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武术—“身体之道”（下）
事实上，无论是八极、形意还是太极，都有同样一种借助外物来找劲的重要法门，就是练大杆子。大杆子长度在一丈左右，重逾四斤，采用整株的白腊木制成，富有弹性和韧性。在练习中首先要学会以脊椎之力将杆子抖动起来，形成共振。然后要学会利用杆子的劲带动身体出招。最后达到人杆合一的地步。这虽然是借助外物，却是不击打、破坏它，而是将他者化入自身，同样是求得整全性。在这种强度更大的整全性追求中，不但可以找到劲，而且事实上也练习了发劲。
当年杨澄甫闭关六年，主要就是通过练大杆子来找劲和发劲。尚云祥平生有三大绝技：大杆子、丹田腹打和半步崩拳，他的劲多半是在大杆子上成就的。神枪李书文更是在大杆子上下了一生的苦功。大杆子者，就是卸下了头的大枪。通过大杆子来练劲，被称为“枪劲入拳”，实际上还是身体的劲，只不过包含了发劲。清朝和民国时代北方的拳师开场授徒，别的兵器可以不摆，但拳场上定要立一根大杆子，是为“戳杆授徒”。这表明如果不通晓大杆子的练习法门，是没有资格传艺的。而站桩对脊椎的要求和重心的掌控，与骑马并无二致。鉴于国术的大兴始于明末清初之际，有人推断这是因为明朝许多将士被迫放下武器、遁入民间后，将战场上的技艺化入拳术，引导国术产生质的飞跃。还有人认为，形意就是枪法，八卦就是双刀。黄剑明曾言，太极真正打人的是“老三捶”，似乎与锤这种兵器有关系。这些判断虽然是建立在不完全事实之上，但国术与冷兵器时代沙场战技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深入探讨。
除了站桩和大杆子外，活步桩也是找劲的一个重要法门。各大拳种的活步桩千差万别，但不外乎在步伐和身形的变换中唤醒身体的良能。活步桩的好处是能够避免站桩的枯燥，而且更接近于实战状态。“自然门”以走矮裆步配合内外圈手作为基础，是练习该派武功必须闯过的关口。李书文为了学拳而往返南良、罗疃两地之间时，不是抖大杆子就是走活步桩。尚云祥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机会就溜鸡步、走槐虫步。李、尚二人，还有自然门第三代传人万籁声，都属于外向战斗型的高手。他们皆活泼好动，天性中蕴涵着强烈的攻击性，而这种练习方式符合他们的天性，也引导他们的天性往良性方向发展。活步桩不仅能找到劲，而且包含了近身的技巧。近身和发劲，乃是国术中“打法”的两大关窍。
按照一般的描叙，劲分为明劲、暗劲和化劲。但在实战中，有些号称拥有了暗劲和化劲的拳师却被打得头破血流。而那些通过实战成名的国术家则很少强调三者的区别。尚云祥晚年曾对其关门弟子李文彬说：我要是还有三十年阳寿，就再打它三十年刚劲（明劲）。李书文在动手时展示出的全是明劲，对手挨上非死即重伤。太极在练习时讲究松柔，但门中高手与人性命相搏时，往往就是几下狠捶，直接、暴烈，它的鞭手在实战中施展开来也是刚猛之极。这让人不得不质疑暗劲和化劲是否存在，或者是比明劲更高阶的劲。实则劲只有一种，都是在瞬间爆发的整力。明劲、暗劲和化劲只是在描述它们不同的表现形态。中长距离上步打人的全是明劲，在和缓状态中肌肤几乎相挨时突然发动的是暗劲，在无意识状态中一沾即发的属于化劲。明劲到了什么程度，暗劲和化劲也会到什么程度。凡是自称拥有暗劲和化劲却千方百计逃避实战的角色，都是功夫经不起追究的“套路家”，他们为武林的和谐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去僵求柔中将身体练得大松大软，是为化刚为柔。在大松大软中求得灵活自如的闪避起落和刚猛暴烈的发劲，是为柔极生刚。国术在这松与紧、柔与刚的精妙转换中体现出了身体的辩证法。它还有力地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命题。
国术家们很早就认识到整力的获得与身体的脊椎骨有密切关系。经过数代人的摸索，他们探明劲的生成和施用都是以脊椎骨为中心。这条骨被尊称为龙骨。龙的变化千姿百态，发劲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但皆万变不离其宗。将功夫与招式截然区分开来，违背了国术体用不二的根本特性。劲未发时为体，已发时为用。用时随机变化，自有招式。而将招式固定下来，让后学者孜孜以求，则为舍本逐末，偏离正道远矣。
自然门从来就是讲功不讲招，而在搏斗过程中自然生出千招万式，门中两代龙象杜心武、万籁声皆是横扫天下的实战型高手。李书文授徒，也是不重套路，以至于其关门弟子刘云樵一度怀疑师傅藏私。李书文的过继子李萼堂，在其晚年弟子黄剑明面前，甚至否定了“小手”（单招）的实战功用，只教站桩和发劲。王芗斋更是将这种做法完全明朗化，不但宣之于口，而且笔之于书。
有人认为李小龙离经叛道，实则他所创立的截拳道，正是要将练习者从套路的束缚中解救出来，跟李书文、杜心武、尚云祥、李萼堂、王芗斋、万籁声这些高手一脉相承。只是李小龙在练习中过多地依赖外物，甚至不惜以电流来刺激肌肉，严重破坏了身体的整全性。但即使不用电流刺激肌肉，他生命后期种种衰竭的迹象仍不可避免。李小龙视野开阔，天才横溢，也是真懂国术，他的三大绝技“寸劲拳、李三腿、双节棍”中的“寸劲拳”便是基于国术的发劲方法。但他没有得到敛劲入骨的传授，练而不养，功夫出得太早，体内能量没有形成良性循环，放而不收，往而不复，虽然饮用大量滋补品，但后期频频出现晕厥、乏力等症状，心志也受到严重影响，变得焦躁、沮丧、缺乏自信，以致回避香港拳击冠军刘大川的挑战。而正宗的国术家，即便是进入晚年，就算发劲不复如壮年时迅猛，也是神完气足、反应灵敏、心志坚毅，否则便是走偏了。
国术有如此长效，关键在于对“出功夫”的把握。功夫不能出来得太早，要与身体的承受力同步成长，否则便会伤身。据平江不肖生言，霍元甲英年早逝即与他手上功夫出来得太早而身体承受能力不足有关。李小龙则是晚近的显例。功夫重练，更重养，讲究慢工出细活，各方面均衡有序发展。
譬如熬制中药，药性能否完全出来，产生长效，在于时间，在于火候，在于“文火”和“武火”的交替使用。国术筑基之时，纯用“文火”，薛颠所言“桩功慢练入道”即是此意。至于什么时候用“武火”，需要师傅根据徒弟身体的变化来决定。这也是国术必须“身授”而无法从“秘籍”中学习的重要原因。国术和中医一样，皆是难以大面积推广的，强行为之，只能导致庸手遍地。高手皆是在另一位高手长期指导和训练下产生的。严肃认真的名家收徒，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此人能否有充足的时间追随自己。韩伯言当年因事必须回乡，尚云祥遂有中道而废之叹。在他眼中，韩伯言是能出大功夫的徒弟，但出大功夫的进程无法压缩，所以韩伯言只能止于“中成”，无法成为郭云深、李存义和尚云祥这样宗匠级的人物。
李小龙当年过早地离开叶问，是他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国术的重大损失。李小龙通晓西方哲学、中国道家和禅宗学说，“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属于理念正确。但在功夫这一范畴内，再正确的理念，必须以身体来逐步、完整地呈现。小龙已矣，国术尚存。即便是经过“套路大跃进”的摧残后又陷入商业狂潮的裹挟中，仍有人在体用不二、道术合一的正路上从容、淡定、稳健地行走着。就算没有奖金、没有荣誉，能够将身体一层一层打开，精神饱满，感觉敏锐，无忧无惧，临危不乱，并将这种状态保持至生命的终结，亦是一种最大的成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