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第一功臣”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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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位于东海之滨，经济繁荣，人文荟萃。今日市区高楼大厦鱗次栉比，西湖四周则花圃名园林立，绿茵如画，楼台亭阁，红墙碧瓦，若隐若现，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更有三面青山怀抱，峰峦逶迤似龙飞凤舞，景象万千。古老的历史名胜，古刹钟声，石窟造像，遍布其间，点缀着武林山水，凝结着先民的智慧，令人心旷神怡。早在唐代，曾任杭州刺史的大诗人白居易，离任后依然眷恋着西湖，发出了“未能抛得杭州去，半勾留是此湖”的赞美之声!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则称“钱唐兼天下之美”，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而我国民谚则将杭州和苏州并誉为“人间天堂”，其美丽繁华可想而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今日的杭州名胜遍布日新月异。
坐落在西湖之畔的岳王庙，殿宇巍峨壮丽，墓园肃穆庄严，为凭吊南宋民族英雄的胜地；宝石山上玲珑俊秀的保俶塔，卓立山巅，直插云霄；雄踞于夕照山上的雷峰塔，富丽堂皇，气势不凡，而近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兴建的西湖西进工程，则更使西湖青春焕发，绰约多姿，益加迷人。
杭州不仅具有“春夏秋冬皆好景，雨雪晴阴各显奇”的西湖旖旎风光，同时还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今日，整治后的西湖，可谓美不胜收，盛况空前，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这是千百年来的先民辛勤治理的结果，也是历代县令、州官打造的杰作!然而，纵观上下五千年，杭州史上的“第一功臣”则要数东汉之时的会稽郡议曹华信。
华信，为东汉时人（疑为东汉晚期），生卒年不详。我们仅在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任钱唐县令的刘真道所撰《钱唐记》流传下来有限的文字中，得知华信曾任东汉时的郡议曹，议曹为汉时郡守所降属吏之称，应是协助郡太守工作的官员。不过，据陈志坚先生考证，这里的郡之议曹应是“都尉府之议曹”，因为钱唐本地的议曹来办理本地之事，乃属顺理成章，如果是郡之议曹，华信理应在吴县或山阴县，离钱唐县较远，不如本地人来得关心，是很有道理的。刘真道在《钱唐记》中载：
“昔一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址犹在。郡议曹华信乃立唐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及成，县境蒙利，乃迁此地，因是为钱唐县。”
由此文中可知，早先的钱唐县(相当于后代所说的县城)濒临古钱塘江，因其民居地常受钱塘江潮水的侵害，故华信便招“募有能致土石者”，在江边筑建起捍海塘，“以防海水”吞没陆地，“及成，县境蒙利”，百姓咸欢，安居乐业，生齿日繁，因之，便将原在“灵隐山下”的钱唐县治也搬迁到“此地”来了。对此，我们早已指出：
“华信所筑防海大唐内侧早已成陆，而且已有较大型的聚落存在。不然，何必兴师动众筑此防海大唐呢？”
后来受钱塘江潮患冲击，故华信发动民众筑了捍海塘，后因县境蒙利，连县治也搬迁来了。
可是，由于《钱唐记》一书早已散佚，幸被唐宋文献有所摘录，虽不致绝迹，却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北魏道元《水经注・渐江水》就是一例。书日：
“防海大唐，在县东一里许。议曹华信乃议立此唐，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唐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唐以之成，故改名钱唐焉。”
有人对此解释说在郡议曹华信的提议下，修建海塘工程开始招募民工时，允诺“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因此人们肩挑车推纷纷而至。但是唐还没有建成，赏钱还未兑现之时，工程部门便宣布停工，“于是人们只好抛弃土石而去。而正是这些被抛弃的大量土石，竟然造就了一条海塘。因为形成海塘的土石原本允诺是给钱的，故名这条海塘为‘钱塘’”。以致有人说华信是一位骗子，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郦道元并未到过南方，他所注引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是后来的好事者添加的臆测，致使今人产生了误解。其实，我们的古人素以诚信为本，华信筑塘决不会出此下策。文中的海塘，原文就“防海大唐”，而“钱唐”之名也早已见于秦汉之时，比东汉晚期的华信筑塘要早四百余年，显与此无涉。再者，倘若此“防海大唐”果真是因“赏钱还未兑现”，人们只好抛弃土石而去，“竟然造就了一条海塘”的话，又有何坚固可言?能抵御汹涌的钱江浪潮(即“防海”)吗？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和杭世骏在《订讹类编》中，早就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以钱易土及捐钱筑塘等事，皆附会之词也”。
至于这条“防海大唐”的位置，清代陈文述认为是在吴山的云居山麓至钱塘门一带，魏嵩山教授考证后，主张“当沿今中河一线”。也有人认为“当在钱唐门至清波门一带，大致北起西湖东北宝石山脚，南至西南万松岭下，相当于今湖东湖滨路、南山路一线”。更多的学者则主张自从华信筑唐后，西湖才最终与钱塘江分开，随着泥沙日益涨远，今杭州市区的平陆也日益扩大故而认定西湖的形成应在东汉以后。好像是因华信在吴山与宝石山之间，筑起了一条如同建造水库时的拦洪蓄水大坝后，才促使西湖与钱塘江分开，从而形成为西湖，这是有失偏颇的。
关于西湖的形成与年代，上文已有闻释；而东汉防海大唐的位置，从钱唐县治和当时钱塘江流主要在今金家山至吴山东面附近一带，尔后东折，结合考古发现及有关传说，尤其是沙河漾沙坑、洋坝头（羊坝头、灞头）、水漾桥、官巷口（即古之官口）后洋街、前洋街（今竹竿巷）等地名，或许藴含着古代海湾和先民筑坝之举的历史信息。因此，我们认为华信所筑“防海大唐”的地点，可能在中山路一线的洋坝头、官巷口及至众安桥附近一带。通过对《史记》所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等史料剖析，同以获悉至迟在秦朝时，钱塘江的江面宽阔，可能流至紫阳山东面附近时，便已东折而去，吴山、紫阳山至凤凰山、将台山（秦望山）及金家山东面受到钱江潮水的冲击。迨至东汉之时，钱江潮冲击点可能已北侵至今日中山路一线的众安桥、水漾桥和洋坝头东面一帯，后来经华信筑捍海塘（“防海大唐”）后，钱江潮冲击点オ南移至吴山东南，洋坝头至众安桥一带逐渐有人居住。上世纪80年代曾在洋坝头（杭州市财政局附近）发现过晋代水井造迹，附近一带还发现有晋代陶瓷片和瓦片；便可为证。至于唐李绅诗有“伍相庙前多白浪”，可知唐、五代之时钱江潮冲击点主要在吴山至风山、金家山东面，即今凤山路一带。
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为保护百姓安宁，抵御潮水冲击侵蚀，东汉时的议曹华信毅然发动民众，招募“有能致土石者”（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等能工巧匠兴筑起的“防海大唐”，就是如同1983年在南星桥凤山路道口附近的江城路立交桥发现的捍海塘那样。当然，其时兴建的海塘只属“土石”结构，远不如“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以那样坚固的筑塘方法。中山路附近的水漾桥、洋坝头等地名的来历，也许蕴含着传闻已久的若干历史信息。
正因为华信招募的是能工巧匠，采用了土石结合的方法，在钱江潮水冲击要害处筑塘并最终获得了成功，“县境蒙利”，人民受益，以至钱唐县治也搬迁来了。至于郦道元引文中的“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之说，按《雅量篇》注引《钱唐记》日“县近海，为潮漂没。县诸豪姓，敛钱雇人，辇土为塘”，则应比郦注更加符合史实。
但无论如何，刘真道著的《钱唐记》，实为“迄今所知杭州历史上最早的地方志”，“仍不失为研究杭州人文历史、地理环境的重要资料”，弥足珍贵。华信的筑塘成功，对于防御潮患，扩大城区和治理西湖功不可没，为杭州城市和西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华信堪称杭州史上的“第一功臣”!
作者林华东系杭州文史研究会顾问，
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作者林盈盈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