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因为反王明一伙控制的中央，竟然另立中央

青年罗章龙（右）和同志们在莫斯科

李大钊

罗章龙(1896－1995年)，湖南浏阳人。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并和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期间，先后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等，是中共早期著名工人运动的领袖。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

1930年，在白区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中共江苏省委的部分干部，以何孟雄 (省委常委、负责军委和农委工作)、王克全(省委宣传部部长)为代表，可以影响江苏省的党组织;二是工会的部分干部，以罗章龙 (中共中央委员、工委书记、全总党团书记)、史文彬(中共候补中央委员、铁总执行委员)、徐锡根(中共中央委员、上总委员长)为代表，可以影响工会系统的组织。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操纵下，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局工作报告。米夫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全会通过了米夫等起草的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认为立三路线是 “左”倾机会主义，强调“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会议重新审定中央政治局成员，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了王明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从而使“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中央领导地位。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错误统治。

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郁也参加了四中全会，很希望四中全会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解决目前党的一些实际问题。然而，米夫王明飞扬跋扈，宣读了他们起草的决议。尽管罗章龙、何孟雄、史文彬、徐锡根、王克全等十几人坚决反对，也无济于事。会后，陈郁回到“海总”，让秘书陈修良以海总党团的名义起草《申明书》，反对四中全会。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妇委书记的张金宝记得，四中全会上，江苏省委的代表和全总、海总、铁总、纱总的代表曾集体退席反对。

四中全会后，米夫立即罗章龙、何孟雄等人谈话，并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一所房子 (中央机关所在地)的花园楼房里召开了一次有五六十人参加的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通称为“花园会议”。米夫在这次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首先说， “现在只有王明才适合担任党中央负责人”。接着严厉指出:“你们如果服从四中全会产生的临时中央，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全部开除出党。”

罗章龙反对米夫的霸道作风，更加不满四中全会中央。花园会议刚结束，罗章龙他们就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反对米夫王明。

1931年1月17日夜，何孟雄主持在上海东方饭店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进一步反对王明的斗争。参加会议的有中共江苏省委和工会的代表。由于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请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也参加了会议。罗章龙本来是要到会讲话的，但临时有别的工作，未能出席。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租界工部局包围会场并把与会者捕去。2月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在上海龙华壮烈牺牲。

东方饭店会议后四天，即1月21日，罗章龙等十七人签名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分发到工会等系统。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委员会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

罗章龙等人党籍被开除，更加不满，就在1931年1月底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陈郁当时参加了这个组织，然而当王明等人逼他悔过时，他赶紧于2月3日写了《声明书》，声明退出“非常委员会”。 “非常委员会”主任是曾担任过陇海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参加全总核心领导工作的孙仲毅，宣传部长罗章龙，组织部长李振慨，秘书长刘子载，金泽霖任秘书，女工部长张金宝。“非常委员会”常委还有史文彬、韩俊等。1931年5月，大家撤了孙仲毅的职务，推举张金宝担任非常委员会主任。由于处境困难大家经过开会决定，于1932年2月13日自行解散非常委员会。

那时，罗章龙的老友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也受王明路线的严重打击，然而他忍辱负重为党工作，同时认为另立中央是错的。

1933年4月10日，罗章龙在上海大连湾路天后宫总商会图书馆被国民党军警逮捕。

罗章龙被捕后，同乡同学李梅羹多次访托老校长蔡元培、国民党头面人物汪精卫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罗章龙和汪精卫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二人出面保释。他俩认为罗章龙已被共产党开除，出狱可为国民党工作。由于蔡元培、汪精卫担保等原因，罗章龙坐牢近一年后被释放并且安排在大学里教书。

蔡元培

晚年罗章龙和青年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