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的发掘与认知（三）
作者：陈荃有
内容提要
就音乐史著的内容与形式特点来说，它应为音乐史学史撰写时格外关注的对象。自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各类基于史料基础而撰写的音乐史著不断涌现，其中的部分成果因社会经济原因、出版技术低下，或者因书著自身用途之别，仅以刻印本甚或手抄本方式存世。这批史著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场域发挥了其应有的学术价值，而今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印刷出版业的便捷，对于近现代历史中存世的一批音乐史著该要如何开展发掘、整理并使之发挥更为重要的学术功用，应该成为音乐史学史同人引为瞩目之事。
关键词
音乐史学史；中国近现代音乐；音乐史著；冯文慈
刊登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3期
（续）
03
对近现代音乐史著的认知
通过对上述几部近现代时期所编撰的涉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著述的引介，使我们不能不作出思考：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印刷出版的愈以便捷，对于近现代历史中尚呈“隐性”的一批音乐史著该要如何认识，如何发掘并使之发挥更为重要或曰其应有的学术作用呢？
（一）对其价值的判断
迄今为止，音乐史学领域对于史料的认知可谓周详而显出多样化，几乎涉及对于音乐历史研究可资利用的方方面面，汪毓和先生曾将近现代的音乐史料形象地归为三大类（第一、二、三手史料）来作出区划和价值判定。[1]今日的史料搜集和史学研究中也确如所述，从旧报刊、文史档案、作品手稿、当事者访谈录等予以挖掘，可谓精细至无所不包。但在涉及音乐史学史领域的研究中，对于研究对象的择取却仍然主要倾向于公开出版物，除此之外的其他成果形式，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甚至于对出版物的印行地域、版次、发行量、普及度、接受度亦鲜见关注。这从涉及近现代历史的已有音乐史学史成果中不难发现。比如，在前述的三部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著述中，除了顾梅羹著《中国音乐史》因历史原因可称“新发现”材料之外，[2]其他两部著述均为20世纪下半叶所产生的成果，且今天活跃于学界的“文革”后的一代学者中的多数曾经是以诵读这样形态成果而成长起来的，不可谓不熟悉其实际状况与学术价值，但这种种“内部资料”面貌的成果同样被学者所无视。
对于这般现实状况的存在，无外涉及对于史著价值的判断——近代以来出版业的发展与日益成熟，已经成为学术界厘定学术成果价值的一把重要的量尺。对于近现代历史尤其对于20世纪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社会发展来讲，对音乐史著及其他类型音乐成果的价值判断恐怕要树立起如下几则观察维度：历史维度的观察、地理维度（地域）的观察、学术程度的判断、成果形态及传播效度的考察。
简单来讲，所谓“历史维度的观察”，就是将史学著述置放于其所产生的历史空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客观认识其史学价值，摒弃脱离了历史维度观照的超越历史事实的判断；“地理维度（地域）观察”，是将史著放置于其所产生的地理空间，观照该史著在相应地域内所发挥的学术作用，通过区域音乐的视角来认识其总体价值；“学术程度的判断”，以学术历史自身发展演变的宏阔视野，对其成果作学术成就的历时定位与价值认可；“成果形态及传播效度的考察”，则是根据史著所旁及的各种情况，对其文本内容、形态、传播、接受度等作出综合性的影响效度的判断。通过以上多角度的分析、评判，最终确立该史著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二）如何挖掘史著
通过如上四则维度的价值判定，对于相应的音乐史著甚或更为多样化的史料有了基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一定机构、事件、人群所可能拥有的各类史学成果作出适当的排查、搜寻。应该说，对于近现代阶段音乐领域的历史，多数已经具有相应的历史记述、资料存世、当事者陈述等涉事信息的体现。通过对已知的各类信息的搜索、分析、排查，是能够发现或预判到诸多的学术线索的。以近代、现代社会不同的文化状况来讲，这种排查无外以下的主要途径或方式：
对于近代史著信息的查寻思路。由于近代中国的机械化出版业尚处起步阶段，加之地域间的不均衡发展，音乐资料的存世状况可能为：一方面，近代出版机构资料的保存与音乐出版领域研究的缺失，使得我们对近代音乐出版成果的梳理有待加强；另一方面，近代文化教育机构资料与地方文献的整理，包括诸多私人收藏领域，也呈现十分薄弱的状态。因此，对于近代出版机构、文教机构和私人收藏的资料筛查，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在从事这一时期的资料排查工作时，研究者应该戒除想当然式的敷衍塞责态度。比如，在近两年笔者指导研究生查寻顾梅羹所著《中国音乐史》的过程中，学生认真翻阅档案文献、寻访太原相关文化机构，最后出人意料地在几近湮没踪迹的阎锡山1918年为培养军政人才而设立的“育才馆”，发现了一系列与民国时期雅乐教育、传统音乐传承相关的史料及史著成果，为近代音乐史研究和20世纪上半叶地方音乐文献的进一步探索积累了有价值的材料。[3]
对于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现代社会，由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音乐出版能力和经济发展状况所限，此阶段国内高校各个专业院系、研究院所的文献资料，多是以“内部资料”样态存世的；对活跃于专业领域的诸多专家来说，也有不少尚处手稿状态的教程、辅助材料的存世。因此，历史虽然已进入到了现代社会，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音乐史著搜集来说，加强教研机构各类存档文献的搜索和私人收藏物品的寻访，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后发掘”呈现的问题
对于找寻到的各类史著史料，只是完成了学术工作的第一步，假如使得这些资料既能被很好地发掘又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合理有效地发挥其相应学术价值，这是“后发掘”阶段需要认真思考并予开展的工作。笔者认为，“后发掘”呈现有着如下的几种思路：
1.公开出版。作为“后发掘”阶段可以采取的措施之一，对于新现史著、史料寻求公开出版，是许多史学家追寻资料的目标，但这种目标必须是经过审慎思考并符合学术需求与社会经济效益的。因为，出版业作为批量化复制生产的文化工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同时考量，是理性的学者和出版商都应认真对待的命题。只讲求学术价值或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都是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出版实际的行为。[4]
2.内部印制。作为比较传统的资料交流与传播方式，寻求新现史著、史料在一定范围内的“内部印制”、内部交流，仍是许多学者和机构将会作出的较为明智的选择。毕竟学术资料的应用范围、适读人群甚为有限，加之以纸介印制与保存、阅读仍然为现时比较重要的承载与呈现方式。因此，假若弱化非学术的功利目的、只以学术的实际需求而言，将新现史著与史料作内部印制的处理将是较为合适的选择和办法。[5]
3.电子化处理。在电子化、网络化技术成熟的今天，将纸介文本材料作电子化处理，以适应新时代资料存储、交流、传播、查询的需求，是多数历史资料均需认真对待并作出思考的。即使以内部印制甚或公开出版方式做出了处理，对新现史著史料同时作出电子化的数据处理，也是当下社会需要认真考虑的一种方式。
4.以研究成果方式的“再现”。无论史著还是史料，对于历史学来讲，均为未来治学的原始资料。寻求新现史著与史料的学术生命力，扩大其学术效用，最好的方式是以研究促动其更为有效的保存和传播。因此，对于新现史著史料边作整理保存边研究，以寻求推出新的科研成果，将使“后发掘”时代值得重视的资料处理方式与思路。
5.实物（文物）保存。作为附着了文字、音符的各式音乐历史实物，既是音乐史著、史料的文献形式，其字符与承载介质相合的自身又是难得的历史文物资料，保存好这些实物资料无疑就是保存了史著史料自身。因此，在“后发掘”时代，既要想方设法提高对于史著史料的保存与利用，又要重视实物所具有的文物价值。
04
结 语
史著（史书）乃史学史之源，也是史学史首要的研究对象。想方设法挖掘处于“隐性”的音乐史著，从而丰富史著的库存，是梳理并研究中国音乐史学史及其相关理论之要务。
中国近代乃至现代以来的音乐史学发展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对于它的梳理与研究也应该给予全方位的思考并区别对待。就中国古代音乐历史来讲，清代中期及之前的音乐史著无论其文本样态为何，它们定然能够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无论其文、谱符号还是所附着的介质自身，均已成为历史学领域的研究对象。而对于清末以降的近代、现代社会来讲，由于社会传播形式的多样以及出版技术的演化，学界对不同时期史著的价值认知与学术利用存在尚值反思的方面：笔者认为，对于近现代历史中的音乐史著，应该采取多维度的观察和思考，即历史维度、地理（地域）维度、学术程度、成果形态及传播效度等方面的观察与分析，从而客观、公正地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史学成就，并给予合适的有目的的发掘与整理。通过对于不同史著的学术研判，分别以公开出版、内部印制、电子化处理、科研成果“再现”、实物（文物）保存等不同的方式予以不同的“后发掘”处理，从而尽可能地发挥其最大效度。
注释：
[1] 汪毓和：《关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载《中国音乐》，1999年第3期。
[2] 其实，顾著《中国音乐史》的信息在之前的史料中已有体现，详见丁纪园《沉渊之珠 开山之作——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发现经过及内容介绍》、吴昊《也谈“第一部〈中国音乐史〉”》中的记述。或许正是因为信息中透露的其著述为地方性“非正式”出版物，才不再被学界同人所进一步关注。
[3] 参见吴昊：《20世纪上半叶地方音乐文献发掘与传播困境思考——以顾梅羹〈中国音乐史〉一书的寻找为例》，载《音乐传播》，2016年第1期，第76~82页；《“育才馆”附设雅乐专修科音乐史事考（1921—1924）》，载《中国音乐学》，2018年第1期，第73~82页。
[4] 陈荃有：《“音乐出版”三题》，载《人民音乐》，2014年第8期，第77~79页。
[5] 以出版业的行业特点来讲，将音乐作品、音乐知识或其他相关信息经过编辑加工，以手抄、印刷或其他方式复制在一定物质载体，并通过某种交换交流途径向受众传播的社会活动，均可定义为出版行为。详见陈荃有：《“音乐出版”三题》，载《人民音乐》，2014年第8期，第77页。
全文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