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和短视频的文化属性，该怎样定位？

按照文化研究的一种理解，日常生活方式也可以看作文化。因此，大众文化是值得深究的，从中可以发现许多事关人类存在的重要问题及其可能回答。当下已经进入网络时代或移动网络时代，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大众文化已然发生巨大改变，无名、被动的“大众”似乎已经消失了。在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短视频服务平台的共同作用下，直播和短视频是如今盛行一时的媒介景观。一个或数个摄像头早已成为智能手机的标配，通过这些数字化的眼睛，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向世界敞开。而通过手机屏幕，我们可以浏览那些愿意敞开自己的人的生活。在中国，快手、抖音已经成为新的媒介中心，它们摆脱了早期经常被舆论批评的状态，通过与传统媒体的广泛合作，已经名正言顺地成为每个人似乎都应该体验的新生活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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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直播和短视频的文化属性》

作者 |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　胡学峰

图片 | 网络

把日常生活当作文化来看待，并不表示对日常生活无批判的接受和认可。

以直播和短视频为代表的技术形态已经成为当下影响几乎所有人的文化形态。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分析它们的文化属性来加深对这种文化形态的理解。一种简单的做法是作出黑白分明的回答，说明这种文化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其1948年发表的经典文章《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中曾经很风趣地讨论过这个话题。在文章中，两位学者针对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广播、电视等媒介对人的影响作了仔细分析。很多人对大众媒介持有负面看法，认为经过艰苦的努力，人们的工作时长不断缩小，但是人们将辛辛苦苦争取到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呢？他们听广播、看电影。这个问题显然也可以在当下提出，不过答案换成了看直播和短视频。很多人都认为，经过艰苦斗争换来的休息时间应该被用来享受社会伟大的文化成果，比如读《红楼梦》而不是去看漂亮的网红跳千篇一律的舞蹈。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把这种情况比作初恋的小伙子为了追求心爱的姑娘，将省吃俭用买来的漂亮手镯送给她，结果姑娘却戴着手镯去和别人约会了。

对直播和短视频的很多批判性分析都预设了上述前提，即认为这种媒介使用方式无非是浪费时间。平台上大量庸俗不堪、毫无意义的内容只不过是为了博人一笑，或者通过卖弄色相、夸张表演来赢得关注，最终的目的无非是将流量变现，获取不菲的收益而已。即使平台上有一些优质的内容，能够体现出一些文化的价值，但是也早已被淹没在无聊的信息之中。

用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直言不讳的结论来概括，就是媒介“具有麻醉精神的消极功能”。沉浸于短视频和直播中的人们无暇考虑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时间的占用也使得他们不会参与任何有价值的社会行动。媒介的麻醉作用十分有效并且使人不知不觉。直播和短视频是一种视觉媒介，它是电视媒介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变形版。对电视的批判最猛烈的当数美国学者波兹曼，其书名就为“娱乐至死”。电视似乎已经是老媒介，但是对视觉媒介的批判似乎在今天也不过时。

互联网比广播电视更具有民主化的特征，它将技术简化为每个人都能容易使用的东西，使得每个人无论其阶级、职位或文化程度，都能够在平等的平台上享有发布信息的便捷权利。众生喧哗之中，上述对媒介影响所作的理性批判自身也遭到了批判。精英主义在网络上是不受欢迎的，反智主义倒是更加流行。那些号召通过权力的介入来抵制三俗、倡导高尚的人备受嘲讽。正如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分析的，通过强制手段来提高媒介的文化水准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并且规定媒介只能发布“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注定是一种无法施行的专制举措。那么，我们该如何给直播和短视频的文化属性来进行定位呢？

直播和短视频的文化属性显然不能用二元论的好或坏来定义，既然它已经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它就必然具有生活方式本身复杂的特性。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的生态有了很大变化，由自发状态逐渐向自觉状态发展。平台也更加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一些文化精英分子开始利用短视频和直播来传播有文化价值的内容。通过直播和短视频，很多人的确也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出路，活出了新价值。

因此，我们不妨依然采用文化研究的一种经典看法，将文化视作意义斗争的场域。直播和短视频这种媒介技术形态所构建的文化形态就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在有形无形的权力、追逐利益的资本和个人复杂欲望之间的互动场域。求知的求知，取乐的取乐，毕竟，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的乐观预见，是人的经验而不是媒介塑造了人的情感结构。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67期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