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书仪：西太后时代的“内廷供奉”
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西太后批准升平署从北京的民间戏班中选择优秀的艺人进宫承差，为的是重建皇家剧团和演剧制度，她要彻底改变东太后时代宫廷演剧毫无色彩的局面。
选取优人进宫承差，并非始于西太后，从康熙时代开始，就有南方昆弋两腔技艺最卓著的乐人和伶人源源不断地选入皇宫，成为皇家剧团的成员。不过，西太后时代有所不同，一是选择的地域有异：西太后不喜欢昆弋两腔，事实上昆弋两腔在民间也已经过时，她喜欢当时在民间正走红的乱弹(指京剧，当时也叫“皮黄”)，而乱弹最优秀的演员都云集京城。二是这部分伶人的身份有变：以往选艺人进宫，为的是充实皇家剧团，伶人只要被选中，就成为皇家剧团的专职演员，与民间完全割断联系，一入皇门深似海，吃皇粮也就要一吃到死了。而西太后命升平署挑选伶人进宫当差，却是兼职的性质，他们虽然名在升平署的册籍，有吃俸米的待遇，宫中传差时随叫随到，但他们演完就出宫，平时仍然搭班唱戏，像其他的伶人一样。
信修明是在清光绪间作过司房管提纲的太监，他在《老太监的回忆》一书中谈到，由于“外边唱皮黄的名戏子进内承应供差，因以教习的名义，隶升平署吃钱粮俸米”，所以被称为“供奉”。由此可知在太监的概念中，“吃俸米”的技艺人就是“供俸”。光绪年间“夙值内廷”的乐师曹心泉，在《前清内廷演戏回忆录》中也谈到“时小福、孙恰云二君，初入内廷供奉未久”云云。可见，宫中确实是把被升平署选入宫中为皇家演戏的“吃俸米”的伶人叫做“内廷供奉”的。当然，清廷从未正式给予地位低微的伶人以“供奉”的头衔，这些“内廷供奉”在清宫档案中的名称一直是“外边学生”、“外学”或“教习”,但宫内如此称呼，官方也未禁止宫外俗间也就更乐得使用这种带有恭维意味的尊称了。
“外学”或“教习”的最初分别是：前者为演员，后者为教师，二者互不相兼。咸丰年间再度选艺人进宫，“学生”和“教习”就分得不那么清楚了，只要愿意留在内廷当差，吃俸米都是“食银二两，白米十口，公费制钱一串”，待遇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到了光绪九年，“再挑民籍，但与前不同者，自此以后，所挑进之伶工，悉数称为教习，除有传差之时，进入宫演戏而外，尚须传授内宫太监们戏艺”（周明泰《杨小楼评传》），就是说，有资格被选进宫的伶人，原则上一身二任，名为“教习”也是“演员”。但让谁去传授戏艺，还要等待西太后的挑选、诏命。被选中的，都会把到宫中授艺看成是不可多得的荣耀。
“内廷供奉”这一称呼很有渊源并非是清代宫监们的杜撰。从唐代开始宫廷内就设有以某种技艺侍奉帝王的职位，文词经学之士称“供奉”，医卜技术之流称“待诏”，“供奉”和“待诏”原本也不是名词，“供奉”原是特指贡献给帝王，或以技艺姿色侍奉帝王，后来就成为这一类人的职官名，唐玄宗时有“翰林供奉”，宋代的武职阶官、宦官阶官都有“供奉”一职。“待诏”的意思是等待诏命，汉代时就有待诏金马门，备顾问的职位，唐代先有“翰林待诏”，负责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等事，唐玄宗时改叫“翰林供奉”，专备应制，在职宫名称上把文学之士和医卜技术之流的“医待诏”、“画待诏”区分开来，尽管他们的职责都是供职于内廷别院，以待诏命、以备顾问，以他们的专业知识为皇帝服务。《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中，民间已经有尊称装裱字画和雕刻玉器的艺人为“待诏”的习俗。清代南书房行走为“内廷供奉”，是职宫名称。同时也有人以技艺所长被招入内廷侍奉帝王。《清朝野史大观》卷一就有“光绪时，慈圣志存颐养，命挑选能书画琴棋之妇人，入内供奉。又留心民事，命浙省织造，选进能蚕织妇人数名入内，以供顾问……入内供奉”的记载。宫中可能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供奉内廷”的艺人称为“内廷供奉”。而真正的品宫“内廷供奉”反而被叫做南书房行走了。
据齐如山《戏界小掌故》记载,晚清京城戏园子都给御史衙门、内务府、升平署留有“官座”,升平署的专职人员可以很方便地长年看戏、挑人。据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民籍学生年表”所列光绪间历年被升平署挑选进宫的“供奉”人数如下：光绪九年20人，十年(1884年）1人，十一年（1885年）1人，十二年（1886年）6人，十四年（1888年）2人，十六年（1890年）4人，十七年（1891年）3人，十八年（1892年）4人，二十一年（1895年）6人，二十六年（1900年）3人，二十八年（1902年）6人，三十年（1904年）14人，三十二年（1906年）1人，三十三年(1907年）6人，三十四年（1908年）1人。其中包括我们今天还可以略知一二的名伶,如:乔蕙兰、穆长寿、孙菊仙、时小福、杨月楼、王桂花、谭鑫培、陈德林、于庄儿、相九箫、王长林、汪桂芬、王瑶卿、龚云普、杨小楼、王凤卿等等。
这26年间，民间当红名伶成为“内廷供奉”的共有78人。从入选的具体名单上看，可以说，民间名班的伶人成熟一个，升平署就选入一个。在俗间商业竞争中“能叫座”的当红伶人，几乎悉数成为了“内廷供奉”。看来，内廷选择的标准已经与民间的标准取得了一致，或者较为确切地说，是民间演艺的走向也已为宫廷所接受。
西太后对于”内廷供奉“的报酬方式，也与南府时代有根本的不同。
南府时代专职教戏的“教习”，月银是四至四两五。而演员在身份上是皇上的奴仆他们从江南被选进宫之后生活上得到优厚而周到的照管却没有俸银和赏金。在皇家看来他们演戏演得好是本分演不好应当受到责罚。皇帝即使有赏赐也就是用点实物“意思意思”而已。这种制度一直继续到嘉庆时期。比如嘉庆十一年（1806年）四月二十九日演戏之后档案记有“上赏”的内容：
安庆：宫扇一把；柴进忠：夏布手巾一条；福成、贾进喜：每名手巾一条、香串一串；黑子：纱袍一件、香串一串；刘德：深色葛一件、香串一串；贾德魁：深色葛一匹。
如果真有受到特别赏识的艺人，皇帝会以“品官”作为重赏。直到嘉庆朝，南府中还有八品、七品乃至六品的“官职学生”，享受着有“顶戴”的待遇。
道光以后，宫中不再以“顶戴”作为对伶人的赏赐，对演剧的赏罚也更多地用银钱来体现。出了错，扣月银加打板子是常事；演得皇上高兴，也有赏钱。道光五年（1825年）演完《升平宝筏》后，全体人员得赏银200两。《升平宝筏》是大戏,10本24出，唱下来少说也要十天半月，算得出的有关人员也有400多人(教习4名，管理人员47名，上场人内学94名，外学152名，杂务人员115名)。400多人分200两银子，虽然这赏赐不是扇子、手巾之类，也还只是“意思意思”。
咸丰十一年（1861年）赏金渐涨。升平署有档案记载，本年正月初一演的开场喜庆戏《膺受多福》和《岁发四时》，扮演福星的演员得到一两重的银锞3个，40名钟馗每人1个（这一赏赐也许是道光时代留下的旧例）。当年四月十八日,升平署240人得到赏金720两，每人3两。“艺人们每次戏后每名大都得到五钱、一两，最多一两五钱银子。初七日（七月）演出《群英会》等戏后，武丑陈九儿一次得到五两赏银，为在热河唱戏的最高等级。”这一时期的赏金基本上是平均分配，高赏和低赏相差也不悬殊，偶尔有个别人得到特赏，也是不常见的特例。宫廷演剧从无赏到有赏，从赏物到赏金，应当是与演剧者的身份变化有关。从皇家剧团的自家奴才逐渐变成外边戏班自由职业的民间艺人，皇家也有报酬考量上的斟酌和应变。
到了西太后时代，赏金的发放逐年攀升，分配的档次也逐渐拉开。光绪九年“重新召入民间艺人之初，演出的最高赏银在八两左右”，到了光绪三十四年，“谭鑫培、侯俊山等主演一场戏后曾多次拿到60两银子的赏金”。同是“内廷供奉”，西太后的赏金已是三六九等。第一档案馆今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赏单”上，记录了一次宫中的赏金份额：“外边教习”共33人，赏646两，平均每人不到20两。而得赏30两的有13人：孙怡云、侯俊山、王桂花、李燕云、李连重、谭金培（谭鑫培）、于庄儿、余玉琴、陈德林、时小福、孙菊仙、杨永元、相九箫、罗寿山，最少的6 两仅王长林1人。
这种划档分配赏金的做法，既有对技艺的鼓励，也有西太后显示她作为帝王的支配和威权的欲望。据曹心泉叙述王长林不得宠的原因:“长林因演《一疋布》,对旦角说:‘这疋布你先搁着吧!你知道阴七阳八吗？你们娘们饿七天就死，咱们爷们饿八天也死不了。等你死后，我把这疋布卖掉，爱吃什么吃什么。’太后闻此怫然，谓:‘你们男人就这样尊贵吗，老不给你赏,看你吃什么。’”
看来，西太后还有点当今“女权主义者”的味道。因为这个原因，王长林常常没有赏，即使有也是末赏。然而王长林又不被革出宫外，因为他是武行、丑行中最好的配角，扶持红花的绿叶。他是谭鑫培不可或缺的搭档：演《庆顶珠》，谭的萧恩，他的大教师；演《樊城昭关》，谭的伍子胥，他的下书人；演《乌盆记》，谭的刘世昌，他的赵大；演《御碑亭》，谭的王有道，他的孟得禄。王长林后来又是杨小楼“离不开的臂膀”，杨小楼打把子特别快，王长林能配合得恰到好处。所以他自己也很感叹，常和同样不得脸的李永泉说：“人家杨小楼，到宫里来演戏，如同小儿住姥姥家一个样，我们两个人来演戏，仿佛来打刑部官司的犯人一样。”不过，王长林毕竟是个别的特例，绝大多数“供奉”们的赏金与演艺之间，还是比较匹配的。到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颐乐殿承应之后，“赏外学等一百一名、银一千五百二十两”(《恩赏日记档》），每人平均150两，比光绪二十三年年（1897年）又翻上去7.5倍。
特赏是西太后专为顶尖的和会讨好的伶人特设的。光绪十六年，三庆班主兼台柱杨月楼在例赏之外又得到西太后“银二十两，药四匣”（《恩赏日记档》）。这在当时是一种格外的“恩典”。传说光绪某年，西太后生日时传戏，谭鑫培“误时，数传未至”，西太后问他为什么迟到，他说：
“为黄粱扰，致失觉，儿女辈不敢以时刻呼唤，遂冒死罪。”西太后听完，说：“渠齐家有方，着赏银百两为治家者劝云。”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陆华云、陈德林、王瑶卿进切末赏银二百两”（《恩赏日记档》），这三个人也是西太后钟爱的演员。西太后以种种有名目和没名目的“特赏”，对“内廷供奉”中的佼佼者表示宠眷和奖掖。这种越来越高的特赏，不仅买到艺人的技艺，也买动了他们的心。
看一下奖励分档的情况，可以得知，西太后的评价和民间戏剧界对伶人的褒贬，没有太大的出入。在民间走红的名伶，在宫中常常也最受青睐。民间的审美观和艺术风尚，以及在这时日趋强烈的捧角追星的风气看来已入侵宫廷。
宫中的月俸自咸丰十年被定为“食银二两、白米十口、公费制钱一吊”以后一直到光绪年间都变化不大。光绪后期西太后对她喜爱的名伶也偶尔增加月俸就像给品宫增加俸禄一样。然而“加银一两”，“加银五钱”，相对于赏金来说，更多地则是表现了一种荣誉。光绪三十年，升平署奉旨指定内廷供奉中的个别艺人分行负责监管演出，并提高他们的薪俸：“周如奎、张长保是有武行之戏着二人专管每人加添二两钱粮米，是有武旦之戏着于庄儿专管，加添二两钱粮米；梆子文武着侯俊山专管，加添二两钱粮米；文旦之戏着陈德林专管加添二两钱粮米。”这也是按劳付酬的意思。“白米十口”是实惠的东西，一家人的口粮都有了，但对人选为供奉的艺人来说，赏金才是大宗的收入。
皇家给予的荣誉和实惠对伶人来说当然是重要的。在民间演剧界的地位，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的身份和价值，但宫廷的承认更犹如锦上添花。在晚清的名伶圈子里，都把能够被挑选入宫，看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有资格被升平署选中，进入皇家剧团的名册，标志着伶人在民间演剧的成功,而能在皇宫登台献艺,也被伶人看做是极大的光荣。齐如山在《陈德林是一个划时代的角色》中曾经叙述过他进宫之初的感受:“……在宫中第一次演戏,是同孙菊仙、穆凤山二人合演《二进宫》，那时孙菊仙正是气足声洪的时候，穆凤山是大名鼎鼎，德林的嗓音刚回来年月不久，也是正好听的时候，西太后大乐，很夸奖这出说孙某（指孙菊仙）这出戏比金福好（指谭鑫培），德林刚出马也还配得上。西太后说完之后回宫，后台诸人一齐给德林道喜，说这是百年不遇的事情，刚挑上差使，头一次演戏，就蒙佛爷（指西太后）指名夸奖，是以往没有的。德林当然也非常得意，他曾说：回家来几乎三夜没睡好觉。因为在宫中当差的名角都知道了这件事，回家来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都来探询。家中人也都问是怎么个情形，于是闹得家中人来人往，热闹了好几天。他自己一想，头一次虽然得了好，以后更得小心，从此便害起怕来。幸而以后接续演了几次都没出毛病，才放了心。由此一来，不但宫中得了面子，连外边搭班也容易多了。这个班也来约，那个班也来请，从此便发达起来……”谭鑫培得到西太后的赏识，“各王府宅门对于谭都要另眼看待”。各府家中演堂会时，一定有谭鑫培的戏，报酬优厚，大家都捧他。因此，天性骄傲的谭鑫培对西太后始终心怀感念。
当时，有着“内廷供奉”身份的名伶在人生的舞台上也演出了不少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些故事由于与达官显贵或政治背景有关而具有特别的传播力和生命力诸如：
光绪戊申年，项城五十寿辰，府中指定招待来宾四人，即那桐、铁良、张允言、傅兰泰也。是日集各班演戏必有戏提调以指挥诸伶。任之者那桐最称职，戏谓谭曰：今日宫保寿筵（诞？） 君能连唱两出为我辈增色乎？谭不欲，曰：除非中堂为我请安耳。那桐大喜，乃屈一膝向谭曰：老板赏脸。谭无奈何，是日竟演四出。群称那中堂具有能耐，会办事。
光绪戊申（三十四年），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那桐也是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举人出身，内阁学士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好生了得的人物。谭鑫培倚仗自己是西太后的红人，又觉得他怎么也不会肯向一个戏子下跪，才故意叫板，没想到那桐这个大戏迷，太喜欢“戏提调”这个差事了，热衷于在宫监、名伶间周旋，把向名伶屈膝请安压根儿就没当回事，结果在这次堂会上，老谭破例连唱四出，不仅袁世凯高兴，周围人也称赞那桐。由于是半开玩笑，那桐没被看作是丢脸。“内廷供奉”老谭虽然吃了亏，但却赚足了面子。
民国四年，洪宪议起，袁项城寿辰，置广宴演剧，尽招在京有名伶官入南海供奉，孙菊仙、谭鑫培不至。九门提督江朝宗，亲率城厢驻兵挟持而行。鑫培沿途大笑……演毕鑫培不辞而去。
……
群下欲取悦主上，乃取《国贼孙文》一书，谱为《新安天会》，先生化为猴，克强化为猪，李烈钧化为狗，皆此一出中之奇谈也。(欲)排演成，于项城生日大开寿筵以取悦，先逼谭鑫培为《新安天会》主角，鑫培严拒，次逼孙菊仙为主角，菊仙又严拒，三延刘鸿声为主角，鸿声允之……寿戏演毕,人赐银元二百元。孙菊仙云：我自内廷供奉老佛爷以来,眼中只见过银两，并未见过银元，“我做皇帝赏你两百银元”真是程咬金坐瓦冈寨，大叫一声，大风到了，暴发富小子不值一笑。乃将二百银元沿途漏落，至新华门而二百元尽矣。
民国四年已是袁世凯称帝的前夕，每个时代以拍马为业的“群下”，都总有惊人的创造力。《新安天会》更像是活报剧，其中的孙中山化为猴，黄克强变成猪，当然为的是取悦于袁世凯。狗仗人势的“群下”，误以为伶人原可以任意差遣，没想到老谭和孙菊仙都不买帐。在老谭和孙菊仙看来，以前你袁世凯叫堂会，我们得去唱，那是买卖，如今你想去坐那把龙椅，也想要“传差”？堂堂“内廷供奉”，是吃过老佛爷钱粮俸米的，虽然不说什么不事二主，也不能为了几个钱让世人唾骂，所以才“招”而不至。结果，伶人当然还是拗不过九门提督江朝宗，戏还是唱了。“赏钱”却不稀罕——老谭演毕不辞而别，孙菊仙在回家的路上，把银元从车缝里都扔了。老谭和孙菊仙敢拒绝当权者，敢有一点志气，还沾着一点政治倾向，这是他们作为前清“内廷供奉”的特权，刘鸿声就不敢。当然，也许是不愿。
“内廷供奉”在艺人的叙述传递中成为一个神话，直到清朝灭亡之后，还残存在伶人的记忆中。1922年，溥仪大婚，升平署“传戏”，吃钱粮的“老供奉陈德林、王瑶卿、王凤卿、龚云甫、李素云、杨小楼、余玉琴”等欣然前往，新传名伶“尚小云、贯大元、余叔岩、小翠花、郝寿臣、俞振廷、周瑞安、五龄童、谭小培、盖叫天、九阵风”，也无人托故请假。即使余叔岩正“便血病大发”，也扶病登台，怕是“如不去，外间必疑为传戏无份，于名誉有关”。更有甚者，王又宸、王惠芳、林颦卿3人“本来内廷不要，后经托人多方运动，始勉强达到目的”。皇室已亡,伶人尚如此珍视“内廷供奉”的头衔，想方设法要沾一沾“朝阳日影”，足见其影响的深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