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中国数字经济追赶之路，看得见的未来，未补足的欠缺

文/陈根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在提高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时代下，我国也经历了从不知数字经济为何物的鸿蒙时期，到互联网产业经济位列世界先列，创造了惊人的经济成就。

可以说，中美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已形成“双头”格局。根据信通院数据，除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多年蝉联全球第一外，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也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2018年达到4.73万亿美元，2019年则达5.2万亿美元。

此外，联合国总部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两国占区块链技术所有相关专利的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全球70家最大数字平台公司市值的90%。

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在数字经济的诸多领域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但两国间质的差距依旧不可忽略，远未达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地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在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中，美国和中国分别占据市值的前二位，美国占68%，中国仅占22%。根据CB Insights数据，2020年9月美国和中国拥有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分别居前二位，美国占48%，中国占24.7%。

数字经济已成为大国博弈焦点，而中国追赶美国的数字经济之路，依旧需要更深刻的认识和进一步加快发展。

中美数字经济追赶之路

一直以来，美国都走在数字经济的前沿。

早在2016年，美国数字经济就已达到GDP比重的58.3%，领先于其他国家。2017年，美国地区生产总值19.3万亿美元，数字经济产业规模约11.50万亿美元，约为地区生产总值的60%，其中，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10.11万亿美元，占数字经济规模的88%。

美国将互联网技术作为贯穿产业价值链的手段，强调将数字经济作用于各个领域。发挥国家的主观能动作用，开拓数字经济应用应用场景，从而进行深度布局，形成可持续性创新与发展能力，将规模效应发挥出来。

基于此，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在推广应用与研发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推动技术持续进步，使互联网产业能保持持续的活力与强大的竞争力。

作为全球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美国以底层技术创新为基础，在分享经济、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SNS等诸多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方面都在引领全球风潮。2018年，美国半导体工业已占据45%的全球市场份额，企业服务也早已是成熟的巨型市场，其中代表性企业Salesforce突破千亿美金市值。

相较于美国，我国则更加注重互联网的应用，通过虚拟经济的带动性让应用端成为我国数字经济的长项。尤其是在电商、移动支付等应用层面，可以说优于世界市场，5G、AI等产品与发达国家也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也由于更多互联网企业重点放在了如何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使我国互联网企业凭借巨大的市场规模快速成长，并形成了一些世界级企业。

但同时，在数字经济更深层次，比如一些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在尖端硬件技术及企业服务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对比美国，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大量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也仅作用于互联网产业的下游。此外，互联网下游企业的数字化应用也主要集中于虚拟产业，很少涉及煤炭、制造产业等。

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造就了一次数字经济的路径跳跃，开启了中国企业数字化的全新升维空间，这也为中国后疫情时代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

通过比较中美数字经济企业2020年的中报表现，可发现中国营收同比增长率超过50%的企业占比显著高于美国，其中A股上市的达8%，在H股和美股上市则由于包含多个优质大型互联网企业，比例更是高达12%和14%。而美国数字经济企业仅有6%营收同比增长超过50%。

就压力测试而言，美国数字经济在疫情后的抗压表现值得肯定，营收同比出现负增长的企业比例为43%，而中国企业这一比例均高于50%。

对于国内来说，当下流量红利见顶，消费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基本完成，而转向生产领域，过去流量取胜的跑马圈地式增长逻辑未必适用，这为中小企业立足于专业深耕优势在细分垂直领域突围提供了机会。

显然，疫情造就了一次数字经济的路径跳跃，场景转换下新的细分领域崭露头角，为国内企业数字化打开了全新的升维空间，也让中国的数字经济呈现出更快的“加速度”。

看得见的未来，未补足的欠缺

数字经济是看得见的未来，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论是追赶美国还是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欠缺依旧亟待补足。

显而易见的就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深，产业数字化水平依旧偏低，这在疫情大考下进一步凸显。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实施“互联网+”行动、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增强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然而，疫情期间，尽管有少数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能够快速实现产品转型并扩大产能，但多数制造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数字化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严重偏低，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复工复产还存在较大难度。

同时，许多工业互联网APP之间相互孤立，在原料采购、库存查询、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在线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全链条服务能力不足，只适合于业务复杂度不高或流程较短的中小微企业，上下游之间并不能实现远程协同，离“非接触式生产”差距较大。此外，各行业差别较大，缺乏统一的协议标准和数据标准，部分行业封闭性又强，也加大了与数字经济的融合难度。

其次，在全球数字博弈的背景下，美国公司天然是国际化公司，面向全球提供服务，而各国发展程度不一，互联网新服务的普及时间会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这也意味着，更多新的增量市场将为美国互联网公司提供足够大、足够有想象力的市场空间。

而另一边，地缘政治的震荡为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再添阻力。尤其是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中国互联网公司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

从字节跳动到腾讯微信，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资本市场开始重新审视我国互联网的未来前景。而如何令中国企业在国际数字博弈间胜出，成功出海，对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来支撑，这种发展环境包括政府层面的法律、制度规定，以及完善的市场发展机制，而显然，数字经济的良好环境依然有待构建。

虽然各地区都相继出台了针对数据安全的相关法律，但随着交易的不断扩大，数据的衍生也在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目前，各数据挖掘、开发、交易企业都有着自己独到的数据标注和加密方式，这些方式则需要得到权威机构的检验，对于交易后的使用和流通过程国家也应当介入监管，不同的标准虽然为数据的交易提供了多种选择，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数据的交互和融通。如何进一步规范数据资产的使用，为数据要素的市场化发展铺平道路，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未竟之路。

后疫情时代催化出数字经济的加速进化与重心下沉，不论是追赶美国还是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都仍需建立对数字经济更多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加速发展数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