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中国与睁眼看世界：鸦片战争后，中西方眼中对方形象的变迁
鸦片战争，西洋炮舰战胜东方刀矛的必然结局，这场战争引起了中西双方彼此在认识对方的观念上发生了逆转。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由仰慕变为轻藐；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由“化外蛮夷”变为提倡“师夷”，“采西学”中西双方相互观念的变化，鸦片战争起了枢纽作用。
一、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变迁
鸦片战争前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是“模范国家”。起初，西方人对中国就建立了“东方丝绸之国”的美好印象。公元13世纪后，由于马可・波罗的回忆录在欧洲的流传，欧洲人对中国产生了崇高的形象。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是一批传教士来华之后。
16世纪中叶以后，由意大利耶稣教会首派基督教徒利玛到中国传教，其后一批批基督教徒不断加入利玛窦的传教行列，先后来到中国这些人从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始愿望出发翻译信学著作，研究中国的信学思想，对比基督教教义与儒学经典的差异，使远隔重洋的欧洲人通过他们的译文和论著得以从理性上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这个时期的西方人普遍赞扬中国的儒家思想。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比西方高。
中国，没有西方的宗教战争和宗教杀人，是一个自然生产和人工生产的和谐社会；政府的政策是绕一的，礼仪、民意、道德是统一的，中国的科举制度尤其使当时欧洲人佩服，中国人不讲出身门第，只要人品好有才学就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做官的权利，而世袭爵位封官的政洲官吏制度是无法同科举制相媲美的。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从小就读书识理、文化知识水平极高，这才能做到“开明”、“理智”，这也是西方君主望尘莫及的。
在当时西方人眼里，正由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开明，所以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厚。中国的丝绸品瓷器在欧洲享有盛名自不必说，中国的生漆和漆具，更使当时的欧洲人羡慕。中国人骑马有马鞍，脚蹬马鞍上下马自如，骑马奔走也安全舒适。中国人物质生活上的优裕，给欧洲人带来一种光明和希望的精神上的享受。
于是，西方人在对中国理性的向往中把中国当作学习、模仿的对象。在法国，18世纪第一个元旦，法国王室举办化妆舞会参加者竟不约而同地化妆成中国人，以显示自己德操高雅。1758年春分那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仿饰康熙皇帝，扶犁扬鞭，下地耕种。昭示老百姓勤奋劳作，以慰天灵。
不过，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崇尚和对中国文明的仰慕，毕竟是站在被腐败的教会，横暴的贵族和专制的君主弄得一团漆黑的欧洲王地上，借以否定旧制度而不实地夸大对方。当欧洲中世纪的黑暗被理性主义的旗帜驱散以后，怀疑东方文明的声浪便出现了。孟德斯鸠在他晚年的著作中，也曾比较客观地指出，以礼教为指针的中国并没有使人免除贪欲和欺妄，中国官吏的榨取取和皇帝的专横也是司空见惯的。18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制品的发达，物质财富的丰富，西方人以商品观念来裁判中国。尽管如此，在多数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形象仍然是现实舞台中的好形象。
可是，中英首次交战，中国一触即溃、俯首求和的现实，使中国的形象一落干丈。此后，许多西方人处处以十足的优越感自居，傲慢地对待中国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流露出轻蔑的神情。1842年英国海军军官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中国是个长期愚昧而又骄傲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是世界范围内落后国家的成员之一。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成为西方人对中国观念转变的历史界点：在这以前，西方人自认为中国优于西方，中国是文明、开化、公正、合理的社会；在这以后，认为中国处处劣于西方，中国是个落后社会，只有西方才是文明、开化的理想社会。
为什么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人眼中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差呢？
其一：是当欧洲人举起理性的旗帜向中世纪封建神权宣战时，从自身需要出发，为论证自己的信念与观点，对中国的评估不免有夸大，而经过长期封建文明调理的中国又确实比中世纪的欧洲进步，认识上的偏颇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二：是西方社会经历中世纪黑暗后，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科技革命带来了社会的现代文明，东西方的差距发生了位移，西方社会的进步昭昭在目，中国社会却仍然停留在田园风光的时代而没有移动，中西方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历史落差。
其三：19世纪初期西方学术思想的长足进步也为欧洲人提供新的对比角度。西方人日益强调的是个人自由。竞争意识，向外探求的精神，民主观念作为参照系的中国儒家精神就显得僵化、封闭，丧失灵性而失去活力。
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鸦片战争失败的事实，商品经济的重炮最后摧毁了小农经济的万里长城，西方的自我优越感在事实面前作了验证，从此，西方人就用轻蔑态度来观察中国。
二、中国人西方观的转换
鸦片战争前，“唯我独尊”、“天朝上国”的精神支柱长期支配着中国人的西方观。在这种观念下俯视西方世界及其居民，被视为“蛮夷小邦”，“化外之民”。尽管中西方有过有限的通商和贸易来，那也只是建立在古已有之的“怀柔远人”德政支配下的某种恩赐。这种自我文化中心主义支配着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盲目排外，闭眼不看世界，拒绝了解西方，更谈不上学习、借鉴。
16世纪中期，西方一部分早期殖民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就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和武装摩擦。本来，这时期中西方差距不大，如果能在交往中了解对手，在了解中建立联系，在联系中取人之长，或许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有所帮助。但遗憾的是，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始终不愿了解对方。西方人讲世界并不只有中国，而有五大洲四大洋，中国人常鄙之为“狂诞荒谬”。凡有关介绍海外的书录，一概斥之为“海外奇谈”。西方先进的科技，被贬为“奇技淫巧”。
乾隆晚期，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来华，看到乾隆皇帝的“出狩图”中使用的都是长矛弯弓，觉得不理解。马戛尔尼就向清朝将军福康安提出演习欧洲的火器给他观赏。马戛尔尼满以为他的想法会使这位将军十分感兴趣，哪晓得福将军却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蛮夷小邦”的火器操法有什么稀罕，哪有“天朝上国的大刀长矛管用。
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城下求和的耻辱，极大地震撼着清朝的人们。英国以海军炮舰为先导的分割中国权力的要求，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人们感到这一次的战败与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战争失败都不同。这是旷古未有的‘奇变”。
不过，震惊并不意味着整个朝廷放弃了“华夏中心”的文化意识。一部分参与战争的人，像奕欣、琦善等人，他们虽然承认西方“船坚炮利″，武器先进，那不过是推卸战争失败的托词与自解，并不能说明这部分人对西方世界有什么认识。畏惧驱使他们步步退让，以降求和。另一部分在战争结束前后与西方办交涉的官吏，他们认为西方天性难测，贪婪狡诈，唯利是图。因而，这些人主张并实践着“小人贪利”的原则，尽量给西方人以安抚施利、迁就，希望能用这种政策来限制西方人的贪婪心理，以换取自身权利不受过多的侵犯。
但是确有数量不多的爱国志士能从反省的角度出发，睁眼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以寻求救国救民的自强制夷之策。林则徐、魏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林则徐，魏源等人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了一套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自强御侮、安邦治国之策，从而打破了长期固居封闭的思想体系，标志着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西方观的重大转折和突破。
中国人西方观的转折在哪些方面？
首先，在工业技术上求认西方武器先进。
魏源说：
“西洋之长技有三：一曰战舰，二曰火器，三曰养兵练兵之法。”
出于对武器落后的强烈反省和制造新式武器的迫切愿望，一批研究西方武器和介绍火器制造的著作先后出现。1840年至1846年短短几年中，就有20来部这类新著。这些著述中，有单纯介绍西洋新式武器的，有研究西洋武器制造方法的，有介绍自制火器新法的，有探讨西洋军事攻防战略战术的。这些书的工程价值如何，姑且不论，但却是迈出了学习西方长技的第一步，显示了人们西洋观念的转变。
其次，介绍与研究西方国情，在对比中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
鉴于鸦片战争，那么，欧洲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世界概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于是，一批批介绍西方国情和世界概况的著述不断问世。
1840年后的几年，陆续出现了如李兆济的《海国图记》，萧令裕的《英吉利记》，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这些系列介绍和研究西方国家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四洲志》和《海国图志》。林则徐的《四洲志》介绍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国情，其中吸收了英国人慕瑞编写的《地理大全》的一些内容。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当时我国关于世界各国情况最为详备的最脍炙人口的著作，它不仅包括各国地理，同时还包括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先进科学技术和武器的生产情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次把地动日心说向中国人作了肯定的介绍，自此以后，中国人才逐渐相信地球绕太阳转这一常识性的天文知识。《海国图志》的主题旨在阐明中国是世界五大洲的一小部分，中国不应盲目自大，而应向西洋国家的先进之处学习，以求制“夷”。
另外，是介绍和赞誉西方的科技进步。
在当时，睁眼看世界的人们看重的是西洋人的“长技”，除了武器就是科学技术。西方崭新的科技反映在人们的言谈、书信、日记以及奏折中，受到赞誉，神奇微妙，惊叹不已。一赞蒸汽机的奇威。二赞火车、轮船奇速。三赞西洋天文学、数学奇妙。曾任台湾道台的姚莹登上过英国军舰参观，对西方舰艇依据天文，数学测算的数据、航线的描定，深感奇妙。西洋人精通“天文算数”的人才很多，很精，这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他赞扬说：西洋人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我们应该“节取其技”。
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认识，由“奇技淫巧”到倍加赞扬，从闭目塞听到主张学习，这无疑是西洋观念的一个巨大转变。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还就如何学习西洋先进科技提出了个人的主张：培养人才，引进技术。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反复指出，中国的落后是事实，但这个事实不是不可改变的。只要我们能用新的商业和新的军事标准发现和培养人才，学用西方商业和军事的有关新知识，特别是军事上注重军官和士兵素质的提高，实行新兵招募办法，采用新式练兵法，建立常备海军，作为学习西方长技的第一步，中国是完全可以变得富强起来的。
总结：鸦片战争的结局，不仅转变了中西双方相互认识对方的观念，而且把近代中国牵引到世界竞技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