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顾颉刚交恶原因 | 土城·早茶夜读247（又）
247丨理水
土城金句
还是鲁迅有远见，
这些人就该困在洪水滔天的文化山，
不负人民的禹千万不要去救他们，
世界一定温暖如蠢。
鲁迅和顾颉刚交恶原因
文/ 土城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吗？……”学者跳起来了，连忙咽下没有嚼烂的一口面，鼻子红到发紫，吆喝道。
“证据就在眼前：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哼！”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
——这些文字摘自鲁迅作品《故事新编》中的《理水》。这位气急败坏的鸟头先生，说话不利索，磕巴，说理不符合逻辑，被“乡下人”就怼得脸红脖子粗，他还有个红鼻子。
据《故事新编》的注释可知，鸟头先生的原型，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顾颉刚。顾颉刚曾据《说文解字》对“鲧”字和“禹”字的解释，说鲧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虫（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三、一一九页）。“鸟头”这名字即从“顧”字而来；据《说文解字》，辎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顾颉刚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歌谣研究会工作，搜集苏州歌谣，出版过一册《吴歌甲集》，所以下文说鸟头先生“另去搜集民间的曲子了”。
《理水》的第一部分写学者清谈，影射了许多当时的学者。其中攻击最厉害的莫过于顾颉刚了，鲁迅不仅质疑他的研究，正确与否不论，而且挖苦他的口吃、酒糟鼻等身体缺陷。
“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鸟头先生这句话，不是毫无来由。
1927年7月24日，顾颉刚写给鲁迅一封信，声称鲁迅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登载的书信中说顾氏反对国民党，于是他决定“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
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既复杂又不复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人事纷争。
1919年3月26日，为《孔乙己》做“附记”时，鲁迅曾明确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但到十多年后，鲁迅估计是忘记自己的话了，或者是急火攻心，什么都顾不得了，不吐不快。正如他自己在生命的晚期所说：一个都不宽恕。
顾颉刚在自传中感慨地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
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原因，因为鲁迅研究者众多，鲁迅这方面基本都被挖掘尽了。一般认为，可能是因为顾颉刚是胡适的门人，因为胡适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而受到波及。随着研究深入，从顾颉刚日记中，发现直接的原因是，陈源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而陈源这个指责的源头来自顾颉刚。
这里要说明，其实，一、顾颉刚的谣言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二、在鲁迅与顾颉刚闹别扭的时候，鲁迅很长时间并不清楚、不怀疑顾颉刚向陈源散布了抄袭谣言。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双方交恶原因不只是因为指责抄袭。所以我以为，他们怨恨不断加深，很大程度上是两人个性使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结合下面他们的交往事实，对照看看顾颉刚的性格和鲁迅的性格分析，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鲁迅和顾颉刚何时起交恶？
为了方便大家了解鲁迅和顾颉刚的交恶情况，我依据上海鲁迅纪念馆副研究员施晓燕《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始末》和相关文献进行摘要整理，方便大家了解两人主要交恶事实产生、发酵过程。
1、两人初识
鲁迅比顾颉刚大12岁。顾颉刚生于1893年，1913年入读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留校工作，同年鲁迅被北大聘为讲师。
虽同处一校，但是顾氏文字中第一次提到鲁迅要到1924年，在此之前，顾氏交往更多的是周作人。
1924年10月12日，顾颉刚的日记中记载，“与维钧同至鲁迅先生处。”
这是他日记中第一次提到鲁迅。现存的鲁迅著作中（包括书信和文章等），第一次提到顾颉刚，也是这天，鲁迅当日记载：“下午顾颉刚、常维钧来”。
两人把这次会面都记载在日记中，说明以前基本没有什么特别正式或单独的接触，双方都没有提及当天会面的内容。
1925年5月前，鲁迅和顾颉刚主要是工作往来，私人之间没有太多交往。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后，跟周作人有交往的顾颉刚与鲁迅来往更是仅限于工作。
2、陈源指责鲁迅剽窃
1925年5月的“女师大”事件，让《现代评论》的陈源和周氏兄弟打起笔战。笔战中间还夹杂着鲁迅控告章士钊非法免除教育部佥事职一官司。
真正惹恼鲁迅的是1926年1月30日，陈源在《晨报副刊》发表致徐志摩长信，攻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
这个指控十分严重，鲁迅第二天就以《不是信》加以批驳，后来在《华盖集》正续集对陈源进行鞑伐。
陈源敢指名道姓说鲁迅抄袭，根据顾颉刚的说法，是因为他告诉陈源，鲁迅抄袭了盐谷温。1927年2月11日，顾颉刚日记中记载：“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3月19日顾氏致容庚的信中也说：“因鲁迅在那边作教务主任，他因我指出《中国小说史略》的蓝本，恨我刺骨，时时欲中伤我也。”
顾给杂志写文章，一般不写时论，因此也不会与鲁迅等人发生正面冲突，《语丝》后来刘半农都纷纷加入对陈源的笔战，同在《语丝》发文的顾颉刚，却始终没有发文参与，隐隐然已经站定了立场，他把对周氏兄弟的厌恶之情写在日记里，只是因为往来不多，在表面上不至于撕破脸。
3、厦门人事和意气之争（1）
由于北京高校欠薪日久，以及政局动荡不稳，顾颉刚跟鲁迅先后选择了南下厦大，终于导致了矛盾激烈化（应该说矛盾公开化，此前鲁迅未必知道或者怀疑陈源攻击他剽窃的源头来自于顾颉刚私下的话，所以两人虽然不在同一阵营，而且顾颉刚只是私底下将对周氏兄弟的不敬写在日记里）。
1926年9月7日，到厦大三天后，鲁迅认为林语堂被人掣肘：“校长有秘书姓孙，无锡人，可憎之至，鬼祟似皆此人所为”。并对开始对顾颉刚圈子里的人表示不满——顾推荐朋友到厦大，即使没有聘书，也先到之后再聘，而周也想推荐许寿裳来厦大，但他觉得林语堂做事颇受掣肘，连开口推荐都比较艰难。
在2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到：“在国学院里，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从前在女师大的黄坚是一个职员兼林玉堂的秘书，一样浮而不实，将来也许会生风作浪，我现在也竭力地少和他往来。”
真正的冲突表面化在几天后。
鲁迅跟顾氏小圈子的黄坚（任厦大国学院陈列部干事兼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因琐事发生摩擦。鲁迅说，“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
据鲁迅所指，黄故意在分配器具上刁难鲁迅，鲁迅“在前天就很给他碰了一个钉子，他昨天借题报复，我便又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虽然是生活琐事，但双方摩擦很激烈，再加上鲁迅认为国学院越看越不行，院中的人“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
鲁迅希望辞去国学院研究教授的兼职，“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这个辞职以林语堂的坚持而作罢。
4、厦门人事和意气之争（2）
到这时，顾颉刚在鲁迅眼中，让人不喜的原因只是贴着胡适门徒、陈源之友的标签，他荐了一些兴风作浪的人，但自身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陈说的劣迹。
到9月30日，鲁迅开始认为，顾颉刚在这些人中十分阴险，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玉堂与兼士，真可谓胡涂之至。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他颇注意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再次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管他了。”
10月16日，鲁迅决定在学期末离开厦大，因为周鲠生将来厦门做法律系主任，“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他讨厌的研究系的势力，要膨胀起来了，“研究系比狐狸还坏”，在20日致许广平的信里，鲁迅再次表达了对顾颉刚的厌恶：“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而顾颉刚在1926年1月的《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写道：“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
另一方面，这个时期，顾颉刚的日记及书信中，未透露对鲁迅的态度，他一如既往地记录着自己与鲁迅有关的事，比如9月25日与潘家洵到伏园、鲁迅处，9月27日到伏园及鲁迅处谈话，10月14日去听鲁迅30分钟的周会演讲，10月16日去鲁迅处。10月22日，鲁迅来谈。
对照双方的日记可以发现一件很明显的事，自从9月20日鲁迅致许广平的信里提到了顾颉刚，说他是胡适的信徒，十分浅薄之后，以上顾氏日记中记载的两人接触，鲁迅在日记中都不提及，推测其原因，或者因为鲁迅觉得不重要不写，或者是鲁迅不想在日记上写下自己厌恶之人。
4、厦门人事和意气之争（3）
章廷谦欲到厦大求职，鲁迅为之汲引，一步步按部就班，接近成功，在双方的互相通信中，他们发现顾颉刚也参与了此事，并且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
10月23日，鲁迅致章的信中说：“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么？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
顾颉刚在林语堂面前反对，在沈兼士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且说明，鲁迅来谈的几次，顾颉刚并没有透露自己反对章廷谦来厦的想法。
这不仅印证了鲁迅对顾颉刚作出的阴险结论，还让鲁迅感觉到顾颉刚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鲁迅希望离开厦大，在其他各校寻找机会。11月5日，去广州中山大学接洽的孙伏园回到厦大，跟鲁迅说了中大的意见：中大希望请鲁迅去教书，没有聘书，但孙伏园自己却有聘书，聘请许寿裳的事情尚无结果，中大还电请了其他人，其中包括顾颉刚。
这里牵涉到后来鲁顾闹翻的一件事，就是顾颉刚认为鲁迅销毁了中大托孙伏园带给他的聘书。
顾颉刚1927年4月18日记补记说：“今日晤孟真，始知中大聘书，去年伏园回厦时即已托彼转交，而为彼所吞没。即此可证他们之反对我，早萌芽于厦大风潮之前。惟手段如此卑劣，则为想不到者。”但根据鲁迅日记等资料，顾颉刚1955年推测的孙伏园带回两份聘书，鲁迅和孙伏园商量后销毁顾的聘书，是不存在的事实。
而实情是孙伏园知道中山大学要聘顾颉刚，但他回厦大后只字不提。因为孙伏园和鲁迅走得近，顾潜意识认为是鲁迅的主使。
从厦大时期的顾颉刚书信日记中看，鲁迅的出现都颇为中性，比如借书、往来交谈、同席饮宴，到鲁迅离开厦大为止，顾颉刚的日记和所见书信中都没有贬损鲁迅的字眼。
顾颉刚书信日记认为，鲁迅出走厦大（到中山大学），是理科、校长林文庆以及刘树杞的行为导致。
但到了1927年2月11日日记补记中，顾颉刚写道：“宾于告我，闻川岛言、鲁迅说，‘宾于、式湘因为是顾颉刚荐的，所以偏偏不用。’他现在正托川岛觅国文教员。按，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予自问胸怀坦白，又勤于业务，受兹横逆，亦不必较也。”
5、顾颉刚到中山大学，鲁迅毅然出走
鲁迅去广州后，原本希望做出一番事业，他在厦门就定下了一些目标：“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
但做了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之后，事务繁忙，不禁使他抱怨“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住在校内，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都有人来拜访，毫无看书写作的时间，鲁迅对此十分焦虑。
这时候，傅斯年、朱家骅等想引入顾颉刚，鲁迅进行了激烈的反对，但傅斯年不肯放弃。双方为聘顾与否胶着不下，鲁迅于是在四月初就发出了“顾来我走”的言论。
顾颉刚3月16日写辞职书，4月15日出发去广州，4月17日到广州，俨然有造成既成事实之势。
顾颉刚心中惴惴：“鲁迅既绝不通融，而孟真又不欲与闹，我事未知如何。”
鲁迅从过去的经验得出结论：“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
4月20日，鲁迅毅然决定辞职。
顾颉刚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大快，甚至不无恶毒的说：“予此来有最幸运之一事，则清党是也。不清党，则鲁迅必嗾使共党学生起风潮，予必无幸理矣。”
鲁迅在五月份信中表示，辞职绝对跟清党无关，他在四月初就确定了顾来他走的原则。
6、没打起来的官司
鲁迅一辞职，双方正面破裂关系，鲁迅写信给章廷谦，大倒苦水，认为傅斯年顾颉刚一丘之貉，哄得他在中大做了三个月的傀儡，甚至怀疑傅让顾负责五万元数目的买书项目，很有贪污之嫌，顾颉刚致信胡适攻击鲁迅，还走曲线救国的路子，说周氏兄弟导致胡适“负谤亦甚久矣”，写信给罗家伦，攻击周氏兄弟给李石曾做打手，培植法日派势力，“而周氏兄弟以厚负时誉，遂自视为口含天宪，有朕即真理之气概。风气所趋，害了一班盲目的青年，专以刻薄尖酸为事，视骂人为惟一之文材。”
香港的报纸上又登了梁实秋的文章，说鲁迅到了汉口，因为都是现代派，鲁迅一股脑儿也都算在了顾颉刚头上，“此人是现代派，我疑是鼻之同党”，这个梁子越结越大。
俩人互为仇雠，水火不容，在师友间传播涌动的龃龉终于由一封登上报纸的信变成了公开事件。1927年5月11日孙伏园编辑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刊出《鲁迅先生脱离广州中大》一文，引用了谢玉生和鲁迅致其的两封信，鲁迅在信中说：“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这就是后来搞出轩然大波导致要打官司的书信，为孙伏园在鲁迅的授意下所登。双方之前虽然已经撕破脸，但互相攻击还只是在与亲友的信中，属于私密的个人圈子，在报纸上一登，那就是在全国民众前对立了，鲁迅攻击作为研究系的顾颉刚随时可以改换自己的立场，讨好当权者，让人不齿，并明确指出厦大风波的始作俑者就是顾。
6月18日，顾颉刚得知这个消息，但当时他正为鲁迅复职中大事忧心忡忡，一时顾不上此事。7月份，顾颉刚得到鲁迅正式辞职中大的消息，才放下心来，有了足够的闲暇来处理这件事，他发出了要求打官司的信。
7月24日，顾颉刚写给鲁迅一封信，声称鲁迅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登载的书信中说顾氏反对国民党，于是他决定“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
从顾看来，厦大人事风波见仁见智，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反对民党一说，鲁迅这种举动用心险恶，在国民党的大本营说他反对民党，显然是一件关系到生死的大事，所以他大为紧张，坚决要求法庭上相互质询，洗脱他反对国民党的嫌疑。为此他特地写信给已经有嫌隙的沈兼士，让他证明自己是否反对民党，一方面又写信给鲁迅要求他不准离开广东，静待法庭传票。鲁迅回信说：“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
他在给章廷谦的信里认为，顾颉刚早就知道他要离开广东，因此故作姿态，所以他并不把这官司当做一回事。猜想是对的，官司事件虽然搞得沸沸扬扬，但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江浙，徒以文字来往，后来不了了之。
7、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仍被鲁迅“纠缠”
鲁迅十月后定居上海，写文立说，直到去世，顾颉刚则回北京教书，活跃于史学界。两人再也没有直接的接触。
顾氏后来牵扯事情太多，鲁迅只是他生命中并不重要的人物，所以中大事件后，他基本不再提及鲁迅，也无暇去关注鲁迅作品。
直到建国后，与鲁迅交恶一事，成为顾颉刚的罪状之一，他不得不多次做报告检讨自己，并在1973年翻看早期日记时进行了多次补记，还找了各种原因，一说是潘家洵挑拨，一说是孙伏园挑拨，一说是章廷谦挑拨，后来又认为是北大里文学院教授有英美派和法德日派的长期敌对，不过到了厦大和中大，鲁迅把这口气出在他的身上。
从顾颉刚的自传、反省报告、日记补记等等都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待遇充满了怨气。即使在鲁迅作品拔高到与毛选等可以并存的时代里，他似乎也没有多少兴趣去看，因为1975年，一名注释《而已集》的学者写信问他，鲁迅为什么要称他为朱山根，他回答说：“至于鲁迅先生为什么叫我“朱山根”，我也并不清楚。原来据我猜想，“朱”是苏州四大姓“朱、张、顾、陆”之一，“山”与我的“颉”字有关，都有“高”的意思（颉为鸟高飞，山为土突起），“根”与“刚”的英文字母头一个都是“k”，是同纽字。现在想来，也许是鲁迅先生对我追随朱家骅、傅斯年（山东人）的一种嘲弄。”
关于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肯定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事，但大致就是这样。在我看来，他们的矛盾，固然有“派系”之争，有误会，但更多的还是性格使然。这里就不明确说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看顾颉刚的性格和鲁迅的性格分析。
PS:关于剽窃
1926年，陈源发表文章，指责鲁迅道：“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铭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本来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鲁迅断然否认抄袭， 多次为自己辩解。
鲁迅反驳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在十年后《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还提及此事，可见鲁迅对此耿耿于怀：
“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十年蒙冤，鲁迅对陈源怨恨之深可以想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胡适在写给苏雪林的封信为这起公案做了一个定论。他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陈源在后来编辑自己文章时，对这段与鲁迅争论的文字，他一篇也没编进自己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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