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弘：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的交通战

作者：宋弘

原文刊载于《党的文献》2021年第4期

1940年8-12月河北、山西一带敌后根据地人民破坏敌人铁道线（图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交通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1938年5月，毛泽东就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作出指示，并强调要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毛泽东指出：“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

1939年4月，朱德在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给八路军115师代理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电报中指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是我坚持华北抗战与争取政治影响重要方针之一”，要“依靠地方党、救亡团体、政权、部队，政治工作与民众密切结合，加强平原游击战术”。

根据中央的指示，敌后军民在反“扫荡”的斗争实践中，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创造了包括交通战在内的多种多样的极为有效的斗争形式和歼敌方法。学术界关于交通战的既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百团大战时期，而对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的持续努力并未关注太多。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相关史料，以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的交通战为例进行探析，以期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

一、开展交通战的原因及背景

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交通战的开展既与日军的侵略压迫有关，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转变以及根据地所处的环境有关，可以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日军的侵略压迫及其占领方式是开展交通战的重要前因。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战线的拉长，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日益暴露。因此，保证交通运输的通畅对日军来说就成为重中之重的问题。“交通线、通讯线路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就像是人体的大动脉，至关重要。”

对日军来说，交通线路的维护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可保证兵力和物资的快速运输。时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参谋长的李健在回忆中曾谈到冀中平原对日军的战略意义：一是“可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南北战略、战役机动，尤其北联东北，南下中原，华南，从陆路支援太平洋作战，至关重要”；二是“掠夺冀中平原丰富的人力、物力，以补其战略资源的先天不足”。

另一方面，维护交通路线则又是日军保卫其交通线的安全和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压缩抗日力量活动空间的重要方法。时任晋察冀边区第八专区青救会主任的刘国华等人在后来的回忆中指出：“敌人强调交通，是为达到对我进行扫荡、分割、封锁、'蚕食’的目的，妄图扩大和巩固他们的占领面，迅速建立伪组织，加强特务活动，破坏我党、政、群组织，限制我部队的活动范围，有计划的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毁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因此，日军想方设法对交通设施进行控制。一方面，通过在铁路和公路的两侧设立重要的碉堡和据点担负巡逻任务来保证公路畅通；另一方面，通过征发附近民众修复被破坏的公路和铁路来应对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破路”运动。

时任冀中军区政委的程子华谈道：“1941年在敌人所谓'新交通政策’之下，由陆路交通网进而为水陆交织的交通网，使我之地区，更加分割为许多小块，大兵团难于活动与机动，以便于分区'蚕食’。”

李健也谈道：敌人“对我冀中根据地，采取普遍进行修路、挖沟、筑碉、浚河的'新交通政策’，以提高其线上的技术作用与对自然地形的改造利用，实施更加严密封锁与细碎分割，企图将冀中平原密布成'水陆蛛网’的交通线，以线围面进行长期盘据，达其分块蚕食我根据地之目的”。因此，如何打破日军的封锁成为抗日根据地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挺进华北时基本集中于山区地带，这对善于山地游击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来说颇为有利，但这样的地形条件也会带来诸多不便，且限制了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如聂荣臻指出：“山地难以居住，河沟太多，道路过少，山不厚而长，使回旋的范围狭小；人口稀疏，土地贫瘠，这是不利的第一方面。靠近铁道，敌军运输迅速，时间不易计算，随时有受敌人袭击的可能；战争的情势变化太快，警戒工作比较困难，这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那么，如何扩大自身的活动空间进而实现更大的发展呢？

1938年以后，冀南、冀中、山东等平原地区的开辟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平原游击战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重要形式。在开展平原游击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通过发挥自身机动灵活、群众基础深厚等优势，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和形势，但由于日军的交通线主要集中于平原地带，大大限制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活动空间，因此，积极开展交通战，打破日军的封锁和分割，就成为敌后军民利用自身优势扩大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必然举措。

除了日军的压迫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需求外，冀中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也为交通战的展开提供了重要条件。一是地质条件有利，冀中地区地表土壤由黄河、海河冲积而成，土层厚，塑性指数适中，常作为建筑物地基或堤坝、路堤的填土材料，且相对易于挖掘。二是冀中地区拥有发达的水网路网等交通条件。综合以上条件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冀中地区开展交通战可谓顺势而为、势在必行。

二、交通战的具体实施及展开

冀中根据地交通战的实施大体包括破路（公路、铁路及附属设施）、挖沟、水上斗争、秘密交通线的开拓等具体内容。对于根据地来说，开展交通战的目的并不在于“破”交通设施本身，而在于“破”敌人的封锁，让敌人的交通系统陷于瘫痪。因此，冀中根据地交通战的斗争形式和战略战术也不断完善，从简单粗暴到隐蔽高效，以最大限度地让敌人的交通线丧失功用。

首先是破坏铁路。铁路是交通命脉，也是日军重点防护的对象。最开始破坏铁路的办法是用炸药炸铁轨和铁桥，但“这种办法敌易修复，仅能起短暂作用”。后来，根据地“发动群众在部队掩护下，对长数十里的铁路，分段负责，数百人用杠抬绳拉，将铁路连枕木、铁轨一起'大翻身’”。在破坏路基的时候，将“挖横沟改进为犬牙交错破路基，每隔一段距离，将铁轨拆卸后，或在'铁路大翻身’之后，将路基的二分之一彻底破坏，先挖这一边，后隔一段挖对边”。

除大规模的破坏外，还辅以小规模拆卸的配合：“以少数有技术的民兵，持小件拆卸工具，由'爱护村’同志掩护，卸若干道钉，拆几块夹板铁即能使火车出轨和颠覆。”大规模的破坏和小规模拆卸的配合取得了良好效果，也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的灵活性。

其次是破坏公路。1938年秋，冀中根据地组织群众破坏了沧石、沧河、津保、平大等公路，而后开始破坏敌人所修的公路：“每隔五十公尺，挖深宽各两公尺之深沟，两端挖出路面一公尺以外，掘出之土分散于路旁，以免敌修复时利用”。后又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方法和形式，“将路面挖成弯曲形沟和横沟相连，敌修复较困难，修后也因纵横颠波不平，影响其行驶速度”，后“又改为丁字、十字和万字形”。

在破坏公路的力量分配上，根据地军民依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在一般公路上“由民兵掩护民众去破”，在主要公路上“协同游击队与正规军，掩护广大人民，予以大量破坏”。

在破坏铁路和公路的同时，冀中根据地军民还对公路的附属设施——电线和电线杆进行破坏。起初，破坏电线与破路同时进行，将电线杆砍倒，或将电线砍断拉回，后来改进方法，创造了“导电法”和“接假线法”。如河北献县就是如此：“在电线的磁瓶上，另接一条线，插入电杆上直通地下，使其流电，敌人查了几天才发觉。献县城里到河城街的电线，曾被我民兵剪下一段然后接以非金属体的假线，敌人查了几天才发觉出来。”

冀中根据地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李寿江被根据地军民称为“铁丝阎王”，他破坏电线的方式隐蔽而“随意”，但效果奇佳：“白天下地干活，暗带钳子，看到公路上没敌人时，就飞身上路，攀上电杆。卡断电话线，把线背回田里，扔到井里”，“鬼子被迫白天派兵护线，他就晚上破，敌人昼夜护线，他就抓空隙破”。

在后来的斗争中，他还进一步改进破坏电线的方式，更显隐蔽性：“有时卡断电线后，不收回电线，而用非金属线再接上，使敌人难以找到毛病，多天不能修好。他们还用卡断的电线头与埋在公路上的手榴弹和地雷接连，使修线的敌人多次挨炸。”这些灵活多样、管用高效的交通战斗争形式，体现了冀中根据地军民的智慧，给敌人的交通线造成了很大破坏。

为阻止日军在村落间的行动，冀中根据地还组织了对乡村大道的改造。冀中地区村落稠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掩护。但是，冀中地区“乡村间大车道密如蛛网，多数可行汽车。这些大车道如不改造，很便于日寇的汽车、装甲、坦克到处横行，充分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机动性”。

冀中根据地改造乡间大车道的主要措施是挖道沟。这种道沟一般深3尺，宽6尺，沟内无法行驶汽车，而且“这种沟壕，到处村与村相连，沟与沟相通，交错纵横，俨如一个巨大的蛛网”。

在乡村大道挖掘沟壕的斗争形式同样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开始挖的道沟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碍日军的作用，但对中共军队的射击和隐蔽不利。后来经过研究，冀中根据地改进了挖沟的方式，“将道沟一律修改为深三尺多到五尺、宽以能过大车为限；掘出之土散于两侧二尺以外，防止向下塌陷；每隔半里到一里设一待避所，挖成弧形或圆形沟，当中设一大土台，以便大车对行时互相让路，又可防敌顺沟射击”。

此外，沟壕挖掘还充分考虑了民众利益。以献县为例：“这种横沟对敌人无大阻碍，而我农事活动却深感不便。后来，又采取顺路挖沟的办法，把路整个挑成大沟，沟深一米五至两米，宽三米，以沟带路，路可行车。”从道沟的改进过程可以看出，冀中根据地交通战的战术是在综合考虑民众生产生活、对日军的斗争以及根据地自身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

除了陆路上与日军的较量，交通战还包括水上斗争。冀中平原河流湖泊众多，日军利用这一条件不仅可以“便利其运输交通”，而且可以分割封锁根据地的交通。

由于水路无法大幅改造，因此在水路方面，冀中根据地的交通战更多地呈现为利用地形机动灵活地与日军展开战斗，典型案例便是白洋淀地区的雁翎队。陆路和水路的交通战则依据地方实际情况选择斗争方式：“靠近铁路及干线公路的县份，对铁路、公路的破击多分担责任；靠近主要河流的县份，多分担破击敌人的水上交通。”

1942年以后，冀中根据地交通战的主要内容转变为秘密交通线的建设，突出体现在穿越平汉线的斗争中。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冀中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主力部队和许多党政干部都被迫转到北岳山区，冀中区和北岳区的物资供应也需要通过平汉线，因此“过路”斗争成为当时交通战的重要形式。

为此，冀中区党委成立了交通处，并设立秘密交通站和武装交通队。1944年以后，随着根据地局势逐步好转，交通战的作用改为配合前线部队作战。“广大群众为配合部队作战，沿平汉、津浦、平津、沧石等交通要道，连续开展了大破击，使敌人的交通经常陷入瘫痪状态。”

三、交通战中的民众动员工作

在交通战的开展过程中，民众动员是一项重要工作。交通战的开展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挖沟、破路等具体工作的实施也需要依靠游击队、自卫队和普通群众。“交通战是武力（部队）与劳力（群众）的密切结合。而后者更有其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交通战即是广大群众力量对敌武装斗争。”因此，交通战要取得预期效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动员民众广泛参与。冀中根据地在动员民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

首先，动员民众要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消除妨碍他们参加交通战的不利因素。比如，有些民众对参加交通战在思想上有顾虑，“刚发动挖路时，部分群众不了解其中意义，表现得不够热心”，也有不少民众“担心把道沟挖成沟，有碍人、畜通行，不便于农业生产”。

除此之外，民众在执行挖沟、破路的过程中也担负着一定的生活压力，“工具只有自己的镐锨，坏了自己修，挖沟壕，要占用一些农田”，在挖好后“还要分段管理，有了损坏，就自动修复”。有时，民众还会受到日军的威胁和利诱，被迫修道和看守交通线路等。

为消除这些因素的不利影响，充分动员民众广泛参与，冀中根据地一方面积极开展宣传教育，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向民众宣讲开展交通战的重要意义，打消他们的顾虑。比如，在思想动员方面，向民众“说明破坏之意义及规定纪律，不能恐慌等等”，并把开展交通战和抗日活动联系起来，宣传“破道即是抗日”。

为使宣传取得良好效果，冀中根据地还注意把宣传鼓动的内容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相联系，方便民众明白其中利害。比如，冀中根据地发布的动员口号中的“反对敌人修公路抢掠资财”“反对敌人修公路占去土地、损坏麦苗、破坏春耕”“为保障顺利麦收要先破坏修路”等，把交通战的开展与保护农民的土地和粮食联系起来，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此外，冀中根据地还充分运用文艺的力量来动员民众。比如，根据地创作的《破坏交通歌》《破路歌》《交通战》等歌曲中有“挖道沟加劲干，一人破路万人安”这样的歌词，本身既是一种鼓动，同时也较为清晰地传达了开展交通战的意义。另一方面，冀中根据地还充分考虑民众需求，努力减轻民众负担。比如，“一方面有计划使用民力，尽可能不耽误生产，适当减少群众疲劳，同时要给予适当报酬，使群众不致挨饿。对群众的伤亡与损失，给予抚恤和补偿”。

在破路方面“动员人民，不能超过 40里地以内的范围（即是往返不超过 80里）以免人民过于疲劳”。同时发动群众互相帮助，如“许多铁匠、小炉匠，自动备好了工具，锻炉和风箱，为群众修造镐锨，只要原料费，不要工钱”。通过这些措施，民众参与破路、挖沟等工作的积极性逐步调动起来。

其次，充分发挥自身组织优势，把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比如，根据地专门成立了各级破路委员会，具体负责破路的相关事宜。村破路委员会“由工、农、青、妇等团体各一人，村长、自卫队长、青抗先队长共同组成”，其中“直接负责组织指挥的是自卫队长”，“支部书记或支部军委及工会农会主任负责动员人民，准备器具等”。军区还成立了交通科，分区成立交通股，主要负责搜集交通战的相关信息、加强政治教育、统一指导交通战等方面的工作。这些机构的设置和具体措施的运用为根据地顺利开展交通战提供了组织基础。

再次，制定执行严格的责任制，做好各项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工作收到实效。比如，在落实责任制方面，“沟壕挖好后，还要分段管理，有了损坏，就自动修复，在改造地形中，直接负责组织指挥的是自卫队长，其他各方面都积极支持”。在破路时也是分段落实责任：“分段破，从哪到哪是你们村的，分好了，有部队保护，日本鬼子一出动，这边就撤了”。挖沟任务完毕后，村干部也会进行检查：“村公所的干部拿着尺子量，谁家挖的达不到标准还要返工，宽度不够的加宽，深度不够的加深，直到达标为止，要求的非常严格。”

在后勤保障和安全保障方面，一般是要求年龄大的妇女“带好孩子，做好饭，保证家里人回家来能吃上热饭”，在具体的破路行动中还安排部队为群众警戒以保证群众安全。

四、小结

从总体上看，冀中根据地开展的交通战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交通战中挖掘的壕沟，不仅可以为部队“隐蔽行军、接近和迂回、包围”提供便利，而且部队在“撤出战斗和防御时，可利用交通沟分散、隐蔽，摆脱敌人，减少敌火力杀伤”。广大群众在躲避敌人的“扫荡”和“清剿”时，“在没有地道以前，主要是利用道沟与敌进行'捉迷藏’式的周旋，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交通战还可以起到迟滞日军进攻的作用，比如，“一九三九年正月初三敌人扫荡定县时，在西张谦村西北敌人坦克夹在道沟里，挖了半天才挖出来”。同时，交通战也使根据地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攻防结合的网络：“交通壕的全盛时期，村村镇镇成了网，联络起三角地带整个抗日根据地的所有村庄。在沟内有排水沟，两旁有单人射击掩体，机枪掩体，用作打击敌人。假如你是外来人，就可能走到迷雾里，在那里遭到地雷轰炸和各种射击。”

此外，交通战的开展也对根据地的生产有利。比如，壕沟的增多也使一些地区洪涝灾害的影响大为降低：“许多地方因为沟多，分散了数量，减少了水害，保证了部分秋收”。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地在组织开展交通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仅丰富完善了游击战术，为以后的战略反攻积累了力量和经验，而且在动员和发动群众中进一步增强了与群众的联系，积累了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厚植了革命根基。这些，都为根据地的发展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冀中根据地开展的交通战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内容，其经验、智慧和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宋弘，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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