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凌凌的河水蓝莹莹的天
——和大姐、妹妹一起陪着母亲去散步
车子停在南湖的南边，顺着河边的步道向西行走。
下午的两点多钟，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间段，加上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尽管已经换上了秋裤，但来到户外，在太阳的炙烤下，仍是热字当头。
我把外套脱下来，挎在肘上。
蔚蓝的天空看不到一丝云彩，早已解冻的湖面看上去呈深蓝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粼粼碧波。
出来散步的人们多了起来，人们的服装穿得也是五花八门。也不知是对刚刚过去的冬天依依不舍，还是对天气预报给出的超高气温信不过，一些人还穿着羽绒服；更多的人则顺从天气的变化，换上了春秋装。
来到博物馆的南边，我们停下脚步，给母亲和姐姐、妹妹拍一张合影。
虽然留不住匆匆的时光，但希望能通过照片，留得住这转瞬即逝的瞬间。
我是多么怀念自己小时候，我们姐弟几个在一起的岁月。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起玩耍，欢声笑语，洒满了整个院落。
尽管那时生活比较艰难，平时大都是吃地瓜干窝窝或者棒子窝窝，即便是吃上一顿白馍馍，也是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等到春节才捞得到。生活上的困苦并没有打消精神上的愉悦，我们无比的快乐。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只是，那种日子不再有。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年的初夏，大队里放露天电影，至于放映的是什么片，大抵已经交给了岁月，记不太清，似乎又隐隐约约觉得好像是《明天回答你》。
其实，关于放的什么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在那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同样匮乏的年代，对于一两个月才能看上一次的乡村电影，总有一种久违的感觉，人们奔走相告，高兴得不亦乐乎，哪能错过这种机会。
初夏，是蝉的幼虫“知了龟”出土的时节，而且当时正赶上出土的高峰时间段，人们都去看电影了，自然摸“知了龟”的人就寥寥无几。
鱼和熊掌只能取其一。
于是，我的两位姐姐放弃了看电影的机会，拿着手电筒，作伴去家东的林场，摸“知了龟”了。
那一次，收获颇丰，应该是摸了一百多。
那年头，成年累月的没动过荤腥，母亲用鏊子给我们焙腌好了的“知了龟”，便成了我们最大的奢望。
虽然近50多年过去了，我蹲在鏊子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焙“知了龟”的镜头，仍历历在目。
其实，我的两位姐姐和妹妹，为了我和弟弟上学，为我们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有汗水，更有辛酸和泪水，我无以回报。
迫于生计，大姐曾经在22岁那年闯关东，那可是男孩子才走的路啊，不知吃过多少苦。
二姐在某年夏季的一天，打棉花药时，因为天气炎热，喷洒在棉花枝叶上的药液，接触到皮肤后被吸收，引起有急性机磷中毒，幸亏抢救及时，才转危为安。
在大雨过后的棉花地里，为了及时灭掉那一茬害虫，妹妹背着喷雾器筒子，脚深深地陷进棉田的泥巴里，待一只脚艰难地从稀泥里拔出来，另一只支撑脚又陷了进去……就是在这种近乎沼泽的泥泞的地里，打完了十一二筒子农药。
太难了！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刻骨铭心！
没有她们的付出，就没有我和弟弟的今天！
写到这儿，我的鼻子酸酸的，眼睛湿润了，禁不住泪流满面。
如果有来世，我仍希望做我父母的孩子，仍希望与我的姐姐、弟弟和妹妹做姊妹（方言：兄弟姐妹）。
大姐的招呼把我从回忆中唤醒，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走得很慢，跟着母亲步行的节凑，妹妹用一只手牵着母亲的手，宛若我们小的时候，母亲牵着我们的手一样。
这些年，南湖的北边和西边建起的楼房鳞次栉比，据说，这儿的房子卖相很好，价格自然也不菲。
人们大都很自觉地带着口罩，疫情的波浪式发展令人防不胜防，本以为去年夏天就能控制得住的，谁成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冬天里的一把火，硬生生地烧到了河北，烧焦了那儿一二把手的乌纱帽。
此时，骑电车带着孩子来玩的外甥女，在这儿与我们会合了，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以博物馆为背景，给我的家人拍了合影。
有些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还特意给母亲自个儿拍了一张，这次拍的挺不错。看到母亲慈祥的面容，我心里格外踏实。
看似自由的风筝，却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束缚着。也就不能任其信马由缰，离开了主人的掌控，它便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我。
下午三点多钟的太阳确实火辣，尽管我们慢悠悠地走得不快，身上还是汗津津的。
南湖宾馆旁边的两条木质游船，静静地停泊在码头上，没有启航的意思。
每一条船的船舱内，都摆放着一个圆形的高档餐桌，周围古铜色纯木雕花椅子摆放整齐，还配有落地式空调，看上去很是奢华。
倘若再有一位美女抱着琵琶，唱着小曲，那岂不是神仙过的日子？
我们慢慢地走着。
湖边有大片的芦苇，过了冬的苇樱子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在微风中摇曳。
妹妹说，在我们小的时候，一到冬天，父亲就用苇樱子给人编织“毛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