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佛证儒，穷理尽性——纪念马一浮先生仙逝50周年
对马一浮的最高评价来自梁漱溟：“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近年《马一浮全集》得以出版，马一浮学名方略为世人所知，单一个“仁”字，就穷尽了儒释道之义理，比如孔子论仁，就统摄了佛学的四悉檀。
1963年，左起：外甥女丁敬涵、马一浮、内侄女汤淑芳，在金华县城
马一浮教大学毕业生这样认识过去：“历史之演变，只是心理之表现。因为万事皆根于心，其动机往往始于一二人，其后遂成为风俗。换言之，即成为社会一般意识。故一人之谬误，可以造成举世之谬误。”
此时正值抗战危机中，浙江大学避难泰和，马一浮也作为难民之一员，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邀，以大师名义，于正式课程之外，设“特别讲座”，教授国学。
马先生此言，点明了圣人的历史指路人角色，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或偏颇或局限或忤逆，但却由此向后人揭开了这名“现代三圣”之一圣的思想体系架构，那就是理学创始人之一、北宋张载的四句教：“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卷帙浩繁的国学义理中，张载此四句教，正是因为马一浮先生孜孜讲学而著名。
马一浮认为，国家命脉系于文化，文化植根于思想。思想一定是成体系的，是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后的人生涵养。孔子所谓“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马一浮将这里的“知”解读为思想体系。当代人对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体系是有畏难情结的，马一浮先生的学问就被公认为1963年，左起：外甥女丁敬涵、马一浮、内侄女汤淑芳，在金华县城深奥，不要说今人，就是马先生当年在复性书院授课的弟子，也多感到听不懂。但马先生本义，却是“知”这个思想体系不在其大小，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构建，即便在所谓“文脉断了”的今天也不要有畏难情绪，只要思想能够自成体系，经得起自己的审核便好。
马先生这样教授“为往圣继绝学”：“此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对比本文篇首马先生的“唯心史观”，如此一变一不变，马先生在复性书院开讲的第一句话就直取其真谛：“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而后能显常。”因其如此，马先生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学者只是狃于习俗，不知圣贤分上事即吾性分内事，不肯承当，故有终身读书，只为见闻所囿，滞在知识边便谓已足，不知更有向上事，汩没自性，空过一生。”人人都可以用一生时间构建自己的“知”，感悟不变的“天道”，以应对纷繁变化的现实，这是马一浮教学对今人的启示。马先生的讲学中不乏这样直接的鼓励：“道之不明不行，只由于人之自暴自弃。故学者立志，必当确信圣人可学而至，吾人所禀之性与圣人元无两般。”
抗战前期《宜山会语》讲学时的马一浮
复性书院
1939年，抗战烽火已经烧遍华北、华东及长江中下游、华南的广州、南宁等地，复性书院此时在后方的四川乐山开办，马一浮先生针对救亡问题，只是告诫学生要判别现在，“勿重视现实”：“因现实主义即是势力主义，而理想主义乃理性主义也。”马一浮说：“吾国家民族，方在被侵略中。彼侵略国者，正是一种现实势力。须知势力是一时的，有尽的。正义公理是永久的，是必申的。”
早年的马一浮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二十岁其妻亡故之后终身未再娶，读书写字爱好元曲，没有卷入任何政治乃至学术纷争。民国初年当了几天教育部秘书就请辞而去，北大蔡元培校长邀请就任文科学长，马一浮回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拒绝。 对于教育，马一浮自有自己的理想，根据前述，也可叫做理性：“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
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图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幸，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
国难当头，政府始有保国保种乃至保儒的想法。国民政府拨了一笔款项，支持创办书院，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电报，请马一浮入川主持。马一浮有言在先：“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以深造自得为归。譬之佛家有教外别传，应超然于学制系统之外，不受任何制限。”马一浮提出，书院的经费必须完全是来自社会捐赠。政府拨给的款项，仅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捐款，以保证不受官方的干涉。在他看来，书院必须独立存在，如果有国家权力的参与，必将转而为世俗的政治目的服务，书院的根本宗旨也就失落了。对此，国民政府没有表示异议，允诺“始终以宾礼相待”。
熊十力也是参与创办书院的元老。在熊十力看来，创办书院是一件大事，书院应该由国家主办，搞得像模像样，保证充足的资金，扩大招生，并为学生的出路考虑，即对口就业；马一浮却低调得多，强调山林佛道般地办学，自己出山讲学已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坚持书院的独立性，不受政府机关的支配，学生宁缺毋滥，出路问题自己解决，强调书院不是谋出路的工具。书院开始招生，共有八百多人报名。遴选之下，只招了三十多个学生，教师、教工、杂役，总共六十多人。马一浮的固执占据了上风，熊十力离开乐山，二人早年的亲密无间就此告一段落。
乐山乌尤寺已找不到旧日复性书院的踪影
西湖隐士
复性书院所在四川乐山乌尤寺，离马一浮的出生地仁寿不远。1883年马一浮出生时，其父是仁寿知县，但马一浮只在仁寿、成都长到6岁，便举家迁回祖上原籍浙江上虞。马一浮晚号“蠲叟”，似在感念回报故地。
马一浮九岁能诵《楚辞》《昭明文选》，十六岁参加绍兴县试，与周作人、周树人等同考，榜列第一，并被浙江巨绅汤寿潜看中，选为东床，与汤寿潜的女儿结婚。1901年，马一浮的父亲、二姐、妻子相继去世，年方二十的马一浮自此终身不娶，也为此深得汤府的厚爱与支持。汤寿潜是纵横清廷和商界的实业家，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物，辛亥时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都督。戊戌变法后科举废，马一浮到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与谢无量、马君武等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向国人译介西方文化。后又受聘于清政府，前往美国的清廷美国留学生监督公署任职，一年时间，饱读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佛教原理论》《日耳曼社会主义》《社会平权论》等书，流连于黑
格尔、赫胥黎、达尔文、孔德、拜伦、但丁、莎士比亚、康德，遍涉修辞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
马一浮纪念馆在西湖花港观鱼公园内，地处苏堤映波桥畔，濒临西南湖的蒋庄。蒋庄原名小万柳堂，原为无锡廉惠卿别业，蒋国榜购得后改建，俗称蒋庄
马一浮后又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将一部德文版马克思《资本论》带回中国自己阅读，此时是1904年，马一浮是将马克思《资本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人。
但从24岁起，马一浮从西学中跳脱出来，寄居杭州外西湖广化寺，广读36400余册《四库全书》，32岁于民国初年的变局中，潜心于《论语》及程颢、程颐的伊洛之学，并在当世后世的时代社会变迁中，坚持经不可废，并因与潮流不合而遗世独立。
如此禀赋超然学贯中西，又何以在而立之年重返国故，终成一代大儒？要知孔子“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之后，乃是下文“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马先生说：“对于现在，不仅判断，却要据自己判断去实行，故属于行得多。对于未来，所负责任较重，乃是本于自己所知所行，以为后来做先导，是属于言得较多。”马一浮的由博览世界转而贯通理学而成一代宗师，代表的是其对未来的判断。在此马先生提出佛教的因果律，认为自然界、人事界，皆不能外于因果律，绝无无因而至之事，现在事实是果，其所以致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这就是因。秉持因果律，学者的眼光会放得长远，十年二十年只能算近因，一二百年之上才能算远因。而以现在为因，未来亦必有果。今日人们的言论，不管是对于现实社会的满意或者不满，感觉其尚有不善或不美，皆可影响未来。马一浮认为所以要“审其所谓”，必须选择精当，不可轻易乱讲话。抗战末期，南怀瑾到复性书院探访马一浮，就听他说，年轻时轻易写作，回顾起来，很想自己把它烧毁。
马一浮纪念馆
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马一浮栖居杭州孤山，渐渐成为一位长髯飘飘的国学大师、书法高人。其间有苏曼殊来访，记录“此间有马处士一浮，其人无书不读，不慧曾两次相见，谈论娓娓，令人忘饥也。”同乡后学胡兰成也来访。又有好友李叔同与之共同研究佛学，李叔同终于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梁漱溟以后学自居访问马一浮，他的同事熊十力后也前来拜访，三人结为至交。熊十力来访时二人素无往来，以著作《新唯识论》的手稿投书求见，50岁的马一浮对熊十力《新唯识论》倍加推崇，兴奋地亲自回访熊十力，为之作序。
学界都知道杭州有一位世外高人马一浮，并且总是拒绝外界的讲学出山之邀。1936年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两次登门拜访，又托先生左右好友代为游说，希望延请先生任教。马一浮给中间人写信回复说：“弟平日所讲，不在学校之科，亦非初学所能喻。诚恐扞隔不入，未必有益，不如其已，非以距人自高也。今竺君复再三挽人来说，弟亦不敢轻量天下士，不复坚持初见。因谓若果有学生向学真切，在学校科目系统之外，自愿研究，到门请业，亦未尝不可。”其实等于提出了要求，可以出山讲学，但不愿意受到学校学科的束缚和限制。并且提出，不是到大学当“教授”“老师”，必须以“大师”之名以待。
《竺可桢日记》记载了此事并让我们得以了解此事的下文：“据张云一浮提出一方案，谓其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此点余可允许，当为外国的一种Seminar（研究班课程）。但一浮并欲学校称其谓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则在座者均不赞同，余亦以为不可。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有种种麻烦矣。余允再与面洽。”直至抗战开始，大家患难之交，难民马一浮也需要有个工作，而流徙中的大学行政制度也不那么严格，双方方才达成一致，因此有了马一浮于学科体制外讲学于南迁中浙江大学的《泰和会语》《宜山会语》。
马一浮纪念馆内的国学活动
六艺之学
马一浮先生顺应因缘，不讲学则已，讲学则系统托出自己的毕生心血与成就，也是马一浮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楷定国学于六艺之学。马先生说：“现在要讲国学，第一须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
一锤定音，马一浮终结了长时间以来学界对“国学”定义的众说纷纭——如果说国学就是传统文化，过于宽泛，因为传统的人创造出的文化都叫传统文化；如果认为国学等于儒学，又过于狭隘，因为中国一向以儒释道三家并称；如果规定国学就是儒释道，又不能清楚地究其源头。马先生之“楷定”国学，却不是为了抢占话语权的“确定”，他说：“学问，天下之公，言确定则似不可移易，不许他人更立异义，近于自专。今言楷定，则仁智各见……”
马一浮篆刻
及至复性书院开课，院名“复性”，表达了马一浮教育思想的精准定位，他说：“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即诚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以为宗趣。”教育从来都是吵吵嚷嚷的大论坛，喧嚣者都是执着于自己所习而迷失了方向，教育的真谛在于“复性”。
复性书院的课程设置，由马一浮精心拟定，能清晰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架构：首先是“群经大义”，阐发六经的精义，用六艺统摄一切文化；然后继之以“四科”：玄学、义学、禅学、理学。这四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精髓。另外，书院还拟开设西方哲学一科，以期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也能够有所旁通。
马一浮认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是我们这个现代民族国家最古老的学术文化源头。这个学术文化源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尤其是在民族、国家或者更大的群体遇到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时，将会统领人心，做出最自然、最合理、最实在的历史选择，看起来偶然的选择，其实在各民族学术文化源头中，早已涵蕴，此“即吾人自所具有之义理”，“义理虽为人心所具有，不致思则不得，故学原于思”，所以一切道理，一切德性，皆在为一心所具有，应该代代传承，永远开发而更新。因此，我们应对学术文化之源头（六艺之学）不断适时思考，以推进学术文化之“日新”，此乃千古不易之真理。因此，马先生所说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是就其根源，应适时开发，日日新，又日新。所以马一浮先生说：“六艺之道是前进的，决不是倒退的，均勿误为开倒车；是日新的，决不是腐旧的。”
马一浮曾喟然长叹：“世界无尽，众生无尽，圣人之愿力亦无有尽。人类未来之生命方长，历史经过之时间尚短，天地之道只是个‘至诚无息’，圣人之道只是个‘纯亦不已’，往者过，来者续，本无一息之停。此理决不会中断，人心决定是同然。”
1931年冬,马一浮与姐姐(右一)一家在杭州延定巷寓所合影
明心尽性
在复性书院的筹备过程中，蒋介石曾于重庆有幸得以宴请马一浮，并且请教时局之势、治国之道。马一浮没有推却，思量再三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实际上，蒋公如果听过马先生在浙江大学讲课，立国之理是讲得清楚明白的。中国古来的传统，历来是文教之治，读书人在庶民之上，言传身教，以达到治理社会的示范效果。但马一浮指出“读书而不穷理，只是增长习气。察识而不涵养，只是用智用私。”读书要学而时习之，穷尽道理，“心能入理，便有主宰。义理为主，此心常存。”读书人读书一定要过这一道坎，才能避免私心满溢，人心“攀援驰逐，意念纷飞，必至昏昧。”以昏昧之心，处理面对的事情，就真的是谬以千里了。相反，若读书而穷理，察识而有涵养，“涵养愈深醇，则察识愈精密。见得道理，明明白白，胸中更无余疑。一切计较利害之私，自然消失。逢缘遇境，随处皆能自主，皆有受用，然后方可以济艰危，处患难，当大任，应大变……”马先生还说过：“古人之书固不可不读，须是自己实去修证，然后有入处，否则即读圣贤书亦是枉然。”这就揭示了中国的文教传统，自尧舜禹三代以后，没有从根本上造福古老中国的原因。
“始于立国，终于化成天下，须从一身之言行做起”，“从自己心体上将义理显发出来，除去病痛，才可以为立身之根本。知道立身，才可以为立国之根本。一切学术以此为基，六艺之道即从此入。”义理圆融之后，马一浮先生又回到六艺之道，回到学术本身。所以马先生被称为融会贯通的理学家，相比之下，熊十力在贯通学理方面就稍显“理障”，而梁漱溟则过多纠结于学问的经世致用，难以自拔。
综观马一浮先生一生的著作，约有300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和《尔雅台答问》四种，这些著作都是马先生述而不作的讲课或书信答问辑录，从形式上等同于孔子
《论语》，或释迦牟尼佛教言。
1957年5月，周恩来陪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拜访马一浮，左一为省长沙文汉，左二周恩来，左三蒋国榜，蒋庄。当时杭州报纸有很多宣传。
君子不器
在马一浮上述讲课或书信中，随处可见引用佛经的痕迹，多处讲到儒佛相通。先生说：“儒佛等是间名，心性人所同具，古来达德，莫不始于知性，终于尽性。”“《华严》可以通《易》，《法华》可以通《诗》，苟能神会心解，得意忘言于文字之外，则义学、禅学悟道之言，亦可以与诸儒经说大义相通。”儒佛在马一浮看来不仅相通，他甚至认为，只有从佛学里翻过跟头的人，真正体悟了世间皆苦，懂得因果律而拥有慈悲之人，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儒学。
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论语大义》，以孔门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为例，说明孔子“咸具四种悉檀，此是诗教妙义”——
（四悉檀者，出天台教义。悉言遍，檀言施，华梵兼举也。一、世界悉檀。世界为隔别分限之义。人之根器，各有所限，随宜分别次第为说，名世界悉檀。二、为人悉檀。即谓因材施教，专为此一类机说，令其得入，名为人悉檀。三、对治悉檀。谓应病与药，对治其人病痛而说。四、第一义悉檀。即称理而说也。）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世界悉檀也。答子贡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为人悉檀也。答司马牛曰：“仁者其言也讱。”答樊迟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对治悉檀也。答颜渊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第一义悉檀也。
可以说，马一浮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者当中佛学造诣最深湛的一位。他的佛学造诣之高，间或使得身边同修之人，不乏有出世修行的念头，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李叔同削发而为弘一法师。还有一位叫彭逊之的同修，马一浮并不赞成其出家，后来彭出家却没能戒掉贪嗔痴，和寺里的小僧人吵架，又愤而离寺还俗。其间马一浮对彭的家庭子女勤加抚养，多方照顾。
在复性书院，马一浮曾经给弟子讲，如果以大乘佛学来解释儒学义理，“彼此印证”，可以说“无往而不合”。他还透露自己的功夫秘技，自己所以对圣贤语言尚能知得下落，就是因为“从此得来”。
如果说，讲学内容只能算“言曰从”，只是为了帮助后学建立学问，那么马一浮先生在讲学和书信之外，大量的诗作和书法，是他学问圆融精深的另一个载体。马一浮曾经对人讲，你看我的诗，就会了解我的学问。诚然，其诗其书呈现的是先生学问精神中最生动的一面。可惜，如熊十力评价：“马一浮的学问，能参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也。”
1962年，胡兰成在日本报章上发表文章《当代大儒马一浮》：“近从家乡来者口中听闻，马一浮在杭州健康无事。马一浮先生今已八十余岁，乃一代卓绝之大儒，而其隐含于心的黄老精神，则可比西汉扬雄，又有似五代陈抟。”1967年，一代儒宗马一浮病逝于杭州。“吾诗当传，恨中国此时太寂寞耳。”自撰的墓志铭早已在1958年写好：
……
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
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
蝉蜕于兹壤兮，依先人之故丘。
身与名其俱泯兮，曾何有夫去留。
马一浮“博我尊其” 隶书八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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