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是“合理的不公平”，这才是社会稳定的最强粘合剂

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十分看重对纲常伦理秩序的遵守和维护，并不奢望凡事绝对公平，只要合理就行了，即“公平合理”即可。奇怪的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形成了牢固的纲常伦理秩序，却没有产生长期稳定的贵族阶层，如刘备这样的皇族之后，若干代以后也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下层的“织席贩履”之辈；而且王朝的寿命，最长也不过二三百年而已，一旦王朝破灭，其后代子孙也难以继续保有富贵，甚至当一介平民而不可得。概因为中国的文化中，除了等级观念之外，还有一个“革命”的观念和“民本”的观念，统治者和上层阶级，若不能恪守仁义、实行仁政，造成民不聊生，老百姓也有权造反，就会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为社会的更新和进步提供了理论基础，老百姓会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命有常，唯有德者据之。”

中国封建秩序很稳定，封建王朝却很短命，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尤其建立在“对等”意识的普及之上。我们历来不怎么讲绝对的“平等”，却很关注“对等”，《礼记·礼运》对“人义”的解释就是对等的要求：“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地位都不平等，但是各有伦理要求，父要“慈”，子要“孝”；兄要“良”，弟要“悌”；夫要“义”，妇要“听”；长要“惠”，幼要“顺”；君要“仁”，臣要“忠”，各守本分，各尽职责，一方有违反，对方就可指正，严重时就可动用“大忠大义”进行造反或革命，即大义灭亲，替天行道，改朝换代。

正因为对等适用于社会角色，而不是固定给个人，中国社会就能始终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并不罕见，汉朝时就有举孝廉，隋唐时期就有科举制度，其基本精神和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尽管社会机构和层级天然存在不平等，但是通过科举制度，使得人人都有向上一层努力的可能和途径。任何人到了社会上层，都可以享用更多的利益和荣光。这就是合理的不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公平也是促使人们始终谦虚谨慎、自强不息的原因之一。

有人不了解中国的这种文化特色，盲目追求所谓“公平”，感到处处不公平，于是牢骚满腹。殊不知中国人的观点，“公平”和“不公平”并不是对立的名词，唯有站在对等的立场看公平，或者说站在“不公平”的立场看待公平，才能寻找合理的平衡点，那就是“合理的不公平”，或者叫做“对等的不公平”。

公平不可绝对化，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世上的事物存在天然差别，不公平是绝对的。我们所需要的只能是“合理的不公平”，而不是“不合理的公平”。中国人之所以重视伦理，是因为深知“人人平等”会造成“没大没小”，对于群体的和谐有害而无利。“合理”是最大的价值，而表面的公平往往是最大的不合理。这就是貌似绝对公平的“抓阄”、“轮流坐庄”最被现代人所鄙弃的原因，也是找不到合理解决办法的最下策选择。

讲求伦理，大家才会快乐。能够看清楚并且接受“合理的不公平”，内心才会愉悦、平衡。

有大有小，大家遵守层级。进退有序，彼此都能快乐。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一句讽刺当官搞特权的话，其错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明显的不公平，如果在“州官放火”的同时，也允许“百姓点灯”，这就是公平，尽管州官是“放火”，点的灯大一些，老百姓也没有意见，因为人们都认可这就是“合理的不公平”。

“伦理”其实就是“不公平的道理”，所求的是“合理的不公平”。“不公平”是必然的，只要“合理”，也就无所怨尤了。我们反对的，应该是“不合理的公平”，并不是“合理的不公平”。

守分的人最快乐，因为他接纳“不公平”的“分”，还能够信守不渝，当然十分快乐。伦理是快乐之本，深思起来，确实十分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