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规劝与分裂：临安一面 | 朴微·早茶夜读604
604| 读城记2020
文/ 朴微
22岁，学生
临安城的地图是很有意思的——相比较我印象里的中国都城。福柯在研究监狱时曾经提到一种“全景敞视结构”，即以瞭望塔为中心，牢房成环形均匀分布在瞭望塔周围，一人一房，前后通窗，窗户正对瞭望塔，以实现对犯人监控的最大化。读到这一段时总会令人想起中国古代的都城设置，无论是北宋的开封还是明清时的北京，皇城都大体处在城市的中心位置，以辐射周围——这自然是有意设置的。至今北京还在折腾着二环三环五环，这是短时间内没法改变的了。
但如果鸟瞰临安城，情形便让人眼前一亮。整个临安城为南北狭长的结构，根据谢和耐的叙述，皇宫与富人居住的区域是安排在最南边的山上，离北边城墙相距甚远。这当然有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作用，但其中更能透露出的是宋室面对“北方”的焦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虽然并没有直接描述蒙元的入侵，但通过题目的映射，让这种焦虑感埋藏在了文本的背后。南宋将国都选址临安是出于防御的考虑，对于临安城的修建也自然贯彻着这一原则，城市中北部的平原低地为平民百姓居住区和商业区，皇宫则是依山而建，易守难攻。你可以想象当北人进犯，攻破城门时，首先碰到的一定是底层百姓的汪洋大海，而皇室便可趁机准备防御或开溜。这种布局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象棋，可有可无的兵卒们镇于前列，至关重要的车马们排在后方，而将帅则用“九宫”格线加以保护。
将帅在象棋中几乎是最没有力量的子，无法出宫，只可上下移动，然而他的死亡却代表着整场战役的结束——即使你有多少车马炮都不行。而将帅对于车马兵卒们却是有着绝对的操纵权，关键时刻任何棋子都必须牺牲自己来保全将帅。在临安，皇城虽然从布局上看仿佛放松了自己对于周边的管控和规劝，但实则不然。城市布局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侧面表现，古代中国统治者对于管理庞大人口的策略着实令人赞叹，在本书中谢和耐着重介绍了一点——以家庭为单位的管理模式。首先从家庭内部来说，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权力模式，有首经典歌曲里唱得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程朱理学所宣扬的，正是一种小到个体家庭，大到国家宇宙都应当遵循的秩序，这种秩序用书中的话说便是“政治秩序的超自然层面对应物”。家庭是一个如国家般的权力结构，父子等同于君臣，家长、族长甚至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物，所谓“家法伺候”。这在西方人看来或许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家庭怎么会有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权力呢？但是这在古代中国是司空见惯的。由此也衍生出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法律意识的淡薄，当然这除了家庭权力结构这一内部动因外，还包括外部皇权严刑峻法的推动，谢和耐对此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表述：“（古代中国的司法制度）显然是一种旨在使人们视法律诉讼为畏途的制度。”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里，什么事要是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那便是极为严重的事情，“私了”才是解决争端的最佳方式。
除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设置外，统治者在家庭外部又采取了保甲连坐制相配合。我在之前提到以前中国邻里关系是十分紧密甚至没有隐私概念的，或许在这里便可找到其中一个原因。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家庭的命运是与周围若干家庭的命运相联系的，一家出现情况，另外几家全部受牵连。这是一种类似于军队的管理模式。记得军训的时候教官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一人生病，全家吃药”，军队里战友之间的关系自然与同学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在临安，上层与下层之间是一种规劝与被规劝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呈现出巨大的分裂性。谢和耐将临安的繁荣称为不平衡的、畸形的繁荣。衣食住行的巨大差异自然不必多说，在思想观念方面同样存在坚固的隔膜。我曾经问过父亲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注重现实、注重功利的中国人会创造出如此超现实、脱功利的山水画？父亲的回答是：画山水画的绝大部分是文人士大夫，而不是底层民众。拥有稳定生活保障的文人士大夫自然可以坐而论道（或许艺术就是需要吃饱了撑的），而底层百姓却是挣扎在生死场之中的。这让我想到在考虑中国的历史问题时，或许应时刻注意两种分裂的视角。谢和耐在书中说道：“……在中国，并无一种把节俭看作美德的经济信条，而且对于工作也远非像在基督教国家那样把它夸赞为一种善德，而是加以鄙视。”实际上他在这里所说的是中国上层社会的思想意识——在下层社会里，我们能够看到颠覆性的差别，农民和小商贩们几乎把节俭与勤劳印在了骨子里，二者缺一则没有饭吃。换个角度说，我们至今都在宣传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实也将主体进行了泛化——上层社会是以留出让手指不可屈伸的长指甲为骄傲的，以此来证明他们无需劳动。这种分裂与隔膜直到五四时期也可以明显看出，精英阶层们在为如何启蒙底层民众呕心沥血，而取得的效果着实不甚理想，“自成一家”的中国民众仿佛如土地一样，坚实、顽固而难以撼动。
除上层与下层以外，十三世纪的临安也出现了一批“中间阶层”，如商人歌妓等等，但如作者所言，这一类群体是难以确定其地位的。我认为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这一阶层的“流动性”。所谓流动性，便是指他们由于没有自足性与独立性，而不得不依附或归属于两个阶层（甚至在两个阶层里转换），无法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重新开辟一个新的阶层。大商人们多半通过买官或者供应儿孙们科举转变为上层，小商贩们只能如农民般苦心经营。歌妓同样也是如此，有名的歌妓足不出户，花天酒地，而下等的妓女只能寄身酒店，甚至在街市桥头“站街”，两者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只能各归其位。
城市也影响着在这里生活的百姓。临安城的人们多半亲切幽默和善于社交，这或许是拥挤的居住环境以及保甲制度等造成的客观结果，表现出的幽默感也仿佛是一种面对无法改变的高压统治现状的必备心态。中国式的幽默在谢和耐看来集中体现为双关语和文字游戏，这或许也是在权力规劝之下的底层对抗——并不是说所有双关语都是在针砭时弊，而是对这种形式的偏爱或许可以显示出中国人的一种长期形成的心态（不过随着后来文字狱的盛行，这种对抗潜流的生存空间也愈加狭窄了），想起《四世同堂》中的一句话：“日本兵厉害呀，架不住咱能忍啊！”这种幽默背后是中国百姓对于生的强烈热情，尽管其中包含着若干无奈与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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