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往日的苦，不禁泪汪汪
想起往日的苦，不禁泪汪汪
蔡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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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岁月艰难，家大口阔，年年超支。父亲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保管，老是给别人管钱。每年秋后算帐，满满的一木箱娃钱哈分给了劳力多的户，让人好生羡慕。每位领钱的，两只手都要在衣服上擦了又擦，生怕把钱弄脏了。拿到钱，双手捧得紧紧的，生怕跑走一张。那是他们一年的辛勤汗水，那是他们三百多个日夜的期盼。拿到钱，盘算又盘算，一个子要掰成两半用。有的要为待嫁的丫头置办些嫁妆，有的要为年底结婚的儿子建新房。也有钱还冒捅热就改了姓的。我的一个表哥身强力壮，勤巴苦做，能挑一百八十斤的担子走好几里路。就是手痒，管不住自己。几分钱一包的烟舍不得买，玩起钱来不蓄心，分的钱没几天光景就被他输的精光，表嫂不依不饶，擒死放揣跟他讲口，闹得鸡犬不宁，好端端的一个家庭，搞得一个鼻子朝东，一个鼻子朝西，都是钱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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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困难，父母越让我们兄弟姐妹个个上学读书，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种远见。为了补贴家用，夏天我们做子女的满湾树上找丘林壳（蝉蜕），秋天到附近山上挖中草药，春天捉蜈蚣虫、下虾子、抓鳝鱼、爬树摘老丝瓜、捡烟屁股头，只要是能变钱的，丝毫不会放过。尽管如此，还是经常拖欠学杂费，为此，放学后被老师留校是常事。为这事内心感到有些羞愧，可它逼我更加奋气，更加刻苦地读书，各门功课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终于感动了老师，为我减免了好几次学杂费，我从内心感谢侯光熙、余徳进、孙兆鄰等几位老师。没有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安一中，后来还上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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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同年大月份的一个舅表哥，家境很好，衣食无忧，就是不愿意上学读书，他父亲每天拿着棍子赶都不中，没办法，找来几个人把他抬到学校，坐在教室他也不好好听讲。不是不聪明，他家里有钱，他在家里什么心不用操，什么事不要他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吃什么有什么，哪有心事读书哟！这恐怕是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的周期在作怪。
隔壁一位税务干部，成天拿本税票，见生意人就收费，收多收少全由他说了算。那些做小本生意的精得很，为了少交税，会给他点好处。时间长了胆子也大了，有时少开票多收钱，有时干脆只收钱不开票。人们常说久做必犯，他也不例外，好景不长，东窗事发，坐了两年牢，回家当了农民。没抵住金钱的诱惑。
上安一中的第一天，是父亲挑着行李送我去的。当时全县只有两所中学是全日制学校，每个新生要把粮油关系转到学校，每个月只要交足六块钱生活费，食堂便供应饭菜。我家是超支户，从生产队是分不到钱的，记得报名时必须交齐半年的学杂费和一个月的生活费，两项加起来得十来块钱。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简直是个天文数，真不知父母是怎么东拼西凑、东挪西借愁团圆的。父母为子女真是操碎了心，愁白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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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月算是平安度过了，一日三餐能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接下来生活就没有保障了，家里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帮我交生活费。好在学校对家庭困难交不起生活费的学生每月发一点助学金。分几个等级，甲等六块，等于是生活费全免，只有孤儿才能享受，全校只有一个姓李的女生够条件。我评了个丙等，一个月两块钱，因为还有比我更困难的。评助学金既严格又公平，每个人先提出申请，详细介绍家中人口、劳力、收入等情况，并附上生产队的证明材料，班主任陈光照老师还要个别调查一下一起来的小学同学，然后在班上公示，最后才确定下来，同学们毫无意见。
两块钱的助学金只能管十天，后二十天便没着落，对欠生活费的学生，食堂立马停止供应饭菜。总不能饿着肚子念书吧，我们这些穷学生会提前回家自想办法，有的从家里挑来红苕，有的挑来炒米粉，有的干脆挑来生米。炒米粉用学校的免费开水一冲就可以吃，红苕和大米每顿要花一分钱的加工费在食堂搭伙蒸。这三样东西我都轮流回家拿过，还不误上课。星期六后半夜邀几个同乡摸黑赶回家吃暗早饭，星期一鸡子叫头遍就要起床，母亲在地下纺线子，把我叫醒，弄点我吃，送我走了她老人家才去睡会。有时跟着湾里赶牲口，有时跟着挑脚的，赶到学校上早自习。那时只有十二三岁，往返七十多里路，确实很累，脚上经常打泡。有时边走边参瞌睡，好几次掉到路边沟里去了，达醒了爬起来接着走。碰到下雨，脚上的布鞋吸满了水不拿脚，把裤腿一卷，找根草要子把鞋捆在腰上，打赤脚走。深秋或初冬，双脚会冻得通红，失去知觉，第一次没经验，打来热水，脚一放进去像刀子割，痛得眼泪流。这个教训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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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是从家里带来的箭杆白水盐菜、霉豆腐等，有时天热放坏了，或提前吃完了，就到梨园街酱园铺买三分五厘钱一斤的劣质酱豆对付几天，算是沾点寒气，有盐无油，常常是吃了上顿等不到下顿。中山街老油果铺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隔三岔五推来满满一车炸货，停在教室与寝室之间的空地上叫卖，有油条、麻花、散子、叶子粑、啥角粑，品种很多，看了直流口水。开始只知道用钱买，我们这些交不起生活费的，只能望而却步。后来不知是哪位鬼精灵同学告诉我，可以用粮票换，人多时不行，要趁人少时悄悄地交易。我一个月在食堂只吃十天，司务长会把后二十天的粮票退给我。那个时候中学生每月供应三十六斤，二十天可以领到二十四斤粮票。用多少粮票换多少炸货记不清了，反正手里总有换不完的粮票。肚子里有了油水，解小手的次数少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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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还跑去向班主任告状，说我们领助学金，不交生活费，天天买油粑吃。真叫人哭笑不得。老师也许知道内情，睁只眼闭只眼，冒把我们么样，理解万岁!
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的去串联，有的回家玩，有的一去不复返，连毕业证都冒拿。这样好多粮票无人领取，司务长张某没有上交，据为己有，由于数额巨大，粮票等于是钱，被判刑坐了牢，后回家当了农民。
总觉得苦日子过得很充实，过得有滋有味，好日子一些人往往把握不住。
红卫兵串联 图片选自网络
有段时间，城区脑膜炎流行，学校果断采取措施，实行封闭管理，没有特殊事，一律不许出校门，每天用淡盐水嗽口，实在要出去的，进出都要由校医张仲英老师往鼻孔里点一种黄色的药水。
要是平时，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回去一次，这次少说有一个月不让回去，有的欠家里欠得哭。父亲可能是看我几个星期冒回去，担心，大老远放下农活来看我。不让进校园，只能在门房见面，见面时，父亲和我都点了黄药水，不是个味。父亲带来好多吃的，有炒米粉、红苕、半干的煎好的鱼块，粉子里面还放了猪油，这是破了例的。父亲反复叮嘱我莫吃独食，把点同学们尝哈，我照办了。
因祸得福，省去了我来回往家里跑的辛苦，还吃上了美味佳肴，太幸福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做儿女的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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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炎流行期间，尽管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还是有人感染，听说别的班有个同学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我们班也感染了一个，大家更紧张，是一个姓杨的同学，烧得人都昏迷了，几个赵棚老乡用食堂拖米的板车连夜把他送到普爱医院抢救，算他命大，救活了，没留后遗症，真是幸运。
过去快五十年，一次在安陆小转盘附近，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大声直呼其名，好激动，生怕他跑了，他朝我瞅了老半天，冷冰冰地冒出一句，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赶紧说，读安一中你得脑膜炎，是哪些人把你送到医院去的，还记得不?他连声说，记得，记得，那怎么能忘记呢?那哈是我的救命恩人。但他还是记不起我是谁。也难怪，那时的我，个子矮小，老坐前两排，现在一米八，快七十了，老了，他怎么认得出。我只好自我介绍，他才说有点印象。他硬要我把那几个人找齐，好好答谢他们，我说尽力吧！我们就这样站在路边叙了半个多小时的家常。见他的确很诚恳，我采取人托人、人找人的办法，约定第二天在汽车站候车室集合，除一位姓魏的同学实在联系不上外，其余的都到齐了。姓杨的同学好高兴，把我们弄到餐馆大吃了一顿，席间有叙不完的旧，道不尽的情，报不了的恩。晚上又到他家叙到么盏（很晚的意思）。
蔡国文初中同学熊国焘（左）、杨伦奇（中）、柯明华（右）
姓杨的同学从医院回来后，在寝室里又躺了好几天。我当时也有些不舒服，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去医务室看了校医，我们都习惯称他张老师，他的资格很老，据说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
医务室很简陋，除了四环素、土霉素、镇痛退烧的药以外，就是外用的红汞、碘酒、紫药水、纱布等。张老师有句口头禅，只要不是外伤，头痛脑热去找他，他都会用同一句话提醒，同学，多喝开水，多吃青菜。开水天天有喝的，青菜顿顿吃，哪来半点荤腥。象我们交不起生活费的，青菜也难得吃上。
蔡国文故乡老屋
张老师要我张开喉咙啊了一声，又用听筒听了心肺，算是全面诊断，看我眼泪水、鼻涕直流，肯定地说，不是脑膜炎，我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下了。给了几颗丸子要我按时吃，还写了个纸条让我交给班主任，建议休息几天，不上课。出门时仍然没有忘记那句话，多喝开水，多吃青菜，我没应声，只点了个头，我床头木箱子里只有咸菜，不想当着老师的面说谎。
班主任陈老师看了校医的纸条后，同意我休息几天。这样，大白天，我和姓杨的同学两个人在寝室里躺着。本来浑身骨头象散了架，加上药物的作用，睡得很深，有时想睁一下眼睛，怎么使劲也睁不开。寝室里只有两个人轻微的呼吸声，静得有些可怕。他在下铺，我在上铺，两个人几天几乎没说一句话。他爸在赵棚食品工作，家境稍好一些，有钱交生活费。生活委员对他也很关照，每次开饭，都把饭菜送到他床边。隔离期间，也没见他家里人来看望，过了好些时，他在孝感读书的姐姐才来看了他一次，这对他来说，算是很大的安慰。
蔡国文初中老师程桂兰和程老师的老伴陈武情
他稍微清醒一些后，记起了查看他床头的木箱子。那时，我们每个学生的床头都有一个从家里带的木箱，装些生活用品，平时总是锁着的。他可能是生病的原因，没有锁。这一看不打紧，突然发现放在里面的钱不见了，马上报告给了班主任。班主任陈老师很重视这件事，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这件事抖了出来，讲了这个事的危害性，提醒拿了钱的同学，没有说偷，高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钱悄悄送到老师寝室，保证不向学校汇报，不在班上公布，不追究，只个别教育一下。还鼓励知情者用递纸条的方式举报，对举报者保密。
这一招在我后来教高中时也用过。一次，仼班主任的老师外出短期培训，我临时代理。下雪的冬天，一学生半夜要小便，怕冷不想出门，顺手拿起同学的饭钵当尿钵解决了问题，尽管他一大早倒了，中午那个学生吃饭时还是有骚味，向我投诉。这是个无头案，天知地知，他一人知。我想起了老师的办法，上晚自习时，我把这件事公布了，讲了不道德的性质，然后发给每个男生一小张白纸，不记名揭发，结果人人都写不知道，这本在我的预料之中，这时的我已青出于蓝胜于蓝，深谙孙子兵法兵不厌诈，收齐纸条后，煞有介事地认真看了一番后宣布，已有三个人检举了拉尿的人。与陈老师一样告示，请这位同学三天内晚上十一点以后到我寝室自首，保证一不向校领导汇报，二不在班上公布，三不给仼何处分。结果，他当天深夜就悄悄来我房间认了错，我毫不留情地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当然也实践了我的诺言，这也叫言而有信吧。这个人是谁，我不会说出来的，让他烂在我肚子里吧。
蔡国文初中毕业证
过了一年多，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一位姓董的同学再次偷东西的时候被发现了，也算是久做必犯吧，把上次偷杨姓同学钱的事交待出来了，扎子（钱包）扔在城河里。偷钱人的名字我至今记得，不必说出。再没钱也不能做这个事啊，都是穷学生呀，还害得我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我还得感谢他为我洗了清白。
我们年级三个班，我们是二班，在中间，教室是平房，单纯的一排，后面是残存的城墙，前面栽有一行美人蕉，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厌其烦地开着几种颜色的花，花不香，也美不到那去，没人理她，更没人采摘她。
我们教室所处的位置在全校算最高的，与东边由北向南排列的三排高中教室在同一高度上，在一个高度上的还有西边一排高中宿舍、教工、学生食堂，我们班的寝室、图书室、财务室及部分单身教师宿舍。西南边的女生宿舍、有家属的教师房间与西边的小操场在一个高度。我们教室正南边的实验室、教务处、初中另两个年级的两排教室、开水房等建筑物与大操场在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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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学校占地面积很大，很四正，东边、北边都是城墙。据说很早以前是驯马的地方，故有草东门之说。马要吃草料，便有远近的农民源源不断地送来，草的队伍，沿路掉的是草，草东门由此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粪南门、金西门、银北门。南门外是菜园，天天有菜农给蔬菜浇粪，人们便称其为粪南门。西门河码头，商贾如云，日进万金，金西门自然形成。北门也有码头、商铺，与西门相比大为逊色，只能屈称银北门。
学校坐北朝南，南边是正门。西南边粮食局食堂有一侧门从东边往学校开着，不准旁人随便进出。高中教室东边好像没有围墙，可以随便爬到残存的土城墙上去。除高中教室南边每个班有块菜地外，好多班还在东边城墙上种了冬瓜丶南瓜，采摘的瓜菜以每斤一分钱的价格卖给食堂，钱由班主任掌管，做为班费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