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看因明学的兴衰
因明学自唐朝由玄奘传入中国以后，曾经一度比较兴盛，出现了四十多年的研究高潮。但是很快就衰落了下去，几乎成了绝学。而清朝末年，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下，因明学也一度出现了回光返照。不过这一次的复兴也仅持续了十多年而已。关于因明学在中国的遭遇，有很多人从许多角度来进行了分析。有人认为这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认为中国人习惯于形象思维，不喜欢抽象。有人认为中国人喜欢概括而不喜欢烦琐。尤以吕澂先生的分析最为全面，他在《因明论文集》中认为：“（玄奘）译介因明，始终停留在以立破为主的阶段。这就大大限制了此学的范围，并使学者很自然地轻视此学，以为无关宏旨”。“玄奘之讲说因明，只限在译场以内，听者的记述注疏也未能即时流传，这多少带有秘传的意味。一般学者不得师承，即难窥其门径。这也使此学派流传受了很大的局限”。“因明二论的翻译拘于格律，文章比较晦涩。在表面上讲求，有些地方难得其确解……使人发生一种此学难言的印象，而妨碍了它的流传”。而姚南强先生的《因明学说史纲要》则认为：“从客观上看这还由于唐武宗会昌禁佛，造成了因明论典的流失，以及从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来说，比较忽视理论思维而倾向于具体的形象思维，故而造成了禅宗的兴起和法相宗的式微，而因明也随之失传。”以上诸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因明衰微的原因。但是，上述诸说都只是在一些侧面来分析了因明衰微的原因，而没有揭示出因明在中国衰微的根本原因。笔者以为，应当从中国文化品格特征的背景下来进行分析，方能认识因明衰微的根本原因。
一、逻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轴心时代里，如同中国其他的学科一样，逻辑学也逐渐兴盛起来，并最终迎来了战国时期名家的出现，名辩之风盛行一时。当时的名辩之士论题所及范围甚广，比如见于《庄子》中的惠施七题，辩者二十一题。也出现了如《公孙龙子》、《墨辩》这样的逻辑学专著。从而为后世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战国的结束，这样的名辩之风却戛然而止了。对于名辩之风终止原因的探索，将会很有助于我们理解因明学说在中国的遭遇。
通观先秦思想史，诸子百家的争鸣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逻辑学的问题。而在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儒家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之一，乃所谓“显学”。儒家对于逻辑问题的关注，始于孔子的“正名”说。孔子认为：“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他试图通过正名来达到变革政治的效果。后来荀子全面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写出了《正名》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正名可以“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异同。贵贱明，异同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只祸，此所为有名也。”都是把正名看成了一种通往清明政治的一种手段。他还认为：“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聦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这实际上取消了逻辑学独立存在的意义。
荀子画像
儒家对逻辑的这一看法影响是很大的，甚至一些名辩之士也对此深表认同。比如《公孙龙子》中就记载：“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对公孙龙这样的辩者提出了批评，《史记·平原君列传》裴駰《集解》引刘向《别录》：“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母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邹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坐皆称善。”可见邹衍的言论获得了很广泛的认同。
由此可知，在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中，逻辑学始终只是被看成了一种工具，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始终没有能够获得认同。正如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所云：“被后世称为名家的战国辩者就逐渐消失，而纯语言思辨与分析也逐渐退出思想史。”不仅如此，先秦名家的著作，也多数散佚，残存的数篇文字也因为长期无人校理而几乎成了难以卒读的天书。
二、唐代因明的传入及兴衰
进入秦汉以后，中国的逻辑学就告别了它的黄金时代。这种情况直到因明学的传入才稍有改观。
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因明学已经传到了中国，但是因明学真正在中国发生影响则还是在唐朝玄奘西行以后的事了。玄奘回国后，带回了657部佛教经典，其中因明论36部。在回国的第二年，玄奘就翻译出了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两年后，玄奘又将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译出。《入论》和《门论》的翻译，标志着因明学系统地传入了我国。
玄奘画像
玄奘所传入的因明学为新因明，而且玄奘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对因明进行了讲解。据记载，玄奘门人在听讲的过程中纷纷撰辑因明注疏，这是中国人研究因明之始。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玄奘的传人窥基，他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成为学习因明的必读书。《大疏》在许多方面都对因明学有所论述和发展，尤其是对因明的“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窥基的弟子慧沼的《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和《因明入正理论义断》等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因明学。此外，可考知的因明著作尚有数十家之多。不仅佛教中人，甚至一些非佛门弟子，对因明也有所研究。其代表人物就是吕才。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认为吕才是在自己“唯物主义'义理观’”的基础上对因明进行了研究，在唐朝初年产生很大影响。
不过，这样的盛况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法相宗的式微，因明学也很快沉寂了下去。因明很快就成了少有问津的学问，一些重要的因明著作很快在中土亡佚，比如窥基的《大疏》就是直到清末才由杨文会从日本迎回的。
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还是要从中国文化的品格特征上来进行分析。如同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在中国逻辑学从发生之日就被看成是一种工具而已，并不承认它有单独存在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以伦理道德为其核心内容之一的。因明传入以后，长期停留在纯粹理论分析的阶段，未能与伦理道德扯上关系，所以不能引起士大夫的兴趣，进入主流话语系统之中。只有吕才试图将因明与中国传统的“义理”相联系，却遭到了佛教中人的反对。所以，虽然在传入之初能有所发展，但是当外界环境发生改变以后，因明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其次，因明传入以后未能及时地实现本土化，也是导致因明最终沉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明传入后，无论是玄奘等人的翻译，还是后来诸人的因明著述，都没有使用本土化的话语系统。无论是其概念、理论，还是所举事例，都为普通国人所陌生。玄奘本人翻译佛经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反对意译而主张直译，虽然可能较多地保留原意，但是也必然会影响其传播表达的效果。
那么，因明为何还能在唐朝前期有那么四十多年的兴盛呢？首先，当然是由于玄奘的个人魅力。玄奘克服了种种困难前往天竺游历，回国后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于是玄奘所倡导的宗派很快就成为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宗派，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在玄奘门下也云集了许多佛门才俊。这无疑是因明在唐朝初年一度兴盛的重要原因。其次，这也与唐朝初年统治者的支持密切相关。玄奘本人与唐太宗、高宗两代皇帝关系密切，很能利用各种机会接近皇帝，获取皇帝的欢心和信任。玄奘甚至成为唐太宗身边的重要侍从。后来唐太宗、高宗还曾为玄奘所翻译的经典写序。这无疑为法相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叹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洽辰，而周六合，……归依之徒，波回雾委。”后来，玄奘去世后，其传人走上层路线的效果显然大逊于乃师，逐渐于皇室拉开了距离。后来，法藏等人又对法相宗进行了排挤。于是，失去了上层支持的法相宗就逐渐衰歇了，而传入不久的因明学，也随之沉寂。
三、近代因明的复兴及沉寂
因明学说在沉寂了千余年以后，伴随着佛学的复兴，尤其是法相宗的复兴，因明学在近代又出现了奇迹般的复兴。这一复兴是从近代居士佛学的开创者杨文会开始的。杨文会于1878年结识了日本著名佛学家南条文雄，由此开始从日本陆续搜求我国久已散佚的隋唐佛学著述三百多种，1896年刻印了窥基的《因明大疏》，使得因明学又逐渐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1922年，杨文会的弟子欧阳竟无创办中国佛学院，教授法相、因明经典，并撰有《因明正理门论叙》。与此前后谢无量、太虚等人的因明学专著也先后问世。连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也一度被因明的三支论式所吸引。
“五四”以后，因明学的研究逐渐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出现了以一代因明学大师吕澂为代表的众多学者，也出现了多达数十种的著作。这些著作可以分为四类，一为因明经典的注解著作，二为对因明义理的论著，三为对因明作逻辑比较的著作，四为因明学史专著。很多学校中也开设了因明学的课程。
何以在沉寂了千余年之后因明学又奇迹般地复活了呢？首先我们来看这次因明复兴之初，清末诸人，都是倾向于维新的士大夫。他们之看重佛学，首先是以佛学来比附西学，以佛学来理解西学。当人们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文化冲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从自己本来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可以解构外来文化的文化资源。当年，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道家哲学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而到了清末，佛学反过了又充当了人们理解西学的文化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认为西方科学的发达与西方的逻辑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因明学则首先充当了人们理解西方逻辑学的工具。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晚清知识界的佛学兴趣在唯识学上，一半是因为唯识著作的失而复得，从日本传回来的唯识法相佚籍的新鲜刺激了人们的兴趣，一半是因为唯识法相理论中对意识分析的细密思路和对世界理解的因明方法，在中国文人心中成了对应西方科学哲学逻辑的知识资源。”这样，当人们逐渐熟悉了西学以后，因明——这个曾经的中介——就成了既陈之芻狗，再次淡出人们的视线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就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再把因明当成理解西学的工具的同时，也有一些学人逐渐认识到了因明自身的价值，开始了对它的研究。五四以后吕澂等人的研究就是如此。吕澂在其《因明纲要》中对因明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并对因明学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因明在中国遭遇的原因。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删注》则几乎是对《大疏》进行了重写，构建了他自己的因明学说体系，成为熊十力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很多重量级的学者也都关注到了因明学。不过这样的研究也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三十年代以后就逐渐沉寂了。这则要从近代中国的政治背景来进行分析了。如同著名学者李泽厚所言，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存在着启蒙与救亡之间的矛盾，最终启蒙让步于救亡。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许多学说、流派的遭遇都可以用这样启蒙与救亡的矛盾来解释。因明学也是这样。近代佛学的复兴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社会改革和民族救亡的办法来。随着民族生存危机的加深，佛学的复兴也不断降温。与此同时，因明学的研究也因为抗战的到来而再次沉寂。自1939年陈大齐的《因明大疏蠡测》之后大陆地区的因明研究就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因明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则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在陈大齐之后将近四十年的1979年才有了石村的《因明述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