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报》后人哈尔滨寻仇记

1945年8，15日本宣布投降。远在山东的哈尔滨《午报》社长赵郁卿之子赵某某水陆兼程，迅速赶到光复后的哈尔滨。在敌伪财产管理处，将那张被日本人没收的财产清单交给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看后颇感为难，认为，财产目前在谁的手里不清楚，再说那个日本人藏到哪里也不知道，总之一时还难以解决。赵某某说，自己初到哈尔滨，没有地方住，希望帮忙解决个住的地方。当时日本刚刚投降，空余房子很多。管理处的大人物就把位于道里水道街（兆麟街）与田地街拐角处的一栋三层大楼（后来的林业招待所）拨给他。

赵某某带着夫人和子女，住进这栋外表十分气派，楼内有几十间房屋的大楼里。当晚睡觉，感觉楼内风声鹤唳，甚至还有脚步走动之声，吓得一家人不敢睡觉。赵某某第二天再次到管理处要求换房子，管理处正好有个老乡，热情帮忙，把位于买卖街一处二层小楼拨给他，一家人这才算在哈尔滨安顿下来。笔者在八十年代初，去他家拜访，那是个二层木屋，外楼梯年久失修已经破烂不堪，往上一走，颤颤巍巍，随时随地都有坍塌的危险。

这个赵先生，身材高挑，相貌堂堂 既有文化人的文质彬彬，又有历经磨难者的小心谨慎，警惕性极高。

当他知道笔者的来历，却也放下心来。将他到哈尔滨接收养父的财产的经过说得很详细。他来哈尔滨之后，由于养父的财产一时找不到下落，便去找那个把养父财产没收的日本人山本久治。通过多方面的关系，终于打听到山本的住址。山本住在哈尔滨南岗教堂街（现在的革新街），为了躲避中国人的追捕，他每天天蒙蒙亮就穿着钓鱼装，带个鸭舌帽骑上自行车到太阳岛钓鱼，其实钓鱼是假，主要是躲避，以求自保。他掌握了山本的活动规律，便报告给有关部门，山本很快被逮捕，后经政府审判，以“文化战犯”的身份被判处死刑，也算是为养父和被他欺负的中国人报了仇，出了气。

这之后他联络一些老报人，在哈尔滨创办了《建设报》。在镇反运动中，报纸有一个字因为铅软，没有印出来，险些丢了性命。当时，民办报纸，印刷都用平板机，对铅字磨损大，报面上常有黑块，因为是技术和材质问题，所以都是见怪不怪的。在镇反运动中，他的报纸因为这个技术问题，最终酿成大祸。出问题的那句话是这样：哈尔滨市的工人阶级不但要响应政府的号召，而且要积极行动起来，，，，句中的关键字“但”字变成黑头，这样意思就完全变了。如果放到其他报纸，也不算什么大的事故，况且前三千张都正常，显然是铅字软化造成的，属于技术性的问题。问题出在他的身上，愈发显得严重。

赵某某本人自视甚高，平日对主管部门来检查工作传达政策精神，总是以自己办的是私营报纸为由，加以搪塞，落实的不够积极，再加上其他原因，和主管部门关系一直很僵。这个问题一出现，再加上“镇反”的大背景，性质逐渐升级，最终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他和其他四名相关人员包括一版编辑，校对车间主任等一同被公安逮捕。主管部门，讨论定性为反革命宣传罪，建议判处主犯赵某死刑，报给法院审批。法院院长是从苏北新四军过来的年轻干部。他看了卷宗，认为这个赵某某，这么年轻又没有历史问题，仅仅因为一个铅字印刷的问题，就判处死刑，有些过了。大笔一挥改为“死缓”以观后效。

这个赵某某也是聪明之人，听到宣判死缓之后，判断遇到贵人。从此老老实实改造，从不上诉。因为他会办报，监狱让他专门搞宣传，写黑板报等工作，也没有遭多大的罪。1965年，提前释放回家。

笔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和当时的法院院长有过一段工作关系。提起这段往事，老院子打开了记忆闸门，最后说，这个人不错，出来之后，经常和他联系，成为朋友，是个很重情义知道感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