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会宁土高卫生院本原 || 作者 王卫邦


当年会宁土高卫生院本原
作者  ‖  王卫邦
作者王卫邦大夫近照
王卫邦,内科副主任医师,曾在会宁土高乡卫生院和会宁红旗山煤矿工作,后在靖煤总医院任内科主任和医务处主任多年。退休后被平川济民医院聘任为住院部主任。曾在医学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喜欢写治病心得和随笔。

作者前期文字链接:

《初到会宁土高卫生院》

会宁县是全国最贫困县之一,土高公社又是会宁县的边远山区,距离会宁县城有二百多里路,纯属山区。山大沟深,是一片荒凉的黄土地,只有住人的庄子,能看见有些树和种庄稼的地是绿的,其余百分之八十的都是光秃秃的黄土,纯属荒凉的山区。一个个住人的村子,相隔甚远。交通不便,全乡没有公路,都是些自然形成的羊肠小道和盘山的小路。这些山地土路,大坑小坑接连不断。干旱少雨,完全是靠天吃饭,人畜饮水也十分困难。庄稼歉收,不但吃粮困难,连田地里产的麦草也不多。这就给靠柴草做饭取暖的农民,再加困难,就只得铲草皮。天不下雨,地上草少,冬天农闲时,还得到十多里外的山上,去刨苦死的黑柴墩子,背回来做饭取暖。农民生活的艰辛,就可想而知。再听听几个大队的名字,便可知那里的偏辟。如狼儿子沟,野狐泉,野鸡塬,老虎大牛岔,一听到这些地名,就好像走进了番邦地带。

卫生院建在原地主家的一个打麦场上,西面靠原地主家的堡墙,北面和东面都是庄稼地,南面门前是一个大深坑,坑内有几棵白杨树和榆树。只有孤独的四间土坯瓦房,虽然房子少,但院子大,占地面积大约有5亩之多。

我来这里之前,人员有近10人,只有盛发海大夫是从部队退伍的卫生员,其余都是自带口粮的集体人员。以前把兽医站和卫生院合并在一起,我去之前,卫生院和兽医站又分了家。公社成立了加工厂,占去了原兽医站的院子和窑房。兽医站原搬回了公社加工厂的一间窑房里。兽医站把它的中药柜也搬走了,卫生院就没有中药柜,中药只好用纸包、纸箱装。

我去不久,由于卫生院收入困难,无法给集体人员兑现工资,几个集体人员也就回家了。又来了兰州中医学校毕业的陈世龙,卫生院只有盛发海医生、陈世龙医生和我三人拿国家发的工资,其余是集体人员,中医大夫是赵连壁,院长是陈得万,会计是曹世全,药房由陈世龙主管。后来,陈世龙调到白宝铁路去了,公社将活学活用毛主席的积极分子张维英调来抓药。

集体人员由卫生院发工资,每月27元。集体人员的口粮自带,每天以干馍和炒面为主,菜也是从家里带。盛和陈的工资是37元,我的工资是63.5元。后来集体人员的工资也发不出,院长和赵大夫,也就回家了。

公社里有食堂,吃菜以土豆为主,很少有其它新鲜蔬菜,吃的主粮少,杂粮多。杂粮主要是玉米面,最好的杂粮是黄米,但不多。主粮麦面占不到三分之一。只有在公社开会时才可以吃上羊肉,一个大羯羊7元钱,一个羊羔子2元钱。那个时候,一个鸡蛋2分钱,一个大公鸡0.5元,虽然便宜,但还是很少吃。我们拿国家工资的三人,是国家干部,买饭票在公社食堂吃饭,开水由公社食堂供给。

卫生院总共有四间土瓦房。药房、库房、会计房、住宿房各占一间。我们住的一间房子,是几张床并在一起的通铺,谁出诊不在,就把谁的铺盖卷起,让回来的人住。后来卫生局给了一个产床,放在药房里,我和陈世龙大夫同住在了药房里,我睡在产床上。

中西药盘点,只有三千多元,这还是零售价。主要是中药,西药不到五十种,主要是些解热镇痛及维生素之类。医疗器械只有体温计、听诊器,连血压计也没有。没有中药柜,中药都是用纸包,小布袋和纸箱子装,比旧社会私人诊所还可怜。在这样的条件下看病,唯有一靠脑,二靠手,三靠腿。靠脑,就是动脑筋,想办法,反正得把病看。靠手,就是望、触、叩、听,多检查。还得用针灸,拔火罐等。靠腿,就是跑路看病。那个时候,看病都是把医生请到病人家中去看,病人不会到卫生院来,一来路远,二来,卫生院也没有房子住。所以,习惯把医生请到家中。

大夫出门都是背着一个出诊箱,手拿打狗棍,靠跑路看病。大夫一去,东村叫去,西村又叫去,就这样,走东家串西家,常常是一夜跑几个村子。每到一个村子里,好多人都来看病。农村的房子小,室内站不下,病人就站在门外等。有时候还没有看完,又一个村子人来请医生,说谁家病很重,没有看完又走了。在农村看病,我是一身兼三职,即医生、护师和陪员。看了病,还要打针、输液,晚上还要住在病人家,当陪员。

医生背着出诊箱,里面装有听诊器、输液器、煮针合、注射器、各种药、拔牙钳、消毒缝合包、针灸针等等,满满一箱子,反正也不轻。有时还提个布袋子,拿上几瓶液体。按照病家说的病情,得尽量能多带些药。因为路途都比较远,看了病,让家属再回到卫生院取药,一去就是几个小时,这样就耽误病情。

我们在群众家吃饭,都要掏饭钱,每顿饭钱是0.25元,半斤粮票。医生是贵客,吃的肯定好些,吃的再好,还是付那些钱。这是对干部的规定,我虽然是医生也不例外。有个别特别困难的家庭,欠几毛钱药钱,我就垫上。那里老百姓还是憨厚、诚实、热情,人情味浓厚。农民虽说穿的烂,身上赃,但心底非常善良。我吃过饭,给饭钱,谁都不收。我讲:这是公社的规定,是党的政策,谁也不能例外。老乡说:医生看病掏饭钱,朝朝代代没有听过。

医生看病,都是按国家规定收费,只收药品费和一些材料费,没有什么的诊断费、治疗费、注射费等。输液用的是橡皮玻璃管接上针头,在谁家输液,就在谁家煮沸消毒。打针用的是玻璃注射器,都是临时煮沸消毒,因为不容易耗损,所以就不收费。医生只是考虑如何把病人的病看好,从不考虑赚钱不赚钱。

那个时候讲的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红军精神。干部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在群众家里吃饭,都得掏饭钱。公社机关开生活会的时候,各人都要汇报近来的工作,在群众家里吃饭给饭钱了没有。一个公社,干部不到十个人,一个党委书记,公社主任2—3个,其中有一个是武装干部,妇女干部一人,团干部一人,公社秘书一人,其他干部2—3人。干部经常下乡,一下乡就是几天也不回来,公社经常只留秘书一人值班。晚上干部回来,说到谁家有病,让我去看一下。第二天,我背上保健箱,就得找上门去看病。上门看病,没有人陪伴,独自一人,就怕狗和狼。因为家家都养狗,而且养的都是大狗。生人一到村子里,就来一群狗。这时,就得等着大声喊人,等人来了,把狗赶走,才把我领到家中。

后来我向卫生局要了一个高压消毒锅,做些小手术,如包皮手术,脓肿的切开,男女结扎手术等等,可以消毒手术器材。出诊箱经常装着几付消毒手术包,消毒手套。消毒用的是棉球,是把棉球装在小药瓶内,再倒上酒精备用。那个时候,没有碘伏和其他的外用消毒药。在病人家中做个小手术,如孩子患腮腺炎,引起的颌下脓肿,必须切开引流,放引流条,换敷料,得跑几次。

那个时候出门怕狼,山大沟深,狼很多。早晨起床,能发现卫生院的院子里有狼粪。我出门拿着一条荨条棍子,一头装上铁苗头,这“武器”虽说没有真正使用过,但带着它心里就踏实多了,胆子也就大了。我近距离的和狼有过多次见面,大约就是二三十米远,还在沟底里,不见一个人影,谁能不害怕呢。公社妇女干部贠玉湖,下乡在回公社的途中,走在沟里,遇见一只狼跟在后面,吓坏了。走到了村子,一进门,一下扑在老太太怀里,抱住老太太,号啕大哭,连连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我初到卫生院的那几年,土高山的石羊也多,还有七八个成群的。那个时候大队有枪,后来都打完了,有的跑了,也不见了。红湾人胆子大,经常有人从狼洞里抓住狼和狼儿子游街。狼晚上就会进到村子里,在羊圈咬羊也是常有的事。红湾村,杨凤歧家养羊,天亮发现自家的大洋狗和一个母狼在房后耍,这就是引狼入室。这些让人听了,总是有些害怕。尤其一个人走在山沟里,总是不由人有些心跳,担心狼会突然出来。山路都是弯弯曲曲,路途较长,有时为了尽快到病人家,选择走捷径。捷路不好走,一害怕从山上滚下去,二怕脚下踩到蛇。山上的枯萎柴草多,但遍山都是老鼠洞,蛇也多,一路上就担心脚下踩到蛇。晚上睡觉,经常做噩梦,不是梦到踩到了蛇,就是梦见了几只狼而吓醒。

那个时候,搞计划生育说男女都一样。我开玩笑说:男女怎么能一样?女同志见了一群狗,见了狼,吓的你恐怕只会叫妈妈。一个男人,夜间拿一条棍,翻山爬沟来卫生院请医生,女同志敢么?这虽是我开玩笑的话,但对于纯女户,我再三想过,山区的劳动强度大,没有男人,务庄稼的困难不小。所以在搞计划生育中,对那些纯女户,我没有搞过结扎。讲是讲,宣传是宣传,但对待具体人,只有动员带节育环,拉开生孩子的间距。公社把计划生育的任务交给了我,全公社一年的任务是只能生14个孩子,不能超生一个。不管怎样,我也做到了。

医生在农村看病,什么病都得看,传染病、妇科病、外科病等等,都得看。危重病人还得住在病人家中,守着看。条件再差,还得守着看。医生不穿白大褂,也不带白帽子,就是口罩也很少带。县上医生来,也不穿白大褂和带白帽子。一来觉得别扭,二来群众看不惯。只有在做手术时,才戴口罩,但还是不穿白大褂。

一个大学生说那个病不会看,就成了笑话。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什么病都学过,所以,什么病都得看,这才是真正的全科医生。没有化验检查设备,病照样看。

后来调来了几名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病家来请医生看病,我考虑病不严重,是一般病,我就让他们去看。我考虑病情比较重,是疑难病和危重病,我主动去看,或者和他们一同去看。但也有疏忽的时候,有一次,杨沟坪的一个产妇生孩子,我因为忙,让女大学生去看。她去了,一看,病情比较严重,她处理不了,才接我去看,我去了不久病人就过世了。老娘婆不会处理,还一顿的乱挖,耽误的时间太长,造成了那样的后果。我在土高的那些年代,我看病没有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也没有因为处理不当,发生了意外,就只有这件事,使我一直感到很忏悔。

我在土高的那些年代,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说看病。工作上的是是非非,避免不了,只是说说而已,从不小题大做,所以大家在一起,都感到亲切。我在的那些年代,在工作中,也有个别人爱给别人找叉子,向领导反映一些不切实际的问题,只要提到会上,我就表示我的看法,坚持原则。这一点,大家评论,说我坚持正义,不怕得罪人。

我到土高卫生院时,我还是患有肝炎,是在学校患的,就一直没有好,转氨酶就一直在300单位以上,一直带病工作,我给谁也没有说过。群众的病,都比我的病重,说也无用。

在土高卫生院,每年一次的征兵体检,我都参加,而且是主检。主检是全面负责体检,对外科、内科、眼科、五官科等检查的结果,都要下合格或不合格的结论。体检对心脏的检查,要求更严,必须由我来认定,我去过会宁县的大部分公社。

那个时候对征兵体检要求比较严,要保证送到部队去的兵员,都必须身体健康,不能因在部队身体复查不合格而退回。如果退回,要追究责任。因为每个人体检完,合格或不合格,都要主检签字,所以主检的责任更大 。那个时候大家都争着当兵,为了体检合格,想出各种办法来隐瞒病情。血压高、心率快,吃安眠药的,吃降血压药的,有隐瞒病情不说的等等。我荣幸,十多年,没有退回一个兵。像我们这些大学生医生,那时在全县也不过十来个人,都是全县医疗卫生战线上的骨干。好多乡卫生院还都没有,对我们这些人县乡领导都很关心,群众都很尊重。在那个时候,虽然担子重,责任大,一天总是忙忙碌碌,但人的心情是舒畅的,大家都能和睦相处。现在回忆起来,是我一生最开心的年代。总结人的一生,融入社会就是欢乐,离开群众是孤燕。

细细回想,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你要适应那个生活环境,就得动脑筋,想办法改变环境,不能怨天尤人。生活条件艰苦的地方,人的疾病就更多。虽然我们在大学,学了不少医学知识,但在复杂的疾病面前,还是显得十分不足,往往是束手无策。在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什么检查设备,在疾病的诊断上,问题不大,因为对一般疾病的那些辅助检查,我们在学校都学过,也基本上都掌握了。在医院的实习中,也都见过具体病人,如何诊断疾病,老师讲的比较多,特别是强调一个病的体征检查,比较重视,这个基本功的基础还是有的。没有辅助检查,诊断疾病,就全靠问病史,查体征,靠物理检查,分析病情,做出诊断。但在治疗上,就特别的困难,主要是缺乏药品和一些必要的治病工具。我在土高卫生院时所干的好多事,都是逼出来的。所以,我的感受,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越能考验人。一个人的本事大小,在社会的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离开了社会实践去谈论,就成了夸夸其谈,画家的妈会说不会画。

毛主席说过,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我也深深感到,尽管我是个大学生,但放在农村,显得十分渺小,不懂不会的事太多,除了看病,事事都得从头学起,总是感到在学校学的太少。

打个碗片剖腹产

我1968年刚来到土高卫生院时,那个时候全国赞扬赤脚医生,掀起了全国学习赤脚医生的热潮。

会宁县头寨乡吕发珍,男大夫,他是部队上退伍的卫生员,在头寨乡当医生 。遇见一个难产妇人,生不下孩子,疼的妇人大喊大叫,如发疯似的,给吕大夫说:你拿个菜刀割开,把这个催命鬼你给我取出来,疼死我了。吕大夫就把一个碗打碎,拿一个小碗片,给这个产妇做了剖腹产,把孩子取了出来,孩子得救了。但没有准备缝合线,用麻檐子(就是地里种的刨皮用的麻杆子的皮)缝合,但一拉,麻檐子就断了。实在没有办法,就把脸盘子扣在产妇的肚子上,送到靖远县医院做了手术,大人也得救了。这一传闻,引起了全县的轰动,有褒有贬。

这一事例,就说明60年代前,农村群众看病确实的困难,农村哪有个学过医学的医生。在那种情况下,就可想当时病人疼痛的程度,并非一般。事后分析,多考虑是横位难产,这样的难产也会死人。所以说,这个医生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在那个时候的议论中,我当时的看法,也是这样,赞扬这种精神,批判那种治法。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刚从学校毕业,对社会不太了解。后来在农村经过几年的看病实践,我的认识观点就改变了,尽管吕的做法粗鲁,但难产也会死人。病人在疼痛无法忍耐的情况下,也会选择自杀等。

所以,我说,评论一件事,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现实去评论。

附:我为什么能分配到会宁县

当时的分配程序是:兰州医学院先将我分配到定西地区,再由定西地区来人向各个县分配。我填报的志愿是靖远县,一般都是回原籍工作。当时靖远县有六个名额,但本县学生只有马玉刚、彭慧兰和我三人,按理我应该是回靖远县的。但是定西地区组织部负责分配工作的人叫温寒发,他看了看我的档案以后,在会上突然宣布说:“共产党员带头到艰苦的地方去”。这一宣布,我和大家都感到惊讶,共产党员只有王卫邦一人呀!大家都往我脸上看,就这样,一盆凉水就泼在了我的头上。大家都认为我犯了什么错误,不然为什么不按所报的志愿分配。共产党员带头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无非议。但分配还有原则,不然,填报志愿干什么。再如果靖远县的学生多,共产党员带头去艰苦的地方去,这也是理所当然。

我不是嫌会宁县的贫穷,确实是因为家庭特殊,我父亲解放前在县城学校当老师时,受到惊吓,患上了精神病。家庭主要劳动力靠我哥哥,我哥哥身体瘦弱,大家叫他“二分人”,他又多病,有气管炎,经常咳嗽,还有多年的胃病。能供我上学,就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等到我大学毕业,能给家中帮一把力,结果不能如愿,给谁也难以接受。到了会宁县土高乡,我才知道,温是在文革中批斗我妻兄的“红卫兵积极分子”。

原因是这样,我妻兄李毓奇文革时期在定西地区组织部工作,我在入党申请书的“社会关系栏目”中,如实填写妻兄李毓奇在定西地区组织部工作,参加过“国民党”,在入党申请书上如实填写自己的社会关系,是完全应该的。谁知,这一句话,却成了“造反派”抓住的把柄。我远离家乡,去了会宁县土高乡卫生院,这里属于贫困山区交通十分不便,要回家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了,那时的乡间道路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还十分狭窄,豺狼经常出没,村子里的野狗到处窜悠,更别说信息了,没有电话,唯有书信往来,从老家瓜园寄一份信少说也得一个半月才能收到。父亲病重期间,作为儿子的我不能床前尽孝,一个大夫儿子不能及时回家医治病重的父亲,留给我的是终身遗憾。三个月的幼儿得病,无法得到医生父亲的救治,而不幸夭折,造成了我的巨大伤痛。这样的人生悲剧,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温在政府的组织部门工作,是国家干部,你和我从不相识,你拿国家的大学生分配政策,对我这个当时分配大学生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发泄你的私愤,你能做出这样不讲原则的事,我看你兔子尾巴长不了。我重提这些,拿出这些反面教材,希望有权人做事,不能丢掉党性原则。更不能以公报私仇。按党的政策办事,办事讲公道,讲原则。这是共产党人办事的一贯宗旨。

回想起毛主席时代,有好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现在有些人把责任归结到毛主席身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品质和能力低下的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只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一手。

落脚到土高乡卫生院,简陋的卫生院、条件的困难、生活的艰辛我从来都不嫌弃。这不但没有压倒我,反而在困难中锻炼了我,磨炼了我的意志,也考验了我,那一段成了我一生最欢乐的时期。

大家都在看
这个秘密噢!
(0)

相关推荐

  • 医生和病人:我们怀念那个纯真的年代

    上期文章:离婚:散买卖不散交情 作者:徐俊霞 公众号:齐鲁海风(ID:haishangfeng2016) 01 父亲患有眼疾,我陪他到县医院检查,主治大夫是二十年前在我们乡卫生院工作的孟叔叔,故人重逢 ...

  • 上世纪70年代,我和王世忠在华县谢家堡蹲点!

    邮箱:3125136050@qq.com 我和王世忠在谢家堡蹲点 作者 郭玉贤 20世纪70年代,按照华县县委要求,公社书记必须要深入实际,蹲点包队,吃住在群众家里,县上还发有劳动手册,每年要有一百天 ...

  • 【我与风湿病】遇到一位好医生,从此不惧与狼共舞

    从我8岁上学以来,我就一直以为可以通过上学而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所以我学习一直很努力,自己从未想过会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而梦想破灭,被迫出外打工. 1998年的夏天,宜阳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带着我和乡里的几 ...

  • 在土高培养医生 || 作者 王卫邦

    在土高培养医生 作者  |  王卫邦 作者王卫邦大夫近照 王卫邦,内科副主任医师,曾在会宁土高乡卫生院和会宁红旗山煤矿工作,后在靖煤总医院任内科主任和医务处主任多年.退休后被平川济民医院聘任为住院部主 ...

  • 在土高卫生院的互学互助 || 作者 王卫邦

    在土高卫生院的互学互助 作者  |  王卫邦 作者王卫邦大夫近照 王卫邦,内科副主任医师,曾在会宁土高乡卫生院和会宁红旗山煤矿工作,后在靖煤总医院任内科主任和医务处主任多年.退休后被平川济民医院聘任为 ...

  • 初到会宁土高卫生院 || 作者 王卫邦

    初到会宁土高卫生院 作者  |  王卫邦 作者王卫邦大夫近照 王卫邦,主任医师,曾在会宁土高乡卫生院和会宁红旗山煤矿工作,后在靖煤总医院任内科主任和医务处主任多年.退休后被平川济民医院聘任为住院部主任 ...

  • 会宁土高群众给我的印象 || 作者 王卫邦

    会宁土高群众给我的印象 作者  |  王卫邦 作者王卫邦大夫近照 王卫邦,内科副主任医师,曾在会宁土高乡卫生院和会宁红旗山煤矿工作,后在靖煤总医院任内科主任和医务处主任多年.退休后被平川济民医院聘任为 ...

  • 会宁土高有个孩子叫“狗咬” || 作者 王卫邦

    会宁土高有个孩子叫"狗咬"  作者  |  王卫邦 作者王卫邦大夫近照 王卫邦,内科副主任医师,曾在会宁土高乡卫生院和会宁红旗山煤矿工作,后在靖煤总医院任内科主任和医务处主任多年. ...

  • 回忆土高乡李正海老书记 || 作者 王卫邦

    回忆土高乡李正海老书记 作者  |  王卫邦 作者王卫邦大夫近照 王卫邦,内科副主任医师,曾在会宁土高乡卫生院和会宁红旗山煤矿工作,后在靖煤总医院任内科主任和医务处主任多年.退休后被平川济民医院聘任为 ...

  • 在土高主治抢救过的疑难危重病人 || 作者 王卫邦

    在土高主治抢救过的疑难危重病人 作者  |  王卫邦 作者王卫邦大夫近照 王卫邦,内科副主任医师,曾在会宁土高乡卫生院和会宁红旗山煤矿工作,后在靖煤总医院任内科主任和医务处主任多年.退休后被平川济民医 ...

  • 在土高病难看想办法 || 作者 王卫邦

    在土高病难看想办法 作者  |  王卫邦 作者王卫邦大夫近照 王卫邦,内科副主任医师,曾在会宁土高乡卫生院和会宁红旗山煤矿工作,后在靖煤总医院任内科主任和医务处主任多年.退休后被平川济民医院聘任为住院 ...

  • 在会宁土高看病总说 || 作者 王卫邦

    在会宁土高看病总说 作者  |  王卫邦 作者王卫邦大夫近照 王卫邦,内科副主任医师,曾在会宁土高乡卫生院和会宁红旗山煤矿工作,后在靖煤总医院任内科主任和医务处主任多年.退休后被平川济民医院聘任为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