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昭与江东政权的两次危机，看三国时期的江东局势
孙吴政权根据笔者个人的理解，大体上可分三个时期：一为建安年间的江东政权时期、其次为孙权成为吴王继而称帝的开国时期、最后为孙权死后的三嗣主时期。三个时期各有其政治特色与形态，笔者虽不尽能叙述出所有，但会尽量叙述出三个时期各阶段拥有的政治主题，希望能有助于大家认识孙吴政权。
上篇：江东政权的特殊形态
一、导言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下面将简称《史论丛》）一书中指出孙吴政权的基础是以“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联盟”，高敏在此观点的基础上，谓孙吴政权是“分赃式联合政权”，都是针对孙吴在这一时期独有的世袭领兵制而言。川胜义雄先生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下面简称《六朝》）一书中更是根据孙吴的世袭领兵制，指出孙吴政权实际是“武人领主制色彩极为浓厚的纯军事政权”，三位对世袭领兵制之于孙吴政体的见解可谓非常洞彻。正是这一政权根本的特殊性，孙吴政权既能成功割据江南，开南北割据之先河，又在日后孙吴建国后的政治上惹来一系列的纠纷。
所谓世袭领兵制，即孙吴将领对部曲是有原封不动世袭领授的特权，兵士世代为兵，其户籍别于民户，将领往往以军职兼任地方守、令（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下面将简称《兵制》），其部曲的军费、军粮等皆由将领俸禄和地方赋税供应。高敏先生指出，施行世袭领兵制的孙吴“同曹魏与西蜀政权之更多地倾向中央集权制不同，而是皇权与将权并驾齐驱的时代，因而这个政权，处处表现出对世将、世官的无比优容”，可见军事色彩的浓厚与中央集权的不成熟。关于世袭领兵制与复客制，胡宝国先生在《对复客制与世袭领兵制的再探讨》一文中论证世袭领兵制在建安年间并未实施，到了黄初年间伴随诸将封爵才有了世袭领兵制，即袭爵、袭兵；相反，复客制在建安年间却一直实施，在黄初年后不再实施，改由封爵制代替（世袭领兵制将于中篇详论，复客制见第三节）。那么，这些制度究竟何以在孙吴得以实施？关于这个问题，唐长孺先生和高敏先生谓当时江南地主势力强大，孙氏不得不与江南地主共分劳动生产力（《史论丛》、《兵制》），但即便是此后的具有门阀特征显著的东晋以及后来的南四朝，在军事上都并没有产生普遍的世袭领兵现象。因此，这个制度产生的契机绝不仅是江南地主强大的因素，要了解世袭领兵制施行的契机，则必须要对孙吴早年的政治形势理解才能知晓。
二、江东政权特殊的州郡格局
川胜义雄先生在《六朝》一书中讲：“就我的理解来看，孙吴政权是武人领主制色彩极为浓厚的纯军事政权，至于士大夫，仅仅只需要像张昭那样人数极为有限的顾问以及若干负责行政事务的官员而已。”这句话虽有过于轻视孙吴政权中的士人，但可以说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了武将在东吴政权中的作用。“武人领主制”一词非常形象地勾勒出了孙吴政权中武将的样貌。那么，孙吴政权中武将地位何以如此隆重，下面将从江东政权时期探析其渊源。
初平三年，孙坚在攻打荆州刘表时意外阵亡，孙坚余部当时未由孙策直接继承，而是由年纪稍长孙贲的统帅投奔袁术，后来这些部曲就被袁术拆散（孙贲、吴景在丹阳，孙香在汝南）。后来孙策渡江也只是以孙坚部分部曲千余人征战，同孙贲、吴景征战。《三国志·宗室传》：“及策东渡，助贲、景破英、能等，遂进击刘繇。”记载为助而不是率、领，说明孙策与吴景、孙贲等人没有构成上下级关系，而且孙策当时只是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与孙贲丹阳都尉行征虏将军更是构不成上下级关系。但孙策作为孙坚的长子，在指挥孙氏旧部时，相对孙贲必然是占据主导地位。
孙策起兵之初既与孙贲、吴景等人是近于联盟关系，而非上下统属关系。在他死前，建安五年的江东政权诸郡格局也是如此：
1.会稽太守孙策
2.豫章太守孙贲
3.庐陵太守孙辅
4.丹阳太守吴景
5.吴郡太守朱治
6.庐江太守李术
7.江夏太守周瑜
这些人中，孙贲、孙辅、吴景是宗室姻戚，朱治是孙坚故吏辅佐孙策，可以算与孙家有君臣之义，而周瑜与孙策则是一种豪族与豪族之间的任侠之交（庐江周氏《后汉书》称“雄江淮间”，孙策在九江“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二者都具有任侠性格。），李术则是拥有自己一定实力（杀严象）暂时依附孙策。总的来看，孙策时期实际共六郡半（孙策攻江夏占领了沙羡等地，置太守），置七个郡守，孙策自己出任其中一郡的太守，官职上与其他诸人对等，并没有形成名分上的上下级关系，而维持政治势力的则是主要是靠血缘关系。早期江东政权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联合体结构，而孙策时期还尚以宗族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维持联合体内部的结构。
再将视角放在十年后借给刘备荆州后的孙权时期江东政权州郡格局：
1.丹阳太守孙瑜
2.吴郡太守朱治
3.会稽太守淳于式（前任孙权，顾雍以郡丞行太守事，建安十四年，孙权封徐州牧，淳于式应是此时接任太守）
4.豫章太守孙贲（或孙邻九岁领太守）
5.庐陵太守不知（或为孙辅）
6.临川太守朱然
7.新都太守贺齐
8.彭泽太守吕范
9.江夏太守程普
10.西陵太守甘宁
11.汉昌太守鲁肃
12.鄱阳太守步骘（岁中迁交州刺史，不知由谁接任）
建安十五年的江东政权州郡格局大致如此。孙权本人的官职是车骑将军、徐州牧，并不是当时孙吴主要行政地区（扬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所以与以上诸人仍不存在着上下级关系。这里列举的诸多太守里，宗室的比重相比建安初年草创之际下降明显，政权结构也相较十年前丰富许多，异姓太守有随孙策渡江的元从将领，也有寓居江东淮泗人士和江东本地豪族，还有川蜀豪族甘宁。
由建安五年和建安十五年的江东政权的州郡格局来看，孙氏兄弟在官职上始终不是江东地区的最高长官（孙策时期扬州刺史为刘馥，孙权时期为温恢），这也就使孙氏在行政上始终无法与江东诸郡县长吏形成君臣名分，从而无法结成礼教的君臣之义。又因为职官的局限，难以直接统治其他郡县，所以就有了授予私兵部曲，武将自治的情形：
《志·周泰传》：“策入会稽，署别部司马，授兵……复补宜春长，所在皆食其征赋。”
这是典型的记载出当时授予将领部曲后的情况（高敏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一书中认为此记载是复客制与世袭领兵制一同施行的证明，世袭领兵制问题产生时间问题详见胡宝国先生论文，而关于奉邑制产生时间问题笔者认为也有待商榷，详见第三节），另据周瑜、程普、韩当等人的本传，这些人也都被授予私兵部曲。被授予私兵部曲的对象都是以军事将领为主，这些人既领私兵部曲又担任地方官长，从而形成了方镇武将，即川胜义雄先生所谓的武人领主。方镇武将在行政上之所以有很大的独立性，就是因为孙策的本官终究只是会稽一个郡的太守，而他表置的郡守、县令长在广大的江东地区内分布，超越了其太守能统治管辖的范围，所以就有了不得不实施这种政策的迫切原因。因此江东政权自建立开始，就与同时期其他诸侯专制的政权呈现出别样的异态。这即是世袭领兵制与复客制能够产生的重大契机。
再如建安十五年江东州郡格局来看，郡守里只有步骘是曾经担任孙权军府以及州府佐属，又受孙权举茂才，与孙权有着君臣之义（东汉已降，郡府与府佐属有君臣之义。汉末，这种君臣关系扩大到军府、州府，《傅子》：“嵩（镇南将军府从事中郎）对（刘表）曰：‘……嵩，守节者也。夫事君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设计未定，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唯将军重思，无负嵩。’”《志·阎温传》：“以凉州别驾守上邽令……温曰：‘夫事君有死无贰，而卿乃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吾岂苟生者乎？’超遂杀之。”），而其余诸人则可以说与孙权是“非亲非故”（即既无血缘关系，又未有过君臣之义），所以大体上依旧维持着自孙策时期存在的中央与地方的联盟形式，但已经超越血缘关系发展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军事联合体政权。这种联合体随着孙氏政权疆域的开扩也逐渐扩大，一直维持到建安末年，孙权受曹丕所封的吴王，孙吴帝国便开始在联合体基础上构建了起来。
三、意气、任侠——孙权御下之术
曹操在兖州时就领兖州牧，后来平河北就领冀州牧，同时又在中央担任司空、丞相，手底下绝大部分人都是出自他的州府或公府，有着牢固的君臣之义和统属关系。刘备创业坎坷，但他也领荆州牧、益州牧，终究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手底下的人也与刘备有着牢固的君臣之义和统属关系。但是孙权在建安年间，始终没有获得能让他与实际地区及领袖地位对等的官职，这也就决定了孙氏政权在早期以一种联合体的政治形态存在发展。
以往学者们往往认为是先有了世袭领兵制，然后才有的宗族联合体形态，但其实恰恰相反，是先有了宗族联合体，才有的世袭领兵制。孙氏政权的联合体形态可以追溯到孙坚与袁术的联盟。袁术与孙坚的联盟，前者是南阳太守，后者是豫州刺史，因为孙坚在讨董时兼并其他势力（荆州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恰好也给了袁术接管南阳的机会，所以孙坚畏于众怒依附于袁术，从而袁术有了主导地位。后来袁术在淮南，他的官职仅是左将军这一军职，但他欲染指徐、豫、扬三州，自置刺史、守相，集团内部还是联合体形态的政权结构。孙贲率孙坚余部依附袁术，这只孙氏部曲并没有为袁术纳入自己部曲或解散，而是继续由孙氏宗族统领。孙策向袁术求还孙坚部曲一事与孙权还凌烈凌氏旧部一事极为相似（《志·凌统传》：“二子烈、封，年各数岁……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而这并不是偶然，这是二者有着极为相似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这么一种措施。因此，江东政权可以说虽由袁术的联合体中脱离出来，但是却继承了他的联合体形态并发展，构建了稳固的政权。
袁术用陈瑀而陈瑀拒术，用袁嗣而袁嗣降曹，用孙策而孙策背离，其中的原因甚多，而袁术集团内部复杂，争斗不息无疑是其败亡的原因之一。曾经有依附袁术经历的势力集团有豫州刺史孙坚、白波帅杨奉、以并州部曲为主的吕布、还有黄巾军何仪、名列八厨的张邈等，这些人在出身籍贯与社会经历上都各不相同，其内部复杂程度可观。加之袁术本人贪而无道，御下无能，与袁术有表亲关系的何夔就评价袁术：“无信顺之实，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亲戚叛之，而况於左右乎！以夔观之，其乱必矣。”果不其然，“值袁术僭号，兄弟忿争，天下鼎沸，群贼并起”（《志·骆统传》引谢承《后汉书》）。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中评孙氏兄弟（主要孙权）用人以“意气相投”，并举出多个史例证明。袁术政权失败的前车之鉴是值得江东政权警惕的，而“意气”正是孙权用来强化君臣关系的纽带。《志·朱桓传》引《吴录》：“桓奉觞曰：‘臣当远去，愿一捋陛下须，无所复恨。’权冯几前席，桓进前捋须曰：‘臣今日真可谓捋虎须也。’权大笑。”在孙权称帝后，君臣之间的关系和氛围也是如此轻松，这在魏、蜀两国中是难见的。
川胜义雄先生在《六朝》中谓维持孙吴君臣关系的实际是一种任侠关系的升华，对于任侠一词笔者十分赞同。江东政权时期，孙权御下无法依靠礼教君臣观念，也不崇恃法术，而是以意气、任侠来巩固联合体内部结构。孙权后来称曹操用人有“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之短，正是因为孙权不纳诸将兵士家人为质，在此点上确实优于魏、蜀。
孙权御下之道，确实也得到了不同凡响的效果。作为联合体的首脑，孙权被诸将常以至尊尊称。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陈寿《三国志》，固多出于一时杂史，然独《吴书》称孙权为至尊，方在汉建安为将军时，已如此，至于诸葛亮、周瑜，见之于文字间亦皆然。周瑜病困，与权书曰：“曹公在北，刘备寄寓，此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破曹公还，权迎之，肃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吕蒙遣邓玄之说郝普曰：“关羽在南郡，至尊身印临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继于道。”蒙谋取关羽，密陈计策，曰：“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陆逊谓蒙曰：“下见至尊，宜好为计。”甘宁欲图荆州，曰：“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至尊当早规之。”权为张辽掩袭，贺齐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权欲以诸葛恪典掌军粮，诸葛亮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粮谷军之要最，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凡此之类，皆非所宜称，若以为陈寿作史虚辞，则魏、蜀不然也。”洪迈能指出“至尊”之称并非陈寿叙述之误，固然有其洞彻之见，但尚未认识到江东政权的特殊性，而笔者今为洪迈补充其原因。
张昭与江东政权的两次危机
（一）
江东政权在建安年间以意气、任侠为君臣关系的纽带的特殊政治形态屡屡能化险为夷，并能发展强大，这其中自有其独有的特点。
建安五年，孙策意外的死亡让江东政权陷入了绝难的窘境。孙权尚未满弱冠之龄继承孙策，江东诸郡陷入不安与动荡，依《志·程普传》当时有三个郡叛离这个联合体，庐江太守李术公然叛权，史籍记载明了，另外两郡一郡似指庐陵（孙辅通使曹操），另一郡则不知。无论是草原部落联合还是比部落制发达的江东政权，联合体形态的政治结构脆弱性往往在君权交替时出现极大的不稳定性，容易出现分崩离析的现象，《志·张昭传》引《吴书》：“是时天下分裂，擅命者众。
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一旦倾陨，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孙辅背叛，是因为孙权年幼，怕他不能保守江东，李术与另外一个郡大概也是欺孙权年幼无能掌控联合体内部。江东政权一共六郡半，三郡就已经叛乱，而内部“州郡宾客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建康实录》），即孙策幕府诸人与孙策有君臣之义，但未与刚继承孙策遗业的孙权建立牢固的“君臣之固”。然而，就在这内忧外患交迫之际，幕府佐属以张昭为首，地方将领则以周瑜为首迅速对孙权表态效忠。
张昭本人在淮泗有较高的名望，早在孙策时期便是幕府的长史，孙策也对其深敬，文武之事，一并委任，地位隆重。他在孙权继位后，又任孙权的长史，授任如前。在君位交替的艰难过渡期做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
上表汉室。即张昭为孙权表奏继承孙策的会稽太守，并拜讨虏将军。但按《志·吴主传》，表孙权继承会稽太守、拜讨虏将军的是曹操。这应该是张昭的表文送到许都让曹操获悉了江东孙策已死，孙权继位的局势，所以有因丧讨伐的想法，但由于张纮的谏阻（实际上曹操的现实情况也难以让他出兵江东），所以才有表孙权继承孙策。也就是说孙权的官职应是先由张昭的表奏获得了曹操的同意，再由曹操表奏献帝正式封官。
下移属城。孙策虽为会稽太守但却不在会稽，而是常驻于吴郡吴县。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中指出孙策是“志量犹在江淮上游”。后来孙策死前欲图徐州，改屯于吴郡丹徒（后来的京口）。孙策死，张昭辅佐孙权回吴，一方面是因内部的极不稳定需罢兵调整，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并未放弃自孙策时期对江淮上游的战略。
中外将校，各令奉职。《吴书》又载：“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因为孙策幕府郡府及其他方镇诸人尚未与孙权没有牢固的君臣之义，所以江东政权面临着主少国疑的焦虑状态。张昭率先“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又代表着孙权安抚中外将校以及宾旅寄寓之士（等同于州郡宾客，即诸郡府、幕府佐属）以稳定人心和局势，严畯、诸葛瑾、步骘、吕岱等淮北人及江东陆绩、朱桓、骆统等人都是在孙权继位之后就进入了孙权幕府。
孙策意外死亡，孙权临危受命之际，张昭作为孙策幕府的僚属之首，率先垂范辅佐孙权，使江东政权有惊无险地度过这艰难的过渡期。除张昭之外，周瑜由江夏将兵赴丧，以方镇的代表提供实质性武力支持；而张纮也在朝为孙权博得合法政治地位。佐属、方镇、朝廷，三个因素聚在一起合力化解了江东政权这场危机，而其中掌机要的张昭在这三个因素中是起着最主动关键的作用。
《志·董袭传》：“讨虏承基，大小用命，张昭秉众事，袭等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时也，万无所忧”，可见张昭在江东政权地位之重和作用之大。在建安五年孙权，以任侠与意气为纽带的江东联合体政权得以化险为夷，可以说，正是由以张昭为代表的佐属率先承认孙权的地位，表示拥护，再由中央到地方将这份捍卫联合体的自觉性延展，江东政权终得以维持和巩固。
（二）
建安十三年，一统中原、河北的曹操，将兵锋指向了荆州，继任刘表成为荆州牧的刘琮率众投降。刘琮之所以投降，是因为幕府与方镇都主张降曹而不是抗逆。按《后汉书·刘表传》，记载劝琮投降曹的人有东曹掾傅巽、章陵太守蒯越以及被囚禁的零陵太守韩嵩，此外后来在曹操抵达荆州后封赏的诸人又有里武陵太守刘先、治中邓羲等人。可知刘琮刚开始虽有抵抗之心，但是在内外交迫之下无奈降曹。因为荆州西接川蜀，东邻江东，刘琮的投降马上起了连锁的反应。益州刘璋连忙派使向曹操，而江东方面，孙贲已经畏于曹操势盛，欲遣子入质。
众所周知，张昭在此次危机的态度决然不同于建安五年，竟主张孙权应遣使委质，思想上是与其他诸侯幕府佐属一样，畏于势强，不认为江东政权有自保的实力。虽然张昭劝孙权的话语，我们是看不到，但我们可以从傅巽劝刘琮的话能看出当时士人普遍的政治意识：“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埶。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师之锋，必亡之道也……”，显然，以傅巽为首的在大多士人眼里，曹操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占有着绝对优势，是不可抗拒的。
张昭对鲁肃“汉室不可复兴”“建号帝王”等语，嫌其谦下不足而非之，正可见其政治意识上与傅巽有共通之处。然而，造化弄人，江东政权却偏偏有突破这层意识观念的方镇武将集团，试图抗拒这层巨大的浪涛，而且最终居然成功了。
方镇武将集团之所以要捍卫江东政权，除了对孙权有任侠、意气式忠诚之外，也与他们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第一节提到关于奉邑制产生时间问题争议，按《志·朱治传》：建安七年，权表治为吴郡太守，行扶义将军，割娄、由拳、无锡、毗陵为奉邑，置长吏。
这是最早叙述关于奉邑制具体时间的记载，此外与此大约的同时期记载授予奉邑的有蒋钦，具体时间不明确，但按蒋钦的资历与地位来看，不会比朱治早。那么奉邑制与前引的孙吴的县令长食其征赋有何区别？最明显的就是，奉邑范围不止一县，所以奉邑对象往往是郡守、都尉级，地位较高，如朱治、周瑜、程普、鲁肃、孙皎被赐奉邑四县，吕范三县，蒋钦、甘宁、吕蒙二县等；其次，在奉邑范围内，武将可以自置长吏。
所以县令长食其征赋并不能算是奉邑制，但奉邑制应就是在县令长食其征赋的基础上衍生出来，其目的就是在于通过利益的共享加强武将们的拥护。实际上，在奉邑制下，武将们虽与孙权无君臣之名、义，但确实对孙权的拥护确实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甘宁，虽然投奔江东时期稍晚，但孙权待之如旧臣，授兵、拜郡守、赐奉邑，甘宁也表现出了无比忠诚：“……吾（甘宁）值明主，但当输效力命，以报所天……”。
因为这种笼络手段，方镇武将们对捍卫江东政权也有极高的自觉性，显然这样的内部结构牢固性就大不同于其他诸侯。因此，赤壁之战，方镇武将们的主战声音盖过了以张昭为代表的幕府主降之声，戮力拒敌，捍卫这个联合体。张昭的政治意识在这次，则并非像建安五年那样领先于他人，反而是被武将们带动同化而突破思想上的局限性。
结语
关于孙吴政治的研究，先贤们往往以孙氏集团内部的淮泗人士与江东人士地域因素，以及政府与山越、宗部对立争夺劳动力的社会因素等方面来看待世袭领兵制、复客制的施行契机。先贤们的见解固然是有深刻的道理，而本文则另辟蹊径，试求从孙氏在建安年间职官名分的政治因素来探查世袭领兵制、复客制的施行契机。
并且通过这种军事、行政权力分散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政权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势力，君主的权力并非绝对凌驾于武将，而是通过与武将们共享利益而获得武将们的推崇与拥护，显示出一种任侠关系，孙权与诸将之间也表现出非官方化的意气相投式交往。正是靠这种团结之力在建安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里，江东政权虽然只有区区数郡，但却能屡屡击退曹操的入侵不是偶然。张昭在江东政权中据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孙氏之忠无可厚非，他在孙权继位之初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孙策嘱托。但他作为名士，自身怀有的政治意识反而局限了他捍卫这个政权的自觉性，幸而武将集团助他突破了这层障碍。黄初二年，当孙权忍辱负重向曹丕称臣，张昭、徐盛一并愤慨，魏使邢贞乃慨叹：“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