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的面容，即是他人生的履历表
20岁的面容，是与生俱来的；
30岁的面容，是生活塑造的；
40岁后的面容，应是每个人自己得负责的……
1
严复（1853-1921）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
1905年，严复赴伦敦。时逢孙中山在英，两人会晤探讨中国前途，严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2
辜鸿铭（1857-1928）
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
辜鸿铭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华，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球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尝与左右说：“辜先生经纶满腹，是真正的杰出之才。”
3
康有为（1858-1927）
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人称“最后一个王者师”。
光绪五年（1879），康有为二十二岁，入西樵山读书，那也是他最有心得的时候。
康氏有别于晚清诸多博学之士的，是其“圣人气象”。此“圣人气象”之养成，与西樵山水颇有关联。正是西樵读书，使得其由独好陆王而醉心道释，冥心孤往，探本溯源，深有所悟。此独学西樵之“专意养心”，养成一代宗师。
4
蔡元培（1868-1940）
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确立我国近代教育体制。1916年冬，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中国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读作”够”）。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5
章太炎（1869-1936）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
章太炎学问博大精深，对文字、音韵、训话、经学、诸子、史学、哲学、佛学、医学等均有深邃的研究。
他一生讲学不缀，从早年东京到晚年苏州，学子众多。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可以说是入门弟子。
学术大师，他的著作常常可以影响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他的言传身教，常常也可以影响一代人乃至一代一代传下去。章太炎，就是这样的大师。
6
梁启超（1873-1929）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完满的典型代表，在立法修宪、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性等方面，有许多真知灼见。
他的《少年中国说》，启迪了好几代人。
梁漱溟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中说——
蔡元培先生好比宋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批英雄，共图大事；梁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情。
7
张伯苓（1876-1951）
教育家
罗隆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位美国女教师，请学生们吃茶，突然正颜厉色——
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
8
王国维（1877-1927）
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梁启超评价王国维——
学者徒歆其成绩之优异，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别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
9
陈独秀（1879-1942）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之一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
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陈独秀老家有独秀山，今人多以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其实不然。相反，是陈独秀以独秀山而名。
纵观陈独秀一生，起起落落，也可谓”独而秀，秀而独“。
10
陈垣（1880-1971）
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
严耕望曾把陈垣与吕思勉、陈寅恪、钱穆并列为他所亲仰风采的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
11
李叔同（1880-1942）
艺术家，一代高僧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文化艺术之先河。
在他圆寂前几日，写下最后的偈句——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12
鲁迅（1881-1936）
文学家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请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校徽由三个人形组成”北大“两个篆字。背向侧坐在上的是两名学生，坐在下面的是一位老师。老师十分吃力，肩扛着学生。刘半农诙谐地称它是”哭脸校徽“。鲁迅设计的校徽，一直延续到1949年。
13
马寅初（1882-1982）
经济学家，教育家
马寅初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因写《新人口论》而受批判。全国围攻之时，马寅初的牛脾气又起来了，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能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14
马一浮（1883-1967）
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
丰子恺曾忆及，其师李叔同对他说——
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也不及马先生之多。
15
熊十力（1885-1968）
著有《新唯识论》、《明心篇》等书，”熊学“遍及海内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3日，黄冈光复，熊十力参与其事，光复后出任秘书，不久即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参谋。
辛亥年腊月，为庆贺光复，黄冈四杰——吴昆、刘子通、李四光和熊十力聚会于武昌雄楚楼。抒发心志，顺次挥毫。
熊十力书”天上地下，唯有独尊“。
这句话出自佛经。佛祖出生时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熊十力幼年时就说过，”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16
周作人（1885-1967）
文学家
周作人读书万卷，他说：”我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有三人：一是王充，二是明李贽（读作”志”），三是清俞正燮。“
17
黄侃（1886-1935）
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
民国建立，黄侃在上海主办《民生日报》。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拍案作《勉国人歌》：“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
18
蒋梦麟（1886-1964）
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蒋梦麟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鬼子者，洋鬼子也，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做事。
19
沈兼士（1887-1947）
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
沈兼士于1947年8月22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追悼会上，金息侯先生亲笔撰写的挽联——
三月纪谈心，君真兼士，我岂别士；
八年从抗战，地下辅仁，天上成仁。
如实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济世爱国的一生。
20
张君劢（1887-1969）
哲学家
1946年，经中国各党派政治协商，制定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历经50年，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成功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的起草人，就是曾经留学德国的张君劢。
21
胡小石（1888-1962）
长期从事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研究与教学，造诣精深。
一次，胡小石对学生讲读柳宗元的一首七绝诗《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讲着讲着，便捧起书吟诵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之后，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
胡小石是在用自己的心去感触唐代人的心，而心与心的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决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能让人学到以前学不到的东西。
此谓以心观心是也。
22
刘文典(1889-1958)
研究诸著作，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
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
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23
梅贻琦（1889—1962）
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流大学。
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就职演说——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24
陈寅恪（1890-1969）
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5
晏阳初（1890-1990）
平民教育之父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对全世界说——
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27
赵元任（1892-1978）
汉语言学之父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28
顾颉刚（1893-1980）
“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辨伪之学，孔门子贡已有之，王充论衡，柳宗元继之。至宋而渐盛，到明清已演成辨伪之学。
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顾颉刚首先响应，遂宏大业。有《古史辨》之作，成“古史辨”派。
29
梁漱溟（1893-1988）
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抗战时期，香港沦陷，地下党用小木船将梁漱溟救出。他坐在小木船里，在海上漂泊，很危险。梁当时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我不会死，因为中华民族要复兴，要我的三部书。现在书还没写成，所以我决不会死。”
这就是孔子说的“天生德于予”。
30
汤用彤（1893-1964）
佛教史专家，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一生的治学宗旨
任继愈先生曾说：“汤先生几乎讲授过旧大学哲学系的大多数课程。1934年，我考上北大，汤先生为一年级讲授《哲学概论》，这门课讲得生动深入。如果能把这类听课笔记整理出来，很有出版价值。据我所知，汤先生教学的讲义，学生听课的笔记，如果把其中一部分搜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
31
熊庆来（1893-1969）
数学家
杨振宁曾这样评价过熊庆来——
熊庆来先生亲手创建了近代中国四所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的数学系，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做出这样的功绩是十分罕见的。
32
钱穆（1894-1990）
学识渊深，治学范围广及史学及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等，为传统国学中的“通儒之学”，有人称他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进入燕京、北大任教，乃钱穆人生转折，这得益于顾颉刚的推荐。顾、钱学术观点本有抵触，但顾认为钱氏学植笃实不可多得，遂发表其《刘向歆父子年谱》于《燕京学报》，由此钱名噪学界。顾颉则之于钱穆，可谓知遇之人。
33
蒙文通（1894-1968）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造诣很深。
蒙文通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34
吴宓（1894-1981）
曾在清华主持创办国学研究院
吴宓一生知己是陈寅恪。吴、陈两人相识于1919年的哈佛。两人一见如故，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吴宓对陈的博学多识极为倾倒，曾写信给国内友人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35
金岳霖（1895-1984）
逻辑学家
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学生。他说——
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复这个问题。
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
我又接着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36
冯友兰（1895-1990）
哲学家
冯友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写碑文，可与清华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媲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软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37
林语堂（1895-1976）
文学家
1933年12月1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
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38
傅斯年（1896—1950）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史语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8年，傅斯年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他的主持下，史语所对安阳殷墟进行了发掘。此后，他担任史语所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从1928—1937年，傅领导史语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殷商文物，震惊了世界。
39
朱光潜（1897-1986）
美学家
朱光潜年幼的时候，父亲教给他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朱光潜很喜欢朱熹的这首诗，把它当成做人、做学问的座右铭。
40
顾随（1897-1960）
一位隐藏的大师，由其学生叶嘉莹整理的《驼庵诗话》，为我国诗话珍宝。
顾随对叶嘉莹最大的影响，是叶在四十年代的听课笔记，即后来她整理出来的《驼庵诗话》。
她说——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惟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上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
41
朱自清(1898-1948）
文学家
朱自清的研究生王瑶先生曾写《我的欣慰与期待》一文，说清华中文系不仅仅是大学里的一个系，更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派；清华中文系的成就是与朱自清先生的心血分不开的。朱先生当了16年之久的系主任，在日记中曾提到，要把中文系的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派、海派之长，朱自清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在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清华走的是释古这条路。
42
叶企孙（1898-1977）
物理学家
原本学铁道工程的钱学森，在叶企孙的安排下，到美国跟随国际航空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冯.卡门教授学习。物理系毕业生赵九章，是叶企孙安排去德国学气象。叶师，不知为多少人拓开了成功之路。
43
张大千（1899-1983）
画家
张大千教授弟子，有自己的办法。他不让弟子坐着听他讲课，而是让学生侍立案头，看他作画。他边画边教，从艺术修养、深入生活、用笔、临摹、创作到研色下胶等等，无所不教，而且对于画室中悬挂和收藏的古画，均指导学生学习观摹，并分析讲解。
44
闻一多（1899-1946）
诗人
1945年西南联大等举办“五四”纪念会，开了不久，大雨如注，秩序将乱。闻一多在台上讲话：“今天是雨洗兵，武王伐纣那天，陈师牧野的时候，也是同今天一样下着大雨。”学生们被他演说说服，顿时秩序井然。
45
俞平伯（1900-1990）
昆曲研究家
季羡林回忆——
俞先生在清华讲诗词，很有吸引力。在课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候他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遗世而独立。
只见了蓦地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就是好！”学生正眼巴巴地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
昔者晋人见好山水，便连声说：“奈何！奈何！”仔细想来，这是最好的赞美方式。因为，一落言语，便失本意，反不如说“奈何”。
46
梁思成（1901-1972）
建筑史专家
1932年，梁思成夫妇结识了美国朋友费正清夫妇。后来，费正清说：“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
47
雷海宗（1902-1962）
史学大师
汪曾祺在《跑警报》一文中，开门见山——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
雷海宗先生，正如他的名字，声音如雷，学问如海，一代宗师。
48
沈从文(1902-1988)
作家
沈从文曾告诉他的学生——
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49
梁实秋（1902-1987）
散文家，翻译家
梁实秋的一句“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让人长久的感慨。
50
蒋天枢（1903-1988）
文史学家
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依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51
梁宗岱（1903-1983）
中国现代诗人
梁宗岱不但精于写作、翻译与讲课，更酷爱音乐、养花、冷水浴、登山、饮酒，晚境尤喜像李时珍那样到野外采药，并能辨识出中草药不同的特点和药性。他熟悉多种野果和树木，曾说：“要是落到鲁滨逊的境地，我也能活下来成为鲁滨逊的。”
52
陈序经（1903-1967）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20世纪中国教育史、文化史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从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南大学校长，到1952年夏岭南大学被取消，不到三年时间里，陈序经让岭南大学成为国内最完善的大学之一，该校一些院系（如医学院）达到国内一流甚至最佳水平，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专家，而广州也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之一。
陈序经的学生、法学家端木正在回忆录中提到：“陈校长令人崇敬的原因很多。他自己勤奋治学，清廉自守，品德高尚……但他在教育界和学术界最被怀念的应是他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他自己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但他的好朋友遍及各个学科，理工农医，各方面的学者都把陈序经视为知己。”
53
叶公超（1904-1981）
曾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外交家
叶公超桃李满天下，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到清华大学，直到西南联大。作为一名出色的外文系教授，他在十四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济济英才，废名、梁遇春、钱锺书、卞之琳、杨联升、季羡林、常风、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都是他的学生。一位学生说：“他已长眠地下，他的桃李芬芳遍满五洲，每一个弟子都是他的活纪念碑。”
54
张荫麟（1905-1942）
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造诣，尤深于史。
钱穆评价张荫麟：“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恰，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已。”
吴宓称他为“梁任公第二”。
55
冯至（1905-1993）
诗人
冯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几个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义的。他主要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担当一个大宇宙。像自然一样默默；
二、平凡中的伟大，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贵白草一样“不辜负一个名称”，像往山中凿路的老人、化缘在孤岛上建造灯塔的人一样做有益的事业，体现平凡中的伟大；
三、以自然为楷模，维持向上的心情。
56
束星北（1907-1983）
物理学家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束星北是中国物理学界公认的奇才，他启蒙了吴健雄、李政道等学生。
他的学生徐良英说——
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讲义，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提纲。他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
束星北讲课的最大特点是——
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的讲透基本物理理念和原理，使学生能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
57
邓广铭（1907-1998）
公认的宋史泰斗
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邓广铭研究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价格不菲。邓广铭不想买，傅斯年逼迫他买。
邓广铭晚年回忆，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58
唐君毅（1909-1978）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唐君毅一生最佩服二人：一为梁漱溟先生，一为欧阳竞无先生。对熊十力先生，亦十分佩服。但唐君毅之思想，在与熊先生接触前，即已确定，在熊先生处，仅得到印证而已。梁与欧阳二先生，对他的启发很多。梁先生对学问真诚，欧阳先生则情感真切，皆能使人直接感动。
59
牟宗三（1909-1995）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第二代新儒家中，唐君毅先生被尊为仁者，徐复观先生为勇者，牟宗三先生为智者，皆为文化之巨人。
60
萧乾（1910-1999）
翻译家
萧乾自称“不带地图的旅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最早在西欧采访的战地记者。
他最喜欢伏尔泰的一句话——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
61
林庚（1910-2006）
古代文学学乾
林庚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
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62
曹禺（1910-1996）
剧作家
“身着长衫的曹禺讲课很投入，声情并茂，特别是讲《哈姆雷特》时，几乎是边讲边演，很有感染力。“曹越华曾就读于北碚复旦大学，对曹禺讲授英国戏剧文学的情景记忆犹新。
63
钱锺书（1910-1998）
文史专家
吴宓很器重钱锺书，曾将钱和陈寅恪相提并论。当时，吴宓与几个学生一起谈心，忽然感慨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就更难得了。现在在文史方面能称得上杰出人物的，老一辈的陈寅恪应该是的，年轻一辈中钱锺书应该是的。他们真是人中之龙啊！你我这些人，不过如此而已！“当时钱锺书已经离开清华，大约二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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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1911-1966）
诗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
妻子赵萝蕤回忆——
梦家的兴趣很广，但是他的主攻方向仍毫无疑问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他几乎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晚上9点半、10点、10点半。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傍晚按时下班。他在所里、家里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在30年的时间里，他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写了许多文章，着了许多书，编了各种图录，还留下了一本完成、未发表的大约二百万字的遗稿和未整理完毕的其他资料。考古所的同志们常常想念他，并为了整理他的遗稿作了不少工作。梦家该可以瞑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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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1911-2009）
语言学家
张中行与季羡林交往，认为季先生一身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实，三是有深情。三种之中，最难能的是朴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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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1913-2000）
古代文史学家
程千帆教导他的学生：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以仁心说。
他把治学的过程，概括为”听、辨、说”三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阶段。
一个男人的面容，即是他人生的履历表，
同时，也代表了某种程度的心境。
每个人的抉择不同，给予自己的境遇也不同。
心的品质，才是生命真正的品质。
人终有一老，或老而猥琐，或老而优雅，我们总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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