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田园诗的昨天与今天（二）
做人要单纯，作词也要单纯。
人复杂了没人缘，词复杂了没词缘。
-蔡世平 <<南园词话>>
■蔡世平，男，1955年8月出生，湖南省湘阴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诗词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湖南理工学院中国当代诗词研究所所长，中国楹联学会顾问，《中华诗词》编委，鸿雪诗词总顾问。系当代著名词人，其作品被评论家称为“旧体词在当代复活的标本”。主要作品集有：词集《南园词》《南园词二百首》《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楹联集《南园楹联》、散文集《大漠兵谣》、书法集《词随心动——蔡世平自书南园诗词》、诗论集《中华诗词现代化散论》。因《南园词》创作，引发“蔡世平文化现象”，评论、研究与赏析《南园词》的专著有《南园词评论》(李元洛、周笃文、王兆鹏等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旧体词的当代突围——以蔡世平南园词为例》(王雅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南园风景——蔡词赏析》(何文俊著，线装书局2012)。
山水田园诗的昨天与今天-以孟浩然为例（二）
蔡世平
6、孟浩然是一个心高气盛，比较自负的人。
孟浩然到长安应试的第二年，冬去春来，考试临近，他写了一首《长安早春》的诗“咸歌太平日，共乐建寅春。…。。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他才高自负，信誓旦旦，以为自己考试没问题，可以一举及第，在柳条初黄的时候，就能够春风得意，快马加鞭，回家乡报喜了。这说明孟浩然入世不深，还有几分书生气，也比较自负，且胸无城府。这样的人在官场上自然不会顺畅的。我甚至猜想以孟浩然的文才，“文试ˆ成绩好是不成问题的，可能“面试没通过。考官瞧孟浩然那傲慢劲儿，妒意刹那间心头闪过，瘦眼斜开，曲笔一歪，故意给了个低分。这也符合孟浩然的楚人性格。
7、孟浩然可能是一个不适合做官的人。
这从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来。一件是开元二十四年(736)，当了两年宰相的诗人张九龄，在李林甫的谗言排挤下被罢去相位。开元二十五年(737)阴历四月，张九龄被谪贬荆州长史。孟浩然是张九龄的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唐人王士源说是“不拘形迹”，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像我们这样的好朋友还讲究什么呀，穿衣吃饭说话，只管放松随便就行。张九龄一到荆州，自然想到孟浩然，并安排他在自己的幕府中，说不定给了个办公室主任或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头衔。这时候，孟浩然事功心切是有的，飘飘然也许是有的。冬天，孟浩然和裴迪等幕友陪张九龄下基层巡视。他们从荆州出发，到了纪南城、当阳、松滋等地。第二年立春后不久，孟浩然只做了九个月的幕僚，就辞去幕职，静悄悄、急匆匆归家了。什么原因这么快回家，张九龄没诗记载，孟浩然没诗记载，史书上也没有记载。这就给我留下了合理想象的空间。我想张九龄的这巡视到底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公务，是要知晓民意，解决老百姓柴米油盐和地方修桥补路等诸多公共事务的。孟浩然可能书生气重，没摆正自己位置，不适应官场游戏规则，与张九龄意见相左，多有不合，是完全可能的。要不，怎会这么短时间就离开了张的幕府。生活中与人相处，有时候做朋友是一回事，在一块工作共事又是一回事。做朋友关系好处理，一块工作共事就不一定关系搞得好，看来古今皆然。
第二件是《新唐书》记载孟浩然的一则传闻，这故事流传很广：“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因放还。”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是这样的天，王维私邀孟浩然到他朝廷办公的地方谈诗，不一会太监告之玄宗皇帝要来了。孟浩然一时紧张，王维就要他躲到床底下去。孟浩然可能不小心弄出了声响。玄宗皇帝总感觉屋子里有什么不对劲，王维只得实话实说。玄宗欣喜地说，我早就听说过孟浩然这个人，只是没有见过，为何害怕藏起来呢?快叫孟浩然岀来。孟浩然出来接受皇帝的恩宠。玄宗问孟浩然近来作了什么诗，孟浩然就昑诵了近作《岁晚归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眀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当念到“不才明主弃”之句时，玄宗不高兴了，说：“你不求仕，而朕未尝离弃你，为何污蔑我?”玄宗就让孟浩然回了老家。
这个故事有点像今天流行的八卦，大可值得怀疑，但却透出两点信息。颔联两句的“不才”、“多病”四字，尤可注意。我理解“不才”、“多病”，并非孟浩然说自己没有才能，身体不好。以孟浩然的才高自负，“昼夜恒自强，词翰颇亦工”(《书怀贻京邑故人》)，绝不可能认为自己”不才”，而是正话反说，是牢骚语。也有可能说自己哪有官场阿谀奉承，言不由衷，虚以应对之“才能”啊！“多病”似也语带双关，意含讥讽。孟浩然身体不够强健，可能是事实，读书人嘛！但并非差到得了什么肝病、痨病、传染病之可怕，而致“故人疏”'远，唯恐避之不及。这里“多病”，多少也透出了他恃才傲物，孤芳自赏，没有几个他瞧得上的不合群的性格特征。孟
浩然在《留别王维》的诗里说“。。知音世所稀。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知音难遇，“索寞”得干脆把家里的门都关起来，不见外人(俗人)，眼不见心不烦。从这些诗句里可知孟浩然的清高。像孟浩然这样性格的人自是不适合官场的，但也正显出孟浩然的铮铮傲骨。
8、孟浩然是一个游历过不少地方的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读书、游历，增长见闻，阔开胸次，涵养性情，是古之士人成大事业者的身份标志，也是士人的行为方式与精神追求。孟浩然虽然没有像李白那样漫游天下，但也游历了不少地方。遍游襄阳、荆州就近的地方自不必说。他到过长安、洛阳，到过江西、湖南、广西，漫游了吴山越水。如果没有这些游历，孟浩然作为山水诗人也立不住。
9、孟浩然是一个广交朋友、重情重义的性情中人。
孟浩然与乡亲们很亲热。乡亲们常邀他到家中作客，闲话蚕桑，杀鸡捕鱼，热情款待。鹿门山的王迥是孟浩然的好朋友。“忆与君别时，泛舟如昨日。。。南望鹿门山，归来恨如失”，孟浩然在《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的诗中，记述离别王迥时的感人画面：久久地南望鹿门山，恍然若失，不忍离去。∵…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乡关万余里，失路一相悲”(《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真切如此的友情，闻之落泪。今天读来真如世外天音，人间绝响。
孟浩然与李白、王维、张九龄、王昌龄都是诗朋文友，节操高尚。他与李白一见如故，与张九龄、王维不拘形迹。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开元二十三年(735)阴历正月，朝廷下诏，令五品以上清官及刺史举荐“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宰者”(《旧唐书·玄宗本纪》)。就是说朝廷下诏令五品以上的清官及刺史举荐有楚霸王之才略，通天文地理之学问，能够为将为帅为相之人才。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韩朝宗觉得孟浩然是合适人选(可见孟之才高)，就约孟浩然一同去长安，向朝廷举荐。怡在这时候，有个老朋友来看望孟浩然，两人开怀痛饮，谈兴正浓。酒至半酣，旁人提醒孟浩然别忘了和韩公有约啊！孟浩然却说：“业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就是说已经饮酒了，形神皆乐，哪里管得了其他。韩朝宗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可孟浩然并不后悔自己的举动，他认为待朋友就得这样。孟浩然性
情无拘无束如此可见一斑。这也反映了孟浩然作为隐士狂狷的一面。这样的人又怎能适合官场呢。再如他陪王昌龄喝酒，以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上去。“舍命陪君子”，用在孟浩然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10、孟浩然是盛唐时代的一个隐逸诗人。
中国的隐逸之道，究其源头，可上溯到尧舜及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叔齐不齿于食周粟，避居首阳山，嚼草根、咽薇菜，终至饿死首阳山，被古人传为美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的这一思想成为后世文人处世立身的法则。儒家的独善与老庄的无为相互影响、渗透，奠定了封建社会文人隐逸的思想基础。
秦汉交替之际，社会动荡，世情难料，常常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为保全身家性命，也为保持与险恶社会的距离，避世而隐的士人自然多起来。汉代刘氏政权稳定后，下诏书，招隐士。一为彰显重贤才、举逸民，天下归心的大汉风仪；二为国之初定，急需招揽经略治国之人才，这样促成了更多的隐者名士，为后世不得志文人提供了一种生存策略或生存之道。所以孟浩然成为隐逸诗人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当然也有并无大才而“装隐待招”的假隐士，因此也就有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成语。《后汉书·黄琼传》载，处士黄琼被征时，李固写信给他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召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自顷礼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对招来的隐士“犹待神明”，指望他把大本事拿出来，谁知稀牛屎敷不上壁，“纯盗虚声”，可见当时不少隐士与今日之江湖骗子无异，是做“隐土状”的冒牌货。
孟浩然虽然出身庶族(没见他家身世显赫的记载)，但他一生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大概只和兄弟们一起管理过家庭农业和家庭作坊。他虽然生活在乡村，但不是一介布衣。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士”，一个隐逸诗人。当然他有这个资本、有这个格，因为李白都说他“风流天下闻”。如果他又翻地种菜，碾米推磨，手生老茧，身有粪味，反而会叫天下人失望的。孟浩然就得有孟浩然的样子、孟浩然的做派。所以说“孟浩然是一个典型的盛世隐士。其典型意义就在于他代表了盛唐大多数终生不达或官至一尉的失意文人共同的精神面貌ˇ(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其实，做隐逸诗人是要有条件的，既要有时代社会条件，也要有包括家庭、学养、天分在内的个人条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成的。我以为只有在盛唐才有可能出现像孟浩然这样的隐逸诗人，或者说孟浩然只属于盛唐。
首先是唐朝庶族(下层民众)势力上升，形成的地主经济(这是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庄园经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经济形态)，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孟浩然创造了物质条件。毫无疑问，孟浩然的家就是当时的一个大地主，即使终生不得仕禄，他也有足够的家资，供他安闲隐逸，游历天下。“敝庐隔尘喧，唯先养恬素。卜邻近三径，植果盈千树。”(《田园作》)根据诗意，我们顺便想象一下他的家是何模样：隔着城市的喧嚣，最先考虑的不是如何生产劳动，增加收成，而是先来一张竹椅，放平身体，让清风拂面，虫鸠悦耳，花香怡情，静养精神。“卜邻不是一家而是两三家，也许就是长年为他家干活的雇农，就近踩出三条小路通到他家，光是果树就有一千多棵，果实盈枝。问题是像孟浩然这么一个庶民，如此广而告之，显阔摆富，还没人眼红，也没请一堆保安，养几只狼狗来看管，估计他家也没有围墙(这就是盛唐，路不拾遗，家家富足）。当然，真正的“卜邻三径是指隐士的家园。东汉赵岐《三辅决录逃名》说：“蒋诩归乡里，荆棘寒门，舍中有三径，不出，惟求仲、羊仲从之游。“
其次是唐朝开科取士，为社会创造了金榜题名，出人头地的科举条件。只要有真本事，还可通过“干谒”’，由权贵引荐，进入仕途。
第三是先秦至汉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大统一，魏晋南北朝又用铁血培养出来的士族(贵族）文学精神，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唐朝的文学艺术。而盛唐欣欣向荣的国家恢宏气象，武士效命疆场、文士经略天地，建功立业的社会个人价值追求，为孟浩然创造了精神条件。孟浩然有条件步入仕途，而又没能进入仕途；再努力一把也许可以进入仕途，但又觉得目前这种漫游隐逸生活也不赖，优哉游哉，散漫自适，真还不错。这从他只顾与朋友饮酒而误了韩朝宗举荐到京一事可以看出来。正是在这种仕途追求的心理不平不甘和个人生活上选择入世还是出世的思想矛盾状态下，完成了也成就了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创作。
所谓隐士，首先得是“士”，其次才是“隐”。“士”，就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读书人，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有学问、有思想、有粉丝，还有点号召力、影响力，能够成为社会精神向导的知识分子。他因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华，也就只能自己创造一种“隐”的行为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出类拔萃与不同凡响。我有才你不用，损失的不是我而是朝廷，是朝廷没把这个账算明白，看谁扛得过谁。你不是不让我“露”一手吗?那好，我就干脆逆向思维，把自己'藏”起来，深深地藏起来。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既可以广告社会，以求引起权贵的注意，达到“招隐”的目的(比如人们熟知的“终南捷径”，比如姜太公渭水钓鱼)；又可以此来安慰自己的灵魂，实现某种程度的心理平衡。说穿了，所谓的隐士其实很大部分是“露士”，进一步说是想做“名士”。因此，隐士是一定要有所表现的。那么“隐”入山林就是名士表现方式的首选。通过山水诗的创作实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审美快乐，从而获得人格的再造与升华；再由朋友间、世俗界的或官场或民间的口头与书信的传播，一传十，十传百，既可以表明在“隐”，同时也就达到了事实上的“露”。当然这也是中国士人一种可贵的事功精神，是士子昂扬奋发的另类表现，不可轻易否定的。
孟浩然所处的时代正是盛唐。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而盛唐是一个气象恢宏，雄视天下，舍我其谁的时代；盛唐是一个豪气干云，奋发有为，士人都渴望建功立业的时代；盛唐也是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光明磊落的时代。士人想当官，想干一番事业是走前门，落落大方的。他们自己推销自己，写诗“干谒”，要求权贵举荐也是落落大方的。李白是这样，杜甫是这样，孟浩然也是这样。盛唐人当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找到施展才华和抱负的舞台，封侯拜相，青史留名。孟浩然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孟浩然在安史之乱前去世，似乎也是种“天意”，甚至他的死也具有了某种“盛唐气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