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在1918

历史有意思,能够让你知道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没的。

回到100前的沈阳,能够知道沈阳和东北过去的辉煌,是怎么来的。

100年前,1918年,沈阳不叫沈阳,叫奉天。

1918年,世界乱,中国乱,但东北不乱。

东北不乱,但经常到外面搅和别人。

正月十五这天,奉天督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摸到秦皇岛,劫走17000多支步枪,这是日本政府准备运给皖系的。

截胡!这些枪,让张作霖装备了1个师和5个旅。

张大帅的拿手好戏,就是反复截胡。

截袁世凯,截直系,截皖系,截日本……

在这一年,他差点截成副总统。

尽管没当成,但徐世昌大总统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徐世昌是东三省第一任总督,对东北感情深着呢。

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那时,东北实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自由贸易区。

当然,不是主动,而是被动开放的。

1904年,日俄在东北干了一仗。英国人出钱,日本人出人,大清帝国旁观,把沙俄打败了。

为什么在这打仗?

因为这个地方,大家都想要。

东北,是列强在远东博弈的焦点。

沙俄,想把这变成黄俄罗斯;日本,已经控制朝鲜,要继续往大陆延伸;英国,远东的利益不能丢;美国,远东的门户要开放,自由贸易不能停。

东北,成为最国际化的地方。

这个地方,开放也得开放,不开放也得开放。

对这一点,早在几年前,坐在武汉的张之洞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向朝廷提议:让东三省遍地开放,让各国尽行商贾之利,矿务工商杂居一应允准。通过这种门户开放,形成各国利益的彼此纠葛与制衡。

一句话,让所有的人都争,让所有的人都拿不走,吞不下。

老张家人的提议,让老张家人受益了。

张之洞的提议,朝廷听了。不听,也不行。你不开门,就有人来砸门。

提议通过,也有好处,就是关内人过去是偷偷摸摸地往关外跑,现在是大大方方地闯。

1905年,大清开始政策性地移民实边,关内的剩余人口,在东北获得了一个正规出口。此后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大量移民使得东北人口迅速增长。

东北,过去人很少。

在1840年,东三省加起来,300万出点头。

在1893年,东三省加起来不到600万。和50年前比,增加几乎一倍,但和关内比,人口密度仍是极低。

而实施移民实边后,到1909年,光辽宁的人口就超过1100万。而16年前,辽宁才430万人。

16年,人口增长一倍半。

这种人口的净流入,肯定让现在各大城市羡慕。2017年,国内各大城市出狠招,拿政策诱惑,最好的城市,一年落户的,也才30来万。

1918年的沈阳,各路人才,各路外国精英,纷纷入城。

而东北之外的中华大地,都在干什么呢?

打仗!

北洋军阀们,南军打北军,直系打皖系,谁也不服谁。

他们打仗,张大帅闷声发展、发财。

在1918年,他已经掌握奉天4个师和5个混成旅,还有吉林5个混成旅和黑龙江3个混成旅、2个骑兵旅。

东三省巡阅使,腰杆硬着呢。

要人有人,要枪有枪。

更重要的,还要钱有钱。

钱从哪来的?

谁想占这块地方,谁就投钱呗。

沙俄修港口,修铁路,光在山东招劳工去东北干活,就招了17万人。

沙俄修,日本也修。

在1918年6月18日,北京政府财政部、交通部与日商订立吉会铁路借款合同一千万元。吉会铁路由吉林经延吉过图门江至朝鲜会宁,与朝鲜铁路相接。

在1910年,朝鲜和日本已经合并了。

修铁路,不光是沙俄和日本。

满铁开始运营时,就有大量英国资本介入。

当时的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也通过美国财团染指了东北铁路。

张作霖也修铁路,他的原则是,你们修干线,我修支线,谁也别想垄断!

从1896年京奉铁路开工,到九一八事变前,历三十余年的建设,东北形成了密如蛛网的铁路网,总通车里程达6226公里,成为中国铁路交通最发达地区。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工业时代,铁路就是生产力。

东北除了铁路牛,还有港口牛。

1918年,大连进出港货物353.5万吨。

这个数字好像没什么感觉。

换个说法。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的人口不足全国的1/12,但是出口额占到全国的1/3,进口额占到全国的1/4。

并且,东北的出口对象不是以日俄为主,差不多2/3的出口是发往欧洲,真正做到了面向全球。

开放的政策,人口的拥入,资本和技术的输入,使东北奇迹般地从落后的边区,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

移民、技术、资本,使东北工业飞速发展。

工厂,奉天在1904年,是596家,到1912年增加到1331家。

吉林从152家增为311家,黑龙江从49家增为142家。

8年间,都翻了一倍多。

数量暴增,体量和质量也有暴增。

据统计,1912年全国纺织工厂资本总额为1951086元,仅奉天省就有195250元,占十分之一强。此后,更涌现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工厂,像奉天纺织厂的投资额,达到大洋450万,效益非常可观,与日本工厂竞争丝毫不处下风,甚至更胜一筹。

从人口、技术、资本、军事上来看,沈阳在1918年,都是一个丰收的年份。

但是,从文化和思想上看,却不是。

这一年,5月14日,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

6月30日,李大钊、王光祈等在北京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

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勤工俭学,率领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罗学瓒等新民学会会员二十余人赴北京。

1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演讲,“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12月22日,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

12月30日,《孙文学说》成。是日,孙中山自序于上海,阐述“知难行易”学说。

1918,已经过去100年。

东北,沈阳,兴衰荣辱,风云激荡。

沈阳的2018,就在眼前。

人口,技术,资本,思想,细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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