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对“镇江”的第一印象：宛若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孟菲斯”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是一份1851年9月18日创刊的老牌子报纸。原名《纽约每日时报》，1857年9月14日改用现名。
十几年前，一位叫郑曦原的先生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工作期间，“曾比较系统地查阅了《纽约时报》从1853－1997年的对华报道目录索引，并阅读了其中晚清时期的408篇文电”。
郑先生发现，“《纽约时报》对中国的跨世纪追踪报道，其篇幅是如此之巨大、时间是如此之连续、视角是如此之完整时，内心受到很大震动”。于是，他选编了其中自1854年1月至1911年10月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原始文电134篇，编成了一本叫《帝国的回忆》的书。
其中一篇1877年10月7日《纽约时报》特约记者T.W.K的《在大清国的心脏旅行——扬子江游记》记录，有一段记录镇江的报道，让今天来再看这段文字，会大为惊叹！
哦，原来这就是美国人对镇江的第一印象！
曾经的中国，曾经的我们在《纽约时报》的笔下，有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中国，有一群陌生而又熟悉的同胞。
01
报道是这样开始叙述的：
汉口以下100英里的河岸是平坦的、芦苇丛生的沙洲，让人强烈地联想起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沼泽。连绵的芦苇往下一直延续了二三百英里，岸上不见人烟，这使得那些想在这里寻找村镇美景的游客们大失所望。
再往下150英里，河床开始变窄，矗立在河中央的一个江心岛凸现在眼前，据说它是远近闻名的“银岛”（Silver Island，即今镇江焦山）。
岛沿河岸是陡峭的山岩，怕有300英尺高。岩上遍布树林、灌木和草丛，其中也不乏山间别墅和富人的寓所，山顶上有一座宝塔。
银岛
在不远的地方，我仿佛看见了密西西比河沿岸维克斯堡或孟菲斯地区那逶迤的山脉，薄雾笼罩着一座座奇突峥嵘的山峰，把蔚蓝色的天空衬托得分外美丽。
但它们的名字不叫维克斯堡或孟菲斯，这儿叫“镇江”。
我们是从城墙四周的石牌坊上看到这个地名的。
那巍峨的宝塔、那水面上穿梭往返的舢船和典型清式风格的平底帆船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你，这儿是大清国，而不是美国。
我们离船上岸，在城内那狭窄和肮脏的街道上漫游了两个小时，纷繁闹市的喧嚣和难以尽数的恶臭包围着我们，给人以窒息的感觉。
一个陪我逛街的先生正患感冒，就连他有时也不得不用手绢捂住鼻子。而且，我们不时还会碰到一些提着刚收集起来的粪桶的搬运工。
老天，这可是一条只有四五英尺宽的街道啊！
（1877年晚清时代的镇江，那种壮丽的山水和落后的城镇一对比，反差很大，给人印象深刻——这已经是中国内陆相对不错的城市之一了。
镇江1858年辟为通商口岸，和写这篇报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近20年。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起，在镇江搞了很多投资，如洋行、银行、仓库等。）
02
京杭大运河的南段是江南运河，在镇江和扬子江交汇。
河面上漂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船，但这种情况不是镇江和附近的地区才有，实际上再往下我们一路上都能发现它们。
有时，二三十条船靠得如此之近，它们的船舷几乎都要相撞了。
由此你对扬子江贸易昌盛的情形有些印象了吧？
没有人知道江上究竟有多少艘帆船，因为从未统计过。尽管清廷在各个港口都要收取厘金（厘金是指关税以外的货物过境税。
晚清时期镇江的江面停泊的民船（1906）
最早起源于咸丰三年（1853），江苏扬州清军江北大营为筹集军饷而强征的临时性过境税税率一般为1%。而后各地先后仿行，并逐渐演变成了固定税。
由于厘金有重复之征，而各地关卡林立，逢卡必征，税率又不断提高，大大加重了商贾和消费者的负担，严重阻碍了本国市场和工商业的发展。
相反地，外国商品销往内陆，除交付2.5%的子口税以外不必纳厘，其税负反低于中国商品，大大方便了外国商品对中国内陆市场的渗透和入侵），但船只的数量一点也没有因此而减少。
我问一个清国商人，到底有多少船只在扬子江上航行？
他答道：“也许有几十万，或许上百万艘船吧？没人说得清。”
另一位商人说：“比百万还要多呢！”
我想他说的可能差不多，尽管他说的不一定精确。
这点也使我想起了纽约的港湾。夏季的时候，气候宜人，微风习习，港湾内每艘船都扬起了风帆，桅樯如林，白帆片片，覆盖了哈德逊河的河面。
（从这些一百多年前的报道可以看出，清朝末年的的镇江水运繁忙，经济还是很活跃的，不愧是江南富庶之地。美国人跑到这里来猛做生意，赚了大把大把中国人的钱）
03
根据清廷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外国人可以不理会这些“敲诈”，外国商业行会的成员通行不受侵害，他们只需交纳商品的进口关税和货物抵运地的当地税即可。
他们的货物由本地船承运，归外国人所有，这样就可以获得“准予通行证”而免遭勒索。
因为只有外国人能得到这样通行证，许多清国商人就去寻找外国人合伙做生意。
通常由清国商人提供资金，并负责所有买、卖、发运货物等事宜，而外国人只负责给公司赋予外国商号和领取“准予通行证”。
我认识的一个商人（姑且称他为史密斯先生）就与四位清国富商有这种商务往来。他们的公司就叫史密斯公司，但他实际上没有投入一分钱。
要史密斯先生熟悉大清国的商务运作，就好比要他熟悉月球上的事情一样困难。但只有史密斯公司这样的外国商号才能拿到通行证，其他清国公司却只能“望证兴叹”。
当地商人往往将装满货物的商船挂羊（洋）头卖狗肉式地“过继”给任何一位欧洲人，佯装货物是他们的。
欧洲人只要大模大样地在收费关卡上发点牢骚，就会顺顺利利地通过，清国商人因此占了不少便宜。
去年春天，一艘英国炮船开到宜昌后，有一位水手被落在汉口。他免费搭乘一艘清国货船赶往宜昌。
货船船主在收费关卡上灵机一动，让这位水手假扮成洋商，而他自己则和底下人一起装扮成洋商的翻译和侍从，很容易就通关了。
这位水手以前除了卖过一瓶酒和一磅烟草外，恐怕从未做过什么生意，但仅仅因为一张可爱的洋脸蛋儿就做了一回大亨。
（晚清的腐败，在洋记者的笔下淋漓尽致）
从镇江开始再往上行，扬子江两岸变得更加隽秀如画、娇美如诗，让人想起圣劳伦斯河上明媚的风光。
当时镇江的商埠码头（现在西津渡附近）
尾声
“晚清史是我心中尘封的痛”，在该书《引子：晚清史是我心中尘封的痛》中，编者郑曦原先生，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写道：
“晚清史是我心中尘封的痛……从本书提供的一些珍贵史料可以看出，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当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腐败，而应当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体承担……
我国政治文化向来缺乏对国民本身的批判与反省……
晚清时期的国人固然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当我们这些有幸未置身其中的后人谴责他们时，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谴责的这种国民性格的劣根性，在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仍继承和延续着。”
但愿如此清醒的声音，不会被盲目的狂呼和浅薄的聒噪所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