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在1918

历史有意思，能够让你知道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没的。

回到100前的沈阳，能够知道沈阳和东北过去的辉煌，是怎么来的。

100年前，1918年，沈阳不叫沈阳，叫奉天。

1918年，世界乱，中国乱，但东北不乱。

东北不乱，但经常到外面搅和别人。

正月十五这天，奉天督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摸到秦皇岛，劫走17000多支步枪，这是日本政府准备运给皖系的。

截胡！这些枪，让张作霖装备了1个师和5个旅。

张大帅的拿手好戏，就是反复截胡。

截袁世凯，截直系，截皖系，截日本……

在这一年，他差点截成副总统。

尽管没当成，但徐世昌大总统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徐世昌是东三省第一任总督，对东北感情深着呢。

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那时，东北实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自由贸易区。

当然，不是主动，而是被动开放的。

1904年，日俄在东北干了一仗。英国人出钱，日本人出人，大清帝国旁观，把沙俄打败了。

为什么在这打仗？

因为这个地方，大家都想要。

东北，是列强在远东博弈的焦点。

沙俄，想把这变成黄俄罗斯；日本，已经控制朝鲜，要继续往大陆延伸；英国，远东的利益不能丢；美国，远东的门户要开放，自由贸易不能停。

东北，成为最国际化的地方。

这个地方，开放也得开放，不开放也得开放。

对这一点，早在几年前，坐在武汉的张之洞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向朝廷提议：让东三省遍地开放，让各国尽行商贾之利，矿务工商杂居一应允准。通过这种门户开放，形成各国利益的彼此纠葛与制衡。

一句话，让所有的人都争，让所有的人都拿不走，吞不下。

老张家人的提议，让老张家人受益了。

张之洞的提议，朝廷听了。不听，也不行。你不开门，就有人来砸门。

提议通过，也有好处，就是关内人过去是偷偷摸摸地往关外跑，现在是大大方方地闯。

1905年，大清开始政策性地移民实边，关内的剩余人口，在东北获得了一个正规出口。此后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大量移民使得东北人口迅速增长。

东北，过去人很少。

在1840年，东三省加起来，300万出点头。

在1893年，东三省加起来不到600万。和50年前比，增加几乎一倍，但和关内比，人口密度仍是极低。

而实施移民实边后，到1909年，光辽宁的人口就超过1100万。而16年前，辽宁才430万人。

16年，人口增长一倍半。

这种人口的净流入，肯定让现在各大城市羡慕。2017年，国内各大城市出狠招，拿政策诱惑，最好的城市，一年落户的，也才30来万。

1918年的沈阳，各路人才，各路外国精英，纷纷入城。

而东北之外的中华大地，都在干什么呢？

打仗！

北洋军阀们，南军打北军，直系打皖系，谁也不服谁。

他们打仗，张大帅闷声发展、发财。

在1918年，他已经掌握奉天4个师和5个混成旅，还有吉林5个混成旅和黑龙江3个混成旅、2个骑兵旅。

东三省巡阅使，腰杆硬着呢。

要人有人，要枪有枪。

更重要的，还要钱有钱。

钱从哪来的？

谁想占这块地方，谁就投钱呗。

沙俄修港口，修铁路，光在山东招劳工去东北干活，就招了17万人。

沙俄修，日本也修。

在1918年6月18日，北京政府财政部、交通部与日商订立吉会铁路借款合同一千万元。吉会铁路由吉林经延吉过图门江至朝鲜会宁，与朝鲜铁路相接。

在1910年，朝鲜和日本已经合并了。

修铁路，不光是沙俄和日本。

满铁开始运营时，就有大量英国资本介入。

当时的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也通过美国财团染指了东北铁路。

张作霖也修铁路，他的原则是，你们修干线，我修支线，谁也别想垄断！

从1896年京奉铁路开工，到九一八事变前，历三十余年的建设，东北形成了密如蛛网的铁路网，总通车里程达6226公里，成为中国铁路交通最发达地区。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工业时代，铁路就是生产力。

东北除了铁路牛，还有港口牛。

1918年，大连进出港货物353.5万吨。

这个数字好像没什么感觉。

换个说法。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的人口不足全国的1/12，但是出口额占到全国的1/3，进口额占到全国的1/4。

并且，东北的出口对象不是以日俄为主，差不多2/3的出口是发往欧洲，真正做到了面向全球。

开放的政策，人口的拥入，资本和技术的输入，使东北奇迹般地从落后的边区，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

移民、技术、资本，使东北工业飞速发展。

工厂，奉天在1904年，是596家，到1912年增加到1331家。

吉林从152家增为311家，黑龙江从49家增为142家。

8年间，都翻了一倍多。

数量暴增，体量和质量也有暴增。

据统计，1912年全国纺织工厂资本总额为1951086元，仅奉天省就有195250元，占十分之一强。此后，更涌现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工厂，像奉天纺织厂的投资额，达到大洋450万，效益非常可观，与日本工厂竞争丝毫不处下风，甚至更胜一筹。

从人口、技术、资本、军事上来看，沈阳在1918年，都是一个丰收的年份。

但是，从文化和思想上看，却不是。

这一年，5月14日，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

6月30日，李大钊、王光祈等在北京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

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勤工俭学，率领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罗学瓒等新民学会会员二十余人赴北京。

1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演讲，“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12月22日，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

12月30日，《孙文学说》成。是日，孙中山自序于上海，阐述“知难行易”学说。

1918，已经过去100年。

东北，沈阳，兴衰荣辱，风云激荡。

沈阳的2018，就在眼前。

人口，技术，资本，思想，细细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