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谥号演变考
历代尊奉孔子，其隆重程度
最直接地反映在孔子的谥号封爵上
历代尊奉孔子，其隆重程度最直接地反映在孔子的谥号封爵上。“尼父”是孔子死后最先获得的官方敬称，它出现在哀公的诔辞中。至于这一称呼是否算得上谥号，历来解说不同。汉代经学家大多持肯定态度。譬如，蔡邕议益州刺史朱穆谥号时以为称“子”降等，可于“公”“父”二字中择授，“父”虽非爵号，体与“公”同。又云“宋有正考父，鲁有尼父，配谥之称也”。[1]“父”既配谥，则“尼父”必为谥号无疑。郑玄亦称“尼父”是以字为谥。[2]唐孔颖达同时为枟《左传》、《礼记》作疏，但对“尼父”是否为谥的见解，却相互抵牾。前者以郑玄之说为妄，后者却又融和伯喈、康成两家，以为“尼父者，尼则谥也，父且字甫，是丈夫之美称。称字而谥之尼父也”。[3]宋人马睎孟以为“尼父”虽不标谥名，却具其实。[4]元人陈澔在解说哀公之诔时，只言“作谥者先列其生之实行谓之诔”[5]，至于“尼父”一号之归属，则模糊其指，语焉不详。相形而下，倒是吴澄处理得干脆利落：“诔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辞，如后世祭文之类，非谥也。郑注每解诔为谥，非也。”[6]到了明朝，丘濬作《大学衍义补》，将哀公之诔定位为后世追谥孔子之始。[7]同代人李之藻却对“尼父”一称不屑一顾，称“尼父岂可言谥”。[8]细考孔氏子孙的纂述之作，从宋朝孔传的《东家杂记》[9]，到金朝孔元措的《祖庭广记》[10]，再到清代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11]，均不言“尼父”为孔子之谥。盖其祖既不为哀公所用,谥之与否实不愿穷究深解,更何况“尼父”毕竟为一著美之称。
“褒成宣尼公”是孔子获得的最早的一个确定无疑的谥号 ,也是孔子谥“宣”之始。考其所自, 却未免存在让人难以释怀的地方。《汉书》记载, 平帝时王莽秉政,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 12] 宋人刘敞曾对此谥加以解析 :“褒成者,国也。宣尼者 ,谥也 。公侯者 ,爵也 。褒成宣尼公者 ,犹曰河间献王云尔。”[ 1 3] 对后儒而言 , 一个至为尴尬的地方是此号倡自王莽。既鄙其人 , 必不齿其所行。魏了翁就直接以无知讥之, 称 :“古者弟子之于师,子孙之于父祖 ,尊之而无以加也, 则称字以别之 。字之至贵 ,汉初犹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为尊也,妄为作谥。” [ 14] 元人姚燧则径指王莽加谥为奸谋,其语为:“孔子卒 ,哀公诔之, 子贡以为非礼 。至汉平帝始封谥褒成侯宣尼公, 盖王莽假善以收誉 ,将遂其奸谋也。” [ 15] 丘濬称 :“夫平帝之世 ,政出王莽, 奸伪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誉望文奸谋 ,圣人在天之灵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者也 。岂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节惠立谥也哉 。” [ 7] 李之藻称:“然宣者, 圣善周闻之谓,宁足尽吾夫子? 此王莽假善收誉,圣人在天之灵未必受耳 。” [ 8] 既欲尊夫子 ,又不欲妄人虚加于夫子,护圣之切,臻入洁境。
关于“宣”字之谥, 《逸周书 ·谥法解》中给出了两类可予 之例, 即:圣善 周闻曰宣, 施而不成为宣 。[ 16] 蔡邕给出的标准大致相同 , 即:圣善同文曰宣。[ 17] 这些品陟条件, 到了苏洵作《谥法》时又有所放宽。[ 18] 王莽以“宣”谥夫子 ,当有所据 。古人对谥号的定位是“谥者行之迹也, 而号者功之表也” [ 16] ,它的最理想状态是达到“闻其谥, 知其行也” [ 2]的效果。“宣”之于孔子,大致完成了对其一生行迹事业的勾勒 , 很好地实现了谥号的功能性价值。因之 ,“宣”字之谥尽管始自王莽,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其运用之盛,尤彰显于唐 、宋 、元、明初。
北魏孝文帝定孔子的谥号为“文圣尼父”。[ 19]就谥法中的议字原则而言,“圣”与“文”均贵于“宣”字 。然而 ,这两个贵字并不比“宣”更适用 。唐贞观十一年 ,太宗诏尊孔子为“宣父”。[ 20]唐中宗又谥为“文宣”。[ 21]唐代用“宣”字, 远承汉制 ,又肇后来累美迭加之先机。玄宗时以孔子“虽代有褒称 ,而未为崇峻, 不副于实”, 又追谥为“文宣王” [ 21]，此为孔子“王”爵之始。之前 ，只于公 、侯两种爵中择授 。就身份等级而言,“文宣王”一称加诸孔子 ,已是褒重无比, 超越往昔 。然而此一褒称并非专为孔子打造 ,南北朝时 ,其用极为流行。以“文宣”二字获谥 者人数 更多 , 其中北齐显祖高洋亦在此列。[ 25]也许正因为这一谥号运用泛滥,所以丘濬不以此为夫子之荣 ,反以为辱,他说:“若夫'宣' 之为宣 ,谥法之美者不过圣善周闻而已,岂足以尽吾圣人之大徳哉! 况唐未加圣人是谥之前, 而北齐高洋 、李元忠、南齐萧子良 、隋长孙贤之数人者, 固先有此谥矣 。天生圣人为万世道徳之宗主 ,称天以诔之, 犹恐未足以称其徳,彼区区荒诞之称 、汙下之见 ,何足以为吾圣人之轻重哉 !”[ 7]“文宣王”一称在当代就已经有人不甚满意 ,乃至唐末戎事倥偬之际,竟有宰相“不究时病” , 奏请在“文宣王”谥中追加一“哲” 字。[ 26]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又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 。其中的“玄”字, 孔子仅享用了四年多时间 , 即被通告禁用。据说真宗亲眼目睹天尊降临自称赵之始祖云云 ,为答谢天眷非常之恩,他接连推出了一系列尊崇举措。[ 27]其中之一就是为这位圣祖加名 , 诏令曰 :“圣祖名 , 上曰玄、下曰朗, 不得斥犯。”[ 27]为避国讳 ,孔子的谥号被改为“至圣文宣王” 。对于真宗朝的加谥改谥动作, 素有“议论好矫激 ,闻者骇愕” [ 28]之名的丘濬再度难平 ,称：“其所加谥者,用纬书异端之说 ,至其改谥,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讳, 要皆非礼之礼 。”[ 7]纬书异端指“玄圣”典出之《春秋演孔图》 、《庄子》二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真宗》 :“《春秋演孔图》曰 :'孔子母梦感黑帝而生 , 故曰玄圣 。' 《庄子》曰:'恬澹玄圣, 素王之道 。' 遂取以为称。” [ 27]黥卒所言妖妄之神指圣祖降临一事。真宗崇信道教 ,而此事据称是一名笃好仙术的小贩为投其所好而一手操作的 ,所以丘文庄有此一说。[ 27]然而宋朝开国皇帝的谥号也因避“玄”字而改, 这对孔子的信徒们来说,似乎可以稍感慰藉。
元武宗时,加夫子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30]此举得到儒教中人的高度评价 。湛若水称赞道:“自有生民以来,圣神之伦众矣 ,而未有孔子;自有孔子以来 , 帝王之尊之者多矣 , 而未有如元武宗者 。至矣,备矣, 传之万世而无以有加矣! 然则天理之在人心,岂尝一日息耶? 夫元以此而开教化之原, 此所以能自立其国乎 ? 不然, 则虽有天下不能一 朝居也。”[ 31]“大成”之议出自《孟子 · 万章下》 :“伯夷,圣之清者也 ;伊尹 ,圣之任者也 ;柳下惠, 圣之和者也 ;孔子 ,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 ,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 ,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 32]“大成”二字因其广洽博通,加诸孔子, 深惬人意, 以至于在素慎华夷之别的儒者看来, 武宗所赋此号竟然无可挑剔, 如夏良胜就说:“辽也, 金也, 元也, 皆非起于诸夏深有得于圣贤之教者也, 然于孔道之尊有加无已 ,至元之诏词美号 ,至矣 ,尽矣 ,无复有加矣 !” [ 33]
到了明代孝宗时 ,有大臣憾于孔子谥号仍袭元旧、国朝无擅其美而建议道:“孔子封典尚袭元旧, 未能改正。所谓大成者 ,孟子取譬之词。所谓文宣者 ,齐主高洋之谥。不可拟盛徳 ,宜节去大成文宣四字,别定尊荣美谥。”[ 34]此一提议久而未决 。到了嘉靖朝 , 却是不变则已, 一变而面目皆非。历此冲击 ,不止“大成” 、“文宣”了无踪迹 , 连“王”称亦一并消失。到了清初 , 在国祚惟新改朔易色之时 , “大成” 、“文宣”才得以重新启用。顺治二年 , 国子祭酒李若琳上言 :“孔子之赞乾坤 , 曰大哉乾元 , 至哉坤元 。曰大成 ,曰至圣,洵非孔子之德配乾坤者莫能当之 。今称至圣而遗大成, 得毋乾坤之义未备乎 ? 至曰文曰宣,按之谥法,经纬天地曰文, 圣善周闻曰宣,又洵非孔子之德兼君师者莫能当之。今止称先师而遗谥号 ,然则古之英君明辟 ,可止曰某君某王而去圣神文武之谥 ,可乎 ? 张璁欲去封爵而并除谥号, 非确论也。臣愚以为当今更新之会, 宜追复旧谥,仍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之位 。” [ 34]此议获得通行,“大成” 、“文宣”重又有了立身之地。然而时隔不久,再次更张。有人称 :“圣至孔子 , 赞美难以形容 。曰至圣则无所不该 ,曰先师则名正而实称 。顺治初年仍元旧谥而不称王 。窃意追王固属诬圣 , 即加大成文宣四字亦不足以尽孔子, 宜改主为至圣先师孔子 。”[ 34]皇帝从其议 , 遂为定制。“大成”、“文宣”再度消失 。
孔子封号在嘉靖朝受到的最大变故当为“王”衔的剥离 。此前,孔子被冠以“王”的时间已持续了八百年。“文宣王” 、“至圣文宣王” 、“大成至圣文宣王” ,三号相沿相袭 ,踵事增美。正因褒崇之盛, 唐玄宗 、宋真宗、元武宗三君成为圣门发展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 。到了明世宗朱厚熜那里 ,事情发生了转变。当初他以外藩入继大统 ,实属侥幸。御极之初, 力除弊政 ,天下翕然望治 。或许是在皇宫礼仪规矩的洗礼过程中受到了刺激, 新帝反守为攻 ,成为议礼的主持者。孔子谥号, 也在此帝的嗜好范围之内。
改制计划是授意大学士张璁去做的。史载, 璁缘帝意, 言孔子宜称“先圣先师”, 不称“王” 。[ 28]张璁因议礼骤贵, 立身处世已见恶当时。此番惊扰,再陷众怒。不知是为张璁辩护, 还是为自己辩护 ,嘉靖还专门作了一篇文章 , 其中有言 :“夫孔子之于当时诸侯 ,有僭王者皆笔削而心诛之, 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孔子生如是 ,其死乃不体圣人之心 ,漫加其号 ,虽曰尊崇 ,其实自为乱贼之徒,是何心哉? ……璁也, 为名分也 ,为义理也 ,非谀君也 ,非灭师也 。若朕所正者亦如是 , 所以防闲于万世之下也。” [ 8]个中原委和盘托出 , 不难看出嘉靖立意之坚定 。后人再难想像一个虚爵所承受的重量 ,左右其议可以瞬间让人丢官弃职 ,也能瞬间致士类于卑颜一片。最先得罪的是时任编修的徐阶, 他上言:“天子王祀孔子, 承袭已久。一日不王 , 众人愚昧,将妄加臆度, 以为陛下夺孔子王爵, 易惑难晓。” [ 35]世宗览疏不喜 ,立谪其官。接着是御史黎贯 ,因其上疏中有这样一句话:“莫尊于天地 ,亦莫尊于父师 ,陛下敬天尊亲, 不应独以孔子“王”号为僭。”[ 28]嘉靖以其有影射自己在大礼议中追尊生父之嫌而斥其为奸恶 , 令下法司会讯, 并褫夺其职。此后黎贯以一介草民卒于家。[ 28]再就是给事中王汝梅等人亦极言不宜去“王”号, 一概被斥为谬论。[ 28]官场在大礼议之争中已经经历了一次浩劫 ,前车之鉴令此次杀鸡儆猴的效果很快发生, 诸人再无异议,“至圣先师”随之敲定 。[ 28]
夺去“王”爵并不是一次突发奇想, 早在此前, 就已经有人对“王”孔子有所微议。元代姚燧在《汴梁庙学记》中说:“宰我以夫子远贤尧舜, 何王之不可居,然后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 以孔子之圣卒下比爵于其子臣, 诚不知其可也 。” [ 15]由此看来,牧庵先生是觉得“王”不足以比拟甚至贬低了孔子。明初的吴沉也觉得不妥 , 但理由迥异 ,其《孔子封王辩》云:“王 ,君之号也。夫子, 人臣也。生非王爵, 死而谥之, 可乎哉 ?” [ 36]这就造成了两种持论态度，一者为矜持式的不愿, 一者为斥责式的不该。后来又有人对孔子的“王”号起源进行了原罪式追溯 ,其结论是 :“唐玄宗开元既尊老子为玄元皇帝 ,尊太公为武成王 ,则追谥孔子不得而缺 ,岂可以李林甫不学无术之谬制为万世程乎?” [ 35] 至于这种说法是怎么得出来的 , 没有人知道 。这些声音虽不著于当时 ,到了嘉靖朝,却大行其是 。其中尤以吴沉最为惹目, 史称 :“沉尝著《辩》 ,言孔子封王为非礼 。后布政使夏寅、祭酒邱濬皆沿其说 。至嘉靖九年, 更定祀典, 改称至圣先师 , 实自沉发之也 。”[ 28]然护“王”派却言:“其辨孔子不当称王者, 止吴澄(当为吴沉)一人而已 。” [ 28]足见吴沉持论的影响力 。
“至圣先师”一号议定后, 似乎颇合潮流, 后世未闻哪任执政有欲复孔子“王”号之说者。即使清初稍加荣饰,亦只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 而不及“王”号,况且旋即又恢复为“至圣先师” 。观世人评价, 赞成者固以改谥为至当, 如明代王世贞称 :“世宗皇帝下明诏 ,易像为主 ,易王称师 ,此万古独信之真, 足破迂儒浅陋之见 。” [ 37]俞汝楫称:“至世宗独出睿见,尊为`先师孔子' ,可为极崇祀之道矣。” [ 38]清代谷应泰 称 :“王拜于帝， 僭已,称先师, 礼也 。”[ 35] 清代张鹏翮称 :“明世宗时, 大学士张璁所议定者,情理允协,规制可久 。” [ 39] 秦蕙田称“至圣先师”一号“能折衷于古” 。[ 40] 孔继汾称:“张璁之议诚不为无见 。”[ 11]反对者亦不以孔子“王”号之失为深憾 ,惟苛责“至圣先师”犹有可议 ,如明代吕元善称:“今去王号而止称先师, 岂以先师为独尊乎 ? 古之教训及人者皆得称先师, 则先师非独尊之称也。”[ 41]清代陈廷敬称 :“今天下学祀孔子 ,称至圣先师,则是直以先圣、先师为一人矣, 考之礼意多未合 。” [ 42]毛奇龄称:“乃明代寡学 ,以嘉靖议礼之臣而妄改祀典 ,忽易之以至圣先师之名 ,而后遂遵之而莫敢易焉。夫合师于圣, 邋而不尊;附圣于师,转见輶亵。” [ 43]嘉靖后即使有愤懑之士,也不再强以王不王逞其意气之辩 ,而是付诸平实 ,方以智只以“璁阳尊而巧抑耳”[ 44]为语 , 并不深责。张岱亦是寓论于轻描淡写之间, 他在拜谒孔庙后 ,述道 :“庙中凡明朝封号, 俱置不用, 总以见其大也 。”[ 45]
世人以贵爵显号为尊崇之极 ,积美累善,叠床架屋之繁亦不惮为之 。尊崇必加的思维习惯设置了增之则可, 损之则必冒大不韪的追崇模式 。本来亲切朴素的孔夫子,非要为他套上高高的帽子, 将其“抬到吓人的高度” [ 46], 确实让人生厌。嘉靖改制一洗其所沾染的官僚气, 倒也清新近人 。然而事件的发生总存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上的差异 ,世宗的御笔《正孔子祀典说》就暴露了他的心思 ,在孔子谥号更改上 ,他重点指出了一点 ,即孔子虽有王者之道 、王者之徳 、王者之功 、王者之事,但关键在于其没有王者之位, 是以称“王”则僭。他最终的定调是:“王者之名不宜伪称,王者之徳不容伪为。伪称者近于僭乱 ,伪为者其实有未尽之也 。” [ 8]朱厚熜确实是一个很较真的人 ,为了证实其主张 ,他还很孩子气地判定了一下孔子与明祖的高下, 其语为:“至我太祖高皇帝,虽道用孔子之道, 而圣仁神智武功文徳,宜与尧舜并矣, 恐有非孔子所可拟也 。[ 8]世宗常以明太祖的继承者自居 ,太祖革诸神封号 ,惟孔子封爵仍旧 ,他就以发扬祖业为己任 , 称:“特存其号, 岂无望于后人哉?” [ 8]依逻辑推之,世宗抑孔而自褒之意甚明。既是如此, 则时人疑其“以位而凌先师”[ 8],后人称其“上素不乐师道与君并重” [ 47] 或不为诬 。或许意识到《说》的鲁莽与冲动, 嘉靖后来又续了一个《正孔子祀典申记》 ,然而文中并无新意,只是将前文提到的原罪追溯与姚燧的拒绝俗爵粘合在一块,悄然将战略公关由吴沉的世俗路线过渡到牧庵的超拔路线 。[ 40]“抑而正名”到“崇而正名” , 瞬间天壤, 实不失为亡羊之后的补牢之举 。
在朱厚熜的依位定名论出台之前 , 儒界实际上一直没断了要为孔子追要一个更高权限的名的 , 其最热衷的方案是将王升格为帝 。最早想到要加孔子为帝的不是儒者, 而是宋真宗 。这称得上是一次突发奇想 ,念头产生于真宗亲临曲阜拜谒之时, 当时的情景是:“(真宗)幸曲阜县,谒文宣王庙, ……又幸孔林。下诏追谥夫子曰元(玄)圣文宣王。先是, 帝曰:`唐明皇褒先圣为王,朕欲追谥为帝,可乎? 当令有司检讨故事以闻。' 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以帝号。遂止赠美名。” [ 48]在真宗,只是为了如何超佚往古。在儒者,却牵出了一个充满诱惑的梦想。此次机会稍纵即逝,不能不让人怀交臂之憾。到了神宗熙宁年间,判国子监常秩、李定、黄履、吕升卿等人又请加孔子“帝”号, 以示尊崇之意。翰林学士元绛等乞依所请。然而, 同为翰林学士的杨绘却以为非礼。[ 50]判太常寺李清臣亦以为非宜,他的理由是:“今无位而“帝”之,虑非先圣之本意。且孔氏虽圣,异姓也。究考古今, 自非推五岳之天神及追谥祖宗之同体,而以异姓为“帝”号, 于故事亡有。若以之显号发策,动观听于天下,臣诚以为未安也。”[ 49]朝廷从其言,孔子帝号之想再次落空。“阻挠者”在后世遭到严厉批判,其中尤以李清臣最为众矢之的,对其怀“笔诛之忿”者绝非一人。[ 51]然而,清臣实有不白之冤,他虽不赞成帝号,却转而请求更实际的利益,如建议:“升先圣释奠为大祀,使列于郊庙日月天神之次,礼乐祠事皆增而大之。” [ 49]冲动的孔徒们并没有此等详究的耐心。更甚者,又有人急中生误,将真宗朝的“陪臣”公案也嫁落于清臣之身而讨伐之。又有将李清臣其人其事跨越时空挪于真宗朝进行批判的莽举[ 52], 史误更甚。
谥孔子以“帝”的梦想在明朝重赓前绪 。可是 ,所有的人仍然走不出一个怪圈 ,即定名的基础 ,要么以位压德 ,要么以德压位 。时代的进展 ,名物制度的变迁, 都造成了后来理解取证上的混乱。周代最高统治者方可称“王” , 它是至高无上的称呼。自秦始皇以后 ,最尊贵的称谓一变为“帝” ,臣下有功者及藩国宗支获据“王”称。以此论, 则秦后之“帝”称即周之“王”称,秦后之“王”称却已卑而下之 ,远非其原。若以孔子为周人而比拟王称 ,则称“王”称“帝”实别无二致 ;若比拟后代之王称, 则未免让人心中不安。宪宗朝的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怀此不安, 但是他洞悉前面的所有可能, 所以虽以“帝”号为请却并不执拗,表现出了一副退一步海阔天空式的大度。他提供给朝廷的选择是:“或加美谥, 或封帝号 。如不加封 ,或以`大成至圣' 四字易为`圣神广运' 之数;如不封帝,或表眀孔子周人 ,当依周制。其所封乃当时天王之王 ,非后世国王之王。”[ 38]但是他有附加条件 ,即加笾豆舞佾之数如天子之制,以此证实此“王”即彼“帝” 。究其实 ,仍为明退暗进之计 。此议最终为朝廷所择用,仍用“王”号, 加笾豆数为十二 ,舞佾数为八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洪谟的良苦用心 ,时人杨守陈 [ 36] ] (P644～ 645) 及郑纪 [ 53] (P750) 就颇有微词 。他们的逻辑是孔子固为周人， 但“王”称出自后世所封 ,自是适用后制 ,惟加“帝”号方显崇师重道之至意。杨、郑二人也有不同之处 ,相较于杨氏加孔子“帝”号之迫切 ,郑氏的主要目的更在于正名。他的方案是两可之策 ,要么封“帝”以称于现时的十二冕旒 、十二服章 、十二笾豆与八佾, 要么减杀冕服礼乐之数以称于现时的“王”称。这些建议均未被采纳。
应周洪谟所请而增加的笾豆舞佾数为后世的请封开拓了更多余地 ,提供了更为正当的理由 。因为这次的名与数之间存在着人人皆知的“失礼”之处。上文郑纪的第一套方案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落入了周氏的如意算盘 。到了孝宗朝, 又有人直截了当地上请:“孔子为万世帝王之师 ,固当祀以天子之礼 ,今礼用天子而号犹称王。……乞加封曰`文祖大成至圣帝' , 庶称尊之典无遗憾矣 。” [ 38]何孟春也是如此 ,他说 :“国朝孔庙享祀循旧 , 乐用六佾 ,宪宗皇帝益而为八, 百代之下谁敢易焉? 此追谥孔子为帝之典 ,臣所以重有望于今日 。” [ 52] (P35) 除此之外 ,亦有人在孔子拟称上接周洪谟之余绪 , 如直隶常熟的一名知县就上奏:“先师孔子名号未定,似为今日缺典。请取春秋祝文之义,于`大成' 之上加以`配天广运' ,`至圣' 之下系以`万世帝王宗师' 。” [ 38] “广运” 二字典出《大禹谟》, 即:“益曰 :`都 ! 帝德广运 ,乃圣乃神 , 乃武乃文。皇天眷命, 奄有四海 , 为天下君。' ” [ 54]采此二字 , 盖取帝德质美之意。但是周氏“圣神广运”既已被有司嫌于“伯益赞尧之词”而不采, 后者的累词赘语更无庸论了 。由周洪谟开拓的这条请“帝”路径, 或许可以继续扩展 。可是 ,嘉靖朝的干预 ,使得此一努力成果戛然而消 。
“帝”成为孔子谥号一题上最高级别的称谓探索。伴随着嘉靖改制的迅速展开,“帝”说再无议及 ,“王”称亦拥趸尽散。后世怅怅若失之人 ,无所取弥 ,只能付诸虚语以慰之 ,其言如 :“圣人万世为师 ,虽为周陪臣,而百代以道帝之 。”[ 44]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称王称帝,又怎是单纯的讨论就可左右。宋人罗从彦曾言及此题 ,他说:“唐明皇既追封先圣为王, 袭其旧号可也 ,加之以帝号而褒崇之亦可也。顾时君所欲何如耳。” [ 55]视君所欲,大较如此。
孔子在汉政权中没有获得的“帝”号却实现于西夏。仁宗尊孔子为“文宣帝”。[ 50]这一举措使得西夏这一弹丸小国颜色顿生。修《金史》者说:“五代之际,朝兴夕替,制度礼乐荡为灰烬。……(西夏)然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向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故近代学者记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圣神有作,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 56]清代的宋际也称赞道:“西夏尊宣圣为`帝' ,虽小国不足称,然崇师之意亦可嘉也。”[ 57]可见儒者心目中不可消除的“帝”号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