及凭借其在族中强大的影响力，牢牢的控制住了这些掌握兵权的军头，便可以如臂使指的控制军队。

成吉思汗要求出征士兵的家眷必须留守主持家务，使军队无后顾之忧。但是从士兵到万夫长必须层层服从上级命令，违令者处以严刑，并祸及妻子。而在行军时（注意，并非是作战时）不得骚扰平民，并告诫道：

“平时，士卒处人民中心须温静如犊；然在战时击敌，应如饿鹘之搏猎物……此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中国全史百卷本·第063卷·元代军事史》）

因此，蒙古军队在作战中普遍能够严格遵守上级的命令，即便遇到挫折也能表现出悍勇而不畏死的牺牲精神。而在非作战期间，也能做到遵守将令，不会因为贪图劫掠而破坏军队正常的秩序，这是与其他游牧民族最大的不同。

成吉思汗非常重视对于军队的奖惩制度，而且不偏于物质一面。

他多次向部下宣扬蒙古人是被神所恩宠的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征伐是“代天行道，以惩罚屠杀罪恶之人民，并不惜采用一切残忍欺诈之方法。”（《史籍》·波斯史学家剌失得）成吉思汗这种通过宣扬蒙古优越论的方法，来提高军队的优越感和自信心，继而提升士兵的战斗精神，被证明确实有效。而在作战中，成吉思汗不但以身作则，而且要求诸子家族以及各部族长都要以长子为先锋，全家出动身先士卒，与士兵共同作战以鼓舞士气，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暴露敌人之怯弱与自私，败坏其名望。”（《多桑蒙古史》）

在物质奖惩方面，对于荣立军功者，成吉思汗从来不吝惜重赏，至亲至爱之物也毫无吝啬。相反，对于违抗军令而获罪者，他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施以酷刑，将其虐杀以作震慑，亦是至亲至爱之人也不例外。

成吉思汗赏罚分明，而且在大多数士兵看来都是公开、公正的，因此极大的激发了他们的战斗精神和意志，从而使得蒙古军队在组织性和纪律性方面与其他游牧民族有本质的不同，即便与当时的中原王朝的军队相比，亦更胜之。

2、在战略上既成熟稳重又无所不用其极。

历数成吉思汗所经的几次著名战役，其在作战程序上几乎雷同，即先行收集信息、刺探情报；然后诱敌内变，进行策反；之后进行战争威胁；此后才是进行作战谋划，制定具体的策略；最后才是发动进攻。这套固定流程几乎与现代战争大同小异（可以参考美帝近年来几次战争的固定动作），成吉思汗在战略上的水平与能力可见一斑。

既有看似呆板不变的“规定动作”，也有无所不用其极的“自选动作”。

蒙古人的“屠城恐怖”经常被人拿出来谴责一番，但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有效的战略。凡蒙古攻城，不战而降者不杀，如有抵抗则破城之日所有人口尽数屠戮，即便降者也被驱使为炮灰。尤其是蒙古西征，所经之地几乎尽成废墟、人烟灭绝。

屠城固然残酷，但对蒙古人来说也是一种有效的战略威慑，使敌闻风丧胆，失去抵抗意志，同时也能减少自身的损失。在另一方面，大肆的屠戮也能有效的减少占领区人口、削弱抵抗、破坏的可能性，保证蒙古人的后方安全。（反正蒙古人对于经济建设也没啥兴趣……）

蒙古人的另一种战略威慑就是“质子军”。

成吉思汗的“质子军”有两种，一种是新近降服的部族贵族，必须献出子弟作为人质为蒙古人效力，如其父兄叛变则被残酷处死；另一种被称为“怯薛歹”，作为成吉思汗的卫士，是由蒙古及已被证明忠诚的色目人贵族子弟组成，也有质子的涵义，不过主要还是用来加强蒙古高层贵族之间的团结稳定。

再一种就是蒙古人的“以夷制夷”。

从元太宗窝阔台开始，蒙古人面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蒙古数次西征、四大汗国的建立，极大的分散了蒙古的兵力，使得其兵力不敷使用；另一方面随着攻宋战争的开始，蒙古人占据了大片人口众多的中原土地，继续采取屠戮殆尽的政策已不现实；此外，随着蒙古的声势日大，向其亲附降服的人口日渐众多，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蒙古人逐渐采取以敌制敌的怀柔政策，比如著名的严实、李全之乱。在蒙古第二、第三次攻宋战争中，军中多用汉人，如史天泽、张柔等人，并对南宋的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在战术上机动灵活，而非某些人所说的“呆板单一”。

成吉思汗的战术水平远非其他游牧民族统帅可比，即便比之中原王朝的历代名将也不遑多让，甚至要高过一筹。

蒙古人的快马硬弓固然可怕，但是相比其他游牧民族，成吉思汗用兵最大的区别在于将战争决胜的要素扩大到了战场之外，尤其擅长用间和恐吓。比如在攻打花刺子模时，便成功引诱讹答剌人叛乱，而据波斯人所著的《世界侵略者传略》中记载，成吉思汗每战前“先使人喻其主来降，其喻降语颇简略，而殿以是语云：'设汝不降，将来之结果仅有上帝知之。’”。

而在作战中，蒙古人极其善用利用骑兵的机动性，采取大范围、大规模的迂回战术。比如在伐金之战中，蒙古人就是以正面牵制，然后假道关中东下以两面夹攻汴京。而在攻宋之役中，蒙古人又是故技重施，先下西南再亡大理，彻底清除掉南宋的战略纵深之后，再会师襄樊，使得南宋再无退路，最终亡国。

因为骑兵的优势，游牧民族在野战上往往能够压制中原王朝，可是一碰到攻城战基本就玩完。而这一问题，成吉思汗解决得却很不错。

首先，蒙古人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先行蹂躏摧毁城市周边的乡村和小城镇，像被蒙古人围攻十几年的襄阳，其周边几百里内几无人烟。这样一来，便断绝了城市的供应和外援，也稳定了围城大军的后方，使得城市彻底的陷入孤立，同时打击其士气、乱其人心。

在攻城时，蒙古人通常采用诱敌的办法，或以小股兵力出战诱敌攻出，再佯败引其追击予以歼灭；或围城一段时间后佯退，并将粮草资财弃之城下，诱敌取之趁机围而歼之，以最大化的削弱守军力量。

而在具体的攻城手段上，无论是云梯、炮轰（石炮）还是水攻、掘土为墙、挖地道等各种办法，蒙古人都能熟练掌握，而其最为常用的还是人海式附城法。

每到必须以附城登攀为破城之法时，蒙古人必先虏获的城外百姓为前驱先行登城。在以老弱妇孺为主的平民消耗殆尽之后，就轮到以丁壮为主的俘虏，且以后降者在前，先降者在后。排在俘虏之后的是以汉人、色目人为主的仆从军，最后才是蒙古本族。按照上述顺序采取波浪式、不停歇的人海攻击。比如拔都远征马札儿，便是“以斡罗斯、钦察、马札儿人为先驱，蒙古人自后督之，践积尸登城。前无坚堡，与定宗军合于拔都。”（《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七·列传第一百五十四》）

像“曼古歹”以及凿穿战术等，说过的人太多，在此不再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