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分类须迈过三道槛

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20年第二次修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须迈过三道槛，最外围的第一道槛是分类垃圾分类处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第四款），中间的第二道槛是怎样的垃圾就怎样分类，最里层的第三道槛如何让个体从“要我分类”到“我要分类”。

第一道槛是从源头分类之外试探源头分类之里。当时当地具有什么样的分类处理能力，包括分类运输和分类收集能力，就“暂且”实施与之匹配的源头分类，亦即，具有怎样的分类处理能力就怎样分类，确保分类垃圾分类处理；否则，源头分类就是白搭，就是劳民伤财，就是敷衍应付，就是形式主义。

但不是没有分类处理能力就不作为，须主动而为、积极而为，唯有如此，方有未来。之一，须补齐分类处理短板，如添置分类收运设施设备，收编拾荒者和利废企业，建设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为推行源头分类营造分类处理条件；之二，须围绕综合利用补齐分类处理短板，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高生活垃圾的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水平”（《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重中之重是提高生活垃圾的物质利用，关键是如何整合分类网络和物质回收利用网络（两网融合）。

遗憾上述两点未受到优先重视，既没有分类处理能力，更没有与分类标准相匹配的物质处理能力，即没有迈过第一道槛；在分类处理能力不足和分类处理能力不匹配条件下，推行源头分类无疑就是“站在城头看风景”的空城计，这是乱作为，越使劲推行源头分类越让源头群众失去信任信心，越会导致生活垃圾分类推行工作脱离群众，滑入官僚主义窠穴。

第二道槛是正视生活垃圾的物质特性。如果说具有怎样的分类处理能力就怎样分类，这是基础，也是被动地推行源头分类；但须分析生活垃圾的物质特性，主要组分是什么，来源是什么，综合利用价值多高，或者哪些组分的综合利用价值最高，变化趋势怎样；推行源头分类须分出主要组分、综合利用价值最高的组分和适应组分与利用价值变化趋势，并反作用于分类处理能力建设，保证分类处理能力与生活垃圾的物质特性相匹配。

当下，第一主要组分，也是利用价值最高的组分是包装垃圾，或扩大之可回收干垃圾，其次，是农贸市场、酒楼食堂的厨余垃圾。所以，推行源头分类须优先分出可回收干垃圾，并保证厨余垃圾（扩大之湿垃圾）不污染可回收干垃圾；其次，尽量分出厨余垃圾，但允许厨余垃圾混入不可回收干垃圾形成其他垃圾（混合垃圾）。

从当前生活垃圾组成及其变化判断，推行源头分类可订立三三分类目标，即30%以上可回收干垃圾，30%左右厨余垃圾，30%左右其他垃圾。

与之相应，要优先加大可回收干垃圾利用能力建设，其次加大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建设，再就是其他垃圾能量利用和填埋处置能力建设。

一、二线城市具有较大的其他垃圾能量利用能力，缺少的是可回收干垃圾和厨余垃圾利用能力，尤其需要整合和加强可回收干垃圾物质利用能力。

现在的分类不问生活垃圾的物质特性，普遍推广“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分法，且以厨余垃圾为主要考核物，要求分出生活垃圾产量多少比例的厨余垃圾，不闻不问实际厨余垃圾产量是否不到这个比例，这是典型的主观主义，更有甚者，不论是否真的分类，大建特建高大上的收集站点，让源头分类沦为形式主义。

第三道槛是正视生活垃圾的社会灵性。垃圾是有社会灵性的物质，一是生活垃圾带有人们生活的烙印，二是生活垃圾排放与处理都是人为活动。第三道槛主要是要正视施行源头分类的个体的心理，尤其是个人的心理。推行源头分类须兼顾个体私利和集体公益，不可损公肥私，亦不能依赖大公无私。

推行源头分类是为了增进公益，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好的保护利用资源，更好的文明生活习惯等等，需要个体自律，亦需要强化他律，尤其要健全主体周延、于事简单的法制体系；但也须有激励担当的具体措施，须让个体从分类举动得到切身利益，最好是经济利益，如实施按类按量计价计费的垃圾排放征收制度，对可回收干垃圾予以收购，对其他垃圾适度收费，对厨余垃圾加倍收费（具体如何需具体研判），又如设立源头分类专项资金，购买社区和第三方源头分类服务，奖励分出优先分出的组分，让个体从施行分类得到实惠。

生活垃圾分类需迈过这三道槛，由外及里，由里而外，里外呼应，达至公益与私利相统一，供给与需求相统一；如此，生活垃圾分类才能成为习惯，进而成为自然而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