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莹
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
摘要：《文馆词林》收录的高允《南巡颂（并序）》，是以和平二年北魏文成帝南巡活动为中心的颂文。该文有关皇太子拓跋弘参与南巡、巡幸路线、南朝使臣来访、衡水之滨举行宴会以及诸臣请求刻碑纪念等信息，为考证此次南巡活动的历史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该文对衡水之宴的记载，披露了有关北魏巡幸宴会筹备、参与人员、活动内容等重要信息，据此可推测出北魏前期交聘宴会的仪式场景。和平二年的南巡活动，既是北魏对其自身游牧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吸收了华夏政治传统元素，呈现出游牧文化与华夏文化汇通交融的历史内涵。
关键词：北魏 巡幸 文成帝 南巡碑
北魏时期，皇帝外出巡幸（或称“巡狩”），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在拓跋鲜卑的政权建构和治国理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中国中古时期的民族融合、国家形态和制度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帝王出巡、巡狩活动相比，北魏时期的巡幸活动在宣示皇威、镇抚地方、巩固统治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拓跋鲜卑特有的生业模式、民族习俗以及政治和文化特色，北魏巡幸活动又展现出独特的内容、形式和历史内涵。对北魏巡幸活动的研究，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相关碑石材料。然而由于史料相对缺乏，巡幸活动的具体内容、形式及其发挥的具体作用，依然留有诸多疑问。近年来，山西灵丘文成帝南巡碑（以下简称“灵丘碑”）的发现，使得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对山东诸州的巡幸受到学者关注。利用碑文，学者对此次巡幸的路线、内容及意义进行了探索。然而由于碑阳碑文残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碑阴所刻官名与人名反映的职官制度和政治结构，对于推动南巡活动本身的研究作用有限。笔者发现，唐人许敬宗编纂的《文馆词林》收录了一篇北魏高允撰写的《南巡颂（并序）》，主要内容是赞颂和平二年文成帝巡幸冀州盛况。该文不仅可与灵丘碑文及相关文献记载互参，亦提示在文成帝南巡途经的冀州信都，可能立有与灵丘碑类似的一方南巡碑，而该文可能正是碑文的一部分。《南巡颂（并序）》的发现，为探索此次南巡活动的历史细节提供了珍贵线索。就目前来看，学界尚未利用此文研究南巡活动。本文拟利用这篇文字，结合相关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对和平二年南巡的往返路线、飨宴活动及其礼仪规程，以及巡幸活动的历史内涵等问题加以讨论，以期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高允出身渤海高氏，历仕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四朝，是北魏著名文士。从文成帝至献文帝，“军国书檄，多允文也”。和平二年，高允时任中书令。《南巡颂（并序）》收录在《文馆词林》卷346《颂·礼部五》“巡幸”条，其文曰：维和平二年春二月辛卯，皇帝巡狩，观于方岳，灵运之所钟也。克致太平，四海清一。兴礼乐以和百姓，宣风化以协万邦。率土之人，莫不思仰皇恩，想望临幸者也。尔乃追有虞五载之文，踵先朝省方之义，整大驾，备万乘，因时而后举，清道而后行。皇太子抚军，二宫之官，率职而从。历中山，次于邺都。三月某日，东幸冀州，经始行官（宫）于衡水之滨，因其野广平之势，率其土子来之人，同心响应，不日而就。遂御春服，登观台，眺川流之玩，洁品物之新，乐天气之和，悦人徒之盛。从容周览，悠然条畅。于是群后四朝，岳牧来会，宗人致庆，殊方毕集。乃设大飨，以劳百官，逮于遐宾，至于幽隐。泛羽爵于清流，置鲜肴于槃俎。奏宫悬金石之乐，作六代云门之舞。端长垺以驰逸足，昼（《适园丛书》本作“画”）平砥以骋龙骥。建飞乌于上，列素的于下。武艺之士，纵弓矢以肆其能。文藻之流，歌永言以陈其志。击雷鼓以响其音，纵倡人以唱其获。然后斑之以厚赏，锡之以筐筐（《适园丛书》本作“筐篚”），所以显其功而将其意。信欢娱之至极，希代而一有。与盛礼者欣于遭遇，备视听者洽于耳目。其被服仁风，沐浴灵泽者，不可称载。
夫帝王之兴，其义不同。或以干戈，或存揖让。我后以圣哲钦明，君临四海，播文教以怀远服，彰武功以威不庭。是以遐荒慕义，宇内归心。执玉奉珍，贡其方物于门庭者，继轨而至。比之先代，于斯为盛。乃望秩山川，遍飨群神。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黜陟幽明，以熙庶绩。
礼成事毕，旋轸而还。所过郡国，皆亲对高年，存问孤寡,除不急之务，减田租之半，人年八十以上复其一人。耆老受优隆之惠，孝子蒙侍养之恩。兆庶欣欣，无不称美。鼓舞者溢于街巷，讴歌者盈于道路。虽春阳之暎，无以况其仁；云雨之施，不足齐其泽。故能登三比五，以道拯济者矣。
昔帝舜之狩，光于前典；汉章之巡，列于后颂。况今至义，逾于往时。殊恩洽于无外，而可已乎。王公卿士，咸以为宜彰盛美，勒之金石。遂铭功赞德于行宫之左，当四达之衢。播清风于不朽，垂高略于无穷。其辞曰：
“天鉴有道，降命在魏。曰登紫辰，应图正位。我后承基，陶甄万类。振以宏纲，御以长辔。因时而举，省方巡狩。拯老存孤，升贤表秀。仁化风翔，高荫云覆。功济苍生，德光宇宙。顾命百寮，率兹旧典。讲武宣文，载游载践。弧矢并纵，德音竞演。岌岌胄夫，诜诜冠冕，赞道隆时，以光以显。灵泽滂流，威声远济。教有惟新，政无留滞。蠲此烦苛，除彼关税。率土归心，殊方仰惠。敢述皇风，永播来裔。”
《南巡颂（并序）》这种以赞颂的四字或六字韵文结尾的骈文形式，是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常见的功德碑文体，《文选》收录的汉代《封燕然山铭》、萧梁时期《新刻漏铭（并序）》均同。四字韵文是“颂”的主体，“颂”之前的骈文为“序”，交代刊刻此碑的背景、原因和目的。分析文章内容，可知以下信息。其一，文中记录的巡幸事件，即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定、相、冀三州之事。《魏书·高宗纪》载：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邺，遂幸信都。三月，刘骏遣使朝贡。舆驾所过，皆亲对高年，问民疾苦。诏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是月，发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猎道。辛巳，舆驾还宫。
《北史》所载与此大致相同。《南巡颂（并序）》所述“和平二年春二月辛卯”、“历中山，次于邺都”、“东幸冀州”，与《高宗纪》所记“二月辛卯”、“行幸中山”、“至于邺”、“遂幸信都（冀州州治）”正相对应。巡幸结束后，颂序所谓“所过郡国，皆亲对高年，存问孤寡”，与《高宗纪》所载“舆驾所过，皆亲对高年，问民疾苦”亦相符合。可知《南巡颂（并序）》之“南巡”，与灵丘碑及文献记载的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为同一事。其二，高允用大段笔墨描写了皇帝到达信都后，于衡水之滨修建行宫、登台观景、举行飨宴等一系列活动。类似信息不见于《魏书》等传世文献，为我们探索此次南巡的历史细节提供了珍贵史料。其三，颂序在极力称颂文成帝盛德之后，又说“王公卿士，咸以为宜彰盛美，勒之金石。遂铭功赞德于行宫之左，当四达之衢。播清风于不朽，垂高略于无穷”。这说明此次巡幸结束后，为彰显皇帝威德与信都飨宴盛况，王公卿士请求在“行宫之左、当四达之衢”，刻石立碑纪念。换言之，极有可能在信都某处，立有一块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碑，而《南巡颂（并序）》应为碑文之一部分。通过比较《南巡颂（并序）》与灵丘碑碑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推测的合理性。《魏书·高宗纪》记录了此次巡幸回程中，文成帝诏随行官员于灵丘“仰射山峰”，并“刊石勒铭”。《水经注·滱水注》记载：（滱水）历（灵丘）南山，高峰隐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涧西转，迳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南则秀嶂分霄，层崖刺天，积石之峻，壁立直上。车驾沿
，每出是所游艺焉。
（御射碑）即后魏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于此，路左有山，高七百仞，命群臣射之，不过半，帝乃射之，箭过其顶三十余仞，落山南三百步，遂刻石焉。其碑现存，阴刊从臣姓名。
文中“御射石碑”、“遂刻石焉”所指即灵丘碑。碑石实物发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碑体断裂，碑阳碑文分见9块残碑。拼复后，其文开头记曰：
残存碑文的后半部分主要叙述竞射之事，前半部分与高允文颇有重合，可列表比较。
据上表，高允《南巡颂（并序）》与灵丘文成帝南巡碑碑阳铭文高度相似。其中，巡幸时间均为和平二年，灵丘碑之“三月”应为到达灵丘的时间，高允记录的“二月”则是巡幸出发的时间。关于巡幸路线，两者均记为平城至定州（治中山），再至相州邺城。此外，两者都记录了祓禊与驰射活动。关于南朝来使，灵丘碑直接记录为“遣使”、“聘问”，高允文中则称作“遐宾”、贡“方物”等，用语稍有差异，意思相同。而关于乐舞以及百姓称颂的描写，两者几乎一样。灵丘南巡碑碑阳虽毁损严重，但仅存的部分也显示出该文“是一篇十分典范的华夏式碑文”。其中某些表达，如“金石之乐”、“云门之舞”、“击壤”等是华夏经典的常用典故。这一点与高允《南巡颂（并序）》完全一致。此外，灵丘碑碑额实际刻写的是“皇帝南巡之颂”，这与高允《南巡颂（并序）》题名亦极为相似，也从另一面增加了该文作为碑文的可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与灵丘碑早已在文献中有明确记录不同，《南巡颂（并序）》所谓“勒之金石”、“铭功赞德于行宫之左，当四达之衢”以及所谓“信都文成帝南巡碑”的存在，尚无其他文献或实物佐证。但根据以上考证，高允《南巡颂（并序）》所言应非虚文，即除灵丘碑外，在信都亦可能立有一块南巡碑，我们不妨将此碑姑且称为“信都碑”，而该文就是碑文之一部分。前已提及，囿于史料匮乏，后世对于北魏的巡幸，只能观其大概而难知细节。巡幸碑刻的发现补充了史籍记载之不足。根据《南巡颂（并序）》，我们对和平二年南巡的人员构成、相关政治举措，特别是巡幸路线的认知，都可以获得新的推进。人员构成方面：以往认为参与和平二年南巡人员主要是文成帝及随从官僚、护卫。据《南巡颂（并序）》所谓“皇太子抚军，二宫之官，率职而从”可知，时年7岁的皇太子、后来的献文帝拓跋弘亦在南巡队伍中。这与灵丘碑碑阴题名出现10位东宫辅官的情况相印证。相关政治举措方面：据《魏书》记载，巡幸中“舆驾所过，皆亲对高年，问民疾苦。诏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南巡颂（并序）》则显示，在“所过郡国，皆亲对高年，存问孤寡”，“人年八十以上复其一人”之后，朝廷还作出了“除不急之务，减田租之半”的措施。关于巡幸路线：张庆捷结合灵丘碑与《魏书》相关记载，对文成帝的巡幸路线进行考证，提出了平城—灵丘—中山—常山—赵郡—广平郡—邺—广平郡—邯郸—曲梁—南宫—冀州—灵丘—平城的路线。此路线大体合理，但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平城至中山一段取道灵丘，与史书记载不合；其二，赵郡至信都一段迂回难解。出现第一个错误，是因为忽略了《魏书·礼志》的记载。造成第二个问题的原因，则在于灵丘碑碑文将南巡的路线导向了广平郡。依据高允《南巡颂（并序）》并结合《魏书》记载，可对和平二年南巡路线作进一步考证。和平二年二月四日，文成帝从平城出发，“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恒岳”。石门旧属代郡，石门关为“旧道出中山故关”，关北有祁夷水，东北流经汉魏代城，由城南飞狐关南达广昌，所经即是著名的飞狐道。北魏时期，从平城前往石门关，可由繁畤、崞县、平舒东行，亦可取道上谷，南下代城后再折向西南。文成帝究竟选取哪条道路到达石门关已不得而知，但很可能由石门关向东，利用飞狐道经广昌前往河北地区。自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开凿直道以后，直至太武帝太延元年（435），皇帝南巡以及与东晋、刘宋通使，多利用这一道路，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可能也选取了经过望都铁关的直道前往中山。二月某日，文成帝抵达中山。由此南行，沿太行山东麓的襄国—邯郸—邺城一线是当时重要交通路线。文成帝很可能也沿此线，于二月十九日到达邺城。北魏时期，邺城至信都的主要干道可能有两条。一条由邺城北行到达襄国县，再折向东北到达信都；另一条则由邺城出发东北行，沿浊漳水到达信都。问题在于由邺城前往信都是否经过了广平郡。灵丘碑碑文称，“皇帝南巡，自定州至于邺都，所过郡国……禊于衡水之滨，［尝］射于广平之野”，此“广平之野”似指广平郡。但《南巡颂（并序）》记载，“历中山，次于邺都。三月某日，东幸冀州，经始行宫于衡水之滨，因其野广平之势，率其土子来之人，同心响应，不日而就”。显然，灵丘碑所见“衡水之滨”、“广平之野”，与《南巡颂（并序）》所述“衡水之滨”、“其野广平之势”所指应相同，即“广平之野”并非广平郡郊野，而是信都城外一块平坦开阔之地。因此，从邺城到信都未必要返回广平郡。从交通便利的角度考虑，也是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更大。北魏时期，常见由邺城东北行抵达信都的记载。孝昌中，葛荣围逼信都，北魏以源子雍为征北将军，由洛阳出发，北赴信都。源子雍先抵达汤阴，继而与李神轨、裴衍讨破安乐王元鉴于邺城。时葛荣已陷信都，源子雍上表建议坚壁清野，以待敌疲，“诏不听，遂与衍俱进。至阳平郡东北漳曲，荣率贼十万来逼官军。子雍战败被害”。宣武帝时，常山王元晖出任冀州刺史，“下州之日，连车载物，发信都至汤阴间，首尾相属，道路不断”，元晖由洛阳经汤阴至信都，所走路线很可能与源子雍相同。可见，这一路线不仅是北魏时期的行军路线，州官赴任亦由此往，是当时的交通要道。沿此线至南宫，再东北行，便可抵达信都。在信都逗留几日后，车驾北归，返回平城。根据前人成果及《南巡颂（并序）》记载，上文对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路线进行了再考证。据此，我们可对此次南巡活动整体面貌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清晰和丰富。此次南巡始于和平二年二月初，终于三月下旬；巡幸范围主要为冀州、定州、相州、司州等。按上文考证，我们可进一步将此次南巡活动的路线（图1）及相关史事进行如下串联，从而推测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
和平二年二月初，文成帝一行从都城平城出发，东行到达石门关，遣使祭祀恒岳。从石门关开始，先走飞狐道，再通过连接广昌与冀州中山郡望都县铁关之直道，穿过太行山，进入河北平原。这是当时从平城进入河北平原最便捷的道路。望都县向南不远便是定州州治、中山郡治卢奴县。文成帝大概在此停留一段时间后继续南下，沿太行山东麓交通要道，经襄国县进入相州，继而由相州广平郡邯郸县南下，于二月十九日到达相州州治、魏郡郡治邺县。此后再沿浊漳水向东北前行进入冀州，途经冀州长乐郡南宫县，于三月某日抵达冀州州治、长乐郡郡治信都县。驻跸信都时，文成帝接见了刘宋使者，并于衡水之畔举行盛大宴会，高允《南巡颂（并序）》的创作以及刻碑纪念的动议由此而发。宴会结束后，文成帝启程北返，一路访贫问苦，抚慰孤老，兴利除弊，减租免役。先由信都北上中山卢奴，继而从倒马关进入太行山，抵达司州灵丘郡灵丘县，与群臣在灵丘南山竞射，并刻碑（即灵丘南巡碑）纪念。此后，文成帝一行从灵丘西行，经莎泉道返抵平城，巡幸至此结束。宴飨是巡幸中常见的活动，北魏皇帝在征伐胜利或射猎之后，常与群臣飨宴，颁赐奖赏。此外，北魏皇帝在巡幸中接受部落酋首朝觐、与周边政权展开外交活动的事例亦屡见于史。但类似活动在巡幸中如何进行，却缺乏详细记载。《南巡颂（并序）》关于衡水之宴的细致描述，为了解巡幸中此类宴飨活动的具体过程、参与人员以及相关礼仪规程提供了珍贵史料。从《南巡颂（并序）》内容可知，文成帝在信都“衡水之滨”举行了盛大宴会，而颂文的撰写及刻碑动议，都显示出皇帝驻跸信都并举行衡水之宴，在本次南巡活动中或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碑文我们或可推测，举行衡水之宴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刘宋使臣的到来。在《魏书·高宗纪》和灵丘碑碑阳铭文中，都有刘宋使者来访的记载。从时间看，刘宋使者与文成帝相遇在三月。这与《南巡颂（并序）》所谓“殊方毕集。乃设大飨，以劳百官，逮于遐宾……是以遐荒慕义，宇内归心。执玉奉珍，贡其方物于门庭者，继轨而至”两相印证。信都是河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除西南通往相州的道路外，信都通往中山有向北与向西两条路线，而信都向南渡过碻磝津，便可抵达南朝。据学者考证，北魏前期，由中山至碻磝的出使路线存在两种可能：其一，中山—真定—高邑—邺—滑台—（黄河）—碻磝；其二，中山—博陵（鲁口）—信都—碻磝。后者的可能性更高，是当时南北通使的重要路线。到唐宋时期，信都仍然是河北中部交通干线的重要一站，宋辽通使亦经过信都。这条向南的干道可能也经过南宫，如此，南朝使者自南宫到达信都后，再经由中山、灵丘抵达平城的路线，则与文成帝返程路线重合。南朝使者进入北魏境内后，信都是其到达的第一个州城，也是与文成帝巡幸路线的第一个重要重合点。因此，文成帝与南朝使者在信都相遇，既有时机的巧合，也有交通条件的因素。正因刘宋使者的参与，使得衡水宴会成为外交活动的场合，也成为此次南巡中的重要事件。根据《南巡颂（并序）》记载，和平二年三月某日，文成帝抵达信都后，于衡水之畔开阔平坦的原野上建立行宫。北魏时代的城市、建筑遗址如今多有发现，但由于不能完全确定遗址的性质与功能，关于北魏行宫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从颂序中“不日而就”的记载来看，所谓信都行宫并非事先修建完善的宫殿建筑。近年来，吉林省西部发现了大规模的辽代春捺钵遗址，台基几百余，大小、形状亦不统一。据学者推断，这些台基为皇帝巡幸扎帐所用。可见，辽代皇帝在捺钵所在地搭建的行宫，更类似于营垒。金代与元代则发现有规模较大、具有宫殿式建筑的行宫遗址。参考辽、金、元的情况，宫殿式的行宫与营垒式的行宫可能在北魏时期都存在。北魏前期，皇帝频繁巡幸阴山，太武帝时便在阴山修建了广德殿。北魏占据河北之后，每代皇帝虽也巡幸山东诸州，但毕竟未成定例，也不如巡幸阴山频繁，因此所谓信都行宫很可能只有夯筑台基等基本构件。文成帝抵达信都后，由当地官民与随从扎帐其上，搭建朝见、宴会、驰射等临时场所。行宫建成后，文成帝“御春服，登观台”，观赏山川之美，欣悦于人徒之盛。“观台”所指不明，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及其所建政权，常在狩猎及皇帝巡幸处修建亭台楼阁等建筑。文成帝所登“观台”是否即此，并不清楚，但肯定是某种高层建筑。皇帝登高望远，大概是宣告驾临、临视百姓的一种程序。《南巡颂（并序）》记此次宴会“群后四朝，岳牧来会，宗人致庆，殊方毕集。乃设大飨，以劳百官，逮于遐宾，至于幽隐”。结合文献、灵丘碑碑阴题名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大致推测出此次宴会参与者的身分构成。据上引史料，参加此次宴会者有“群后”、“岳牧”、“宗人”与“殊方”。唐代孔颖达释“群后四朝”：“是言四方诸侯各自会朝于方岳之下。”北魏不行分封，并无真正的“诸侯”。但在灵丘碑碑阴从官中，有不少有爵者。其中有王爵者8人，公爵者21人，侯爵者9人，子爵者24人。所谓“群后”，或即此类有爵者。“岳牧”，即四岳十二牧，既是“帝所咨询”，亦是“外内之官常所咨询”。由此，“岳牧”当为朝廷咨询问答之官，以及牧、守、令、长等地方官吏。在随行从官中，有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以及尚书左仆射、诸部尚书、给事等中央官僚50余人。地方官中，首先当有冀州刺史。据《魏书·源贺传》，源贺曾出任征南将军、冀州刺史，“在州七年，乃征拜太尉”。源贺拜太尉在天安元年（466）三月，则其出任冀州刺史在太安五年（459），和平二年时恰在刺史之任。此时的长乐太守无明确记载，但根据《魏书》记载，太安四年前后，中书令高允之子高忱，拜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太安四年距和平二年仅三年，其时高忱在任的可能性较大。州郡长官之下，又有出身于地方豪强的地方吏员。清河崔氏为冀州名族，崔宏“少有俊才，号曰冀州神童”，崔浩亦曾为冀州中正。清河崔氏虽因崔浩被诛而遭受打击，但在地方政治中依然具有深厚的影响力。崔延寿曾为冀州主簿，崔逞曾孙相如在青齐平后入国，亦被举为冀州秀才。渤海高氏中，高允弟高燮曾任冀州主簿，高忱孙贵宾后除冀州治中，亦在州中担任要职。参与盛会的应当还有长乐郡大族。如广川贾氏，贾彝与从兄贾润于登国十年（395）入国，贾彝子贾秀曾于太武帝时任冀州大中正，贾润五世孙景兴亦曾被辟为州主簿。又，唐代有监察御史潘玠，“世居信都”，自称北齐潘乐之后。《北史》载，潘乐“广宁石门人也。本广宗大族，魏世分镇北边，因家焉”。潘乐是否真为广宗大族不得而知，但广宗潘氏在北魏时期确实拥有不小的地方影响力。北魏晚期有广宗人潘永基，“性通率，轻财好施。为冀州镇东府法曹行参军”，后历迁转，“出为持节、平北将军、冀州防城都督、长乐太守”，与冀州刺史元孚共同抵御葛荣的进攻。潘永基父灵虬为中书侍郎，祖辈以上不见记载。可以推想，广宗潘氏虽为地方大族，但到北魏中后期，其势力才逐渐进入中央。在此之前，只是作为地方名门出任州郡吏员。冀州地方大族不止崔、高、贾、潘四姓，这些地方出身的吏员，可能以官员的身分出席宴会，同时也代表地方大族与百姓。“宗人”即小宗伯，为“礼官之属”，“副贰大宗伯之事”。此次巡幸所见之礼官有中常侍、宁西将军、仪曹尚书张益宗（张宗之），与散骑常侍、太子少保、仪曹尚书李真奴（李䜣），俱列名于灵丘碑碑阴。此次盛会“殊方毕集”。“殊方”，即远方，与后文中的“遐宾”俱指远道而来的刘宋使者。刘宋此次遣使当是对前一年北魏遣使的回访。和平元年十一月，文成帝“诏散骑侍郎卢度世、员外郎朱安兴使于刘骏”于十二月抵达建康。此次出使，卢度世因“应对失衷”，北还之后遭禁锢弹劾。由于记载寥寥，此次外交失败是否是衡水之宴的直接诱因难以判断，但向刘宋使者展示文治与武功，可能是这次盛会的目的之一。由上可见，此次宴会的人员构成以随从巡幸的从官与冀州及郡县地方官吏为主体，这也符合碑文“以劳百官，逮于遐宾，至于幽隐”的描述。“幽隐”则指隐逸之士，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庶民中的名望之士。幽隐之士出席宴会，也是称颂帝王之德的一种表达。在介绍参与宴会的人员之后，高允详细记录了宴会的内容：泛羽爵于清流，置鲜肴于槃俎。奏宫悬金石之乐，作六代云门之舞。端长垺以驰逸足，昼（画）平砥以骋龙骥。建飞乌于上，列素的于下。武艺之士，纵弓矢以肆其能。文藻之流，歌永言以陈其志。击雷鼓以响其音，纵倡人以唱其获。然后斑之以厚赏，锡之以筐筐（篚），所以显其功而将其意。信欢娱之至极，希代而一有。
此段开头泛爵清流的场面，在灵丘碑中被描写为“禊于衡水之滨”。据此，张庆捷、张金龙将这一场宴会视作祓禊之礼。实际上，“泛爵”、“禊”的说法是因为这场宴会发生在三月的水边，或许更多出于用典的考虑。“金石之乐”指钟磬之乐，“六代云门之舞”则为云门、咸池、大韶、大頀、大夏、大武六代之乐舞，其中云门为“黄帝乐也”。此皆为用典，实际使用的可能是鼓角或鼓吹之乐。驰射竞技是北魏巡幸中常见的活动。始光三年（426），太武帝幸长川，筑马射台，“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锦缯絮各有差”。次年，又于祚岭“戏马驰射，赐射中者金锦缯絮各有差”。太延五年，西讨沮渠氏，也曾在上郡属国城“大飨群臣，讲武马射”。这项竞技比拼的是武士在马匹奔驰中射中目标的技艺，需要开阔平坦的场地。在竞技中，不仅要击鼓助阵，还有倡人大声报出每人取得的成绩，即“唱其获”。最后由文成帝对获胜者班“厚赏”，赐“筐筐（篚）”时，活动气氛达到高潮。赏赐之物即“金锦缯絮”。这种驰射活动，与文成帝返程途中在灵丘进行的竞射活动完全不同，但都展现了北魏君臣尚武的一面。除驰射活动以外，参与宴会的文士也通过诗赋赞美皇帝盛德，歌颂盛世太平。在正史记载中，孝文帝以前未见巡幸宴会赋诗的场景。目前所见北魏时期最早的宴会赋诗的记录出现在太武帝神
三年（430），地点在平城白虎殿。此后间或有宫廷宴会赋诗的记载。但直到太和十三年（489），才有孝文帝幸方山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的记载。和平二年，“文藻之流，歌永言以陈其志”的作品今已不得而知。如果确实是汉文诗赋，那将是魏晋以来盛行的宴会诗进入北魏巡幸活动的最早记载。
如前所述，文成帝行达信都时，南朝使者也刚好抵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宴会也是对使者的迎劳之宴。这种场合正是主客之间折冲樽俎、辞色交锋的重要时刻。盛大的宴饮、乐舞场面，以及壮观的骑射、赋诗活动一定给宴会参与者与旁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发“信欢娱之至极，希代而一有”的赞叹。在赞叹宴飨活动盛况的同时，高允也记录了宴会参与者的感受，“与盛礼者欣于遭遇，备视听者洽于耳目”。那么，所谓的“盛礼”究竟呈现出了怎样的仪式场景？此次宴会发生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此时胡制与汉制并行，需要考虑到两种制度的交叉影响。由于史料所限，对于北魏前期的礼仪、仪式知之甚少，现举正光元年（520）柔然阿那瑰来朝的宴会情况作为参考，考察外国使者朝见时的宴会礼仪。正光元年初，柔然发生内乱，豆罗伏拔豆伐可汗丑奴被杀，其弟阿那瑰被拥立为主。立仅十日，阿那瑰为其族兄示发所败，与弟乙居伐南逃北魏。史载：九月，阿那瑰将至，明帝遣兼侍中陆希道为使主，兼散骑常侍孟威为使副，迎劳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继至北中，侍中崔光、黄门郎元纂在近郊，并申宴劳，引至阙下。十月，明帝临显阳殿，引从五品已上清官、皇宗、藩国使客等，列于殿庭。王公已下及阿那瑰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谒者引王公已下升殿，阿那瑰位于藩王之下，又引特命之官及阿那瑰弟并二叔升，位于群官之下。遣中书舍人曹道宣诏劳问。阿那瑰启云：“陛下优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预会。但臣有从兄，在北之日，官高于二叔，乞命升殿。”诏听之，乃位于阿那瑰弟之下，二叔之上。
九月，阿那瑰到达洛阳，孝明帝即遣使郊迎、劳问，有宴飨之事。十月，于显阳殿举行正式的朝宴。阿那瑰是首位入魏的敌国之主，如何安排他的朝宴位置，给北魏朝臣带来不小难题。《洛阳伽蓝记》载：正光元年，蠕蠕主郁久闾阿郍
（即阿那瑰——引者注）来朝，执事者莫知所处。中书舍人常景议云：“咸宁中，单于来朝，晋世处之王公特进之下，可班郍
蕃王、仪同之间。”朝廷从其议，又处之燕然馆，赐宅归德里。
据上列史料，参加宴会的人员品级限定在从五品以上，包括“清官、皇宗、藩国使客等”。北魏后期，五品以上官职为朝廷授予，包括所有文、武要职，也恰好涵盖了五等爵位（从五品末位为散男），是国家统治阶层的主体。参与宴会的官员分为王、公以下官员与特命之官两批入殿。据太和后令，王、公均为一品，开国郡公居一品之末，仪同三司为从一品之首。阿那瑰被安排在藩王之下，仪同之上，即介于一品与从一品之间，似乎藩王所处位置在一品之末，其顺序与太和后令所见职官排序稍有不同。按照太和后令的顺序，阿那瑰绝不可能处于王与仪同三司之间，那么“藩王之下”、“藩王、仪同之间”该如何理解？现依太和后令所载官品顺序，试对其仪式场景进行复原。古代天子南面，汉代以来元会宴飨百官分为东、西两列，相向而坐，南北朝时期以西为上。据以上记载，朝宴时，亲王与藩王分处不同的位置，亲王位次上公，藩王则在一品最末一排。以此顺序为准，可对五品以上官员进行排列。因一品到五品包含官员众多，且其余品级官、爵排列的具体情况不明，此处以一品及从一品为主，分为两列。如图2所示，藩王与仪同三司位于同列且相邻的位置。阿那瑰为主宾，当东向而坐，因此有了“藩王、仪同之间”的安排。另外，阿那瑰兄弟、叔父所处的位置仅有“位于群官之下”一语，此处暂将四人分为两列。
作为柔然国主，阿那瑰受到了特殊礼遇，列位王、公之下，而随阿那瑰一起入魏的乙居伐及其从兄、叔父等人，在柔然虽身居高位，北魏朝宴却只能列于群官之下，于百官之后升殿。这种安排可能是北魏宴飨来使的常例。群官之后，根据国家地位，确定外国来使位次的先后顺序。遗憾的是，北魏的具体情况已难以确知。正光元年的朝宴位次是否能为和平二年信都衡水之宴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由于北魏前期鲜卑官制的影响，衡水宴会肯定与北魏后期的宴会存在区别。但另一方面，在华夏官制层面，北魏前、后期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例如，一品之中，前、后令均保持了上公—王—二大—三公的顺序，北魏前期可能亦如此。文成帝崩后，献文帝继位，乙浑擅权。为把持朝政，在两个月内，乙浑经侍中、车骑大将军到太尉、录尚书事，再到丞相的快速升迁，最终“位居诸王上，事无大小，皆决于浑”。可见，北魏前期三公亦在诸王之下，王之上虽有上公，但三师不掌实权，因此乙浑得以擅权。北魏前、后期一品位次变动不大。据此，可以排列出信都之宴中一品官员的大概位置。正光元年参与宴会者为五品以上清官，包含五等爵位。依此推测，参与宴会人员也当限定在与爵制相应的官品中。天赐元年（404），道武帝“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对应前四品。而灵丘碑碑阴题名，中有男爵，已为五等，应当对应一至五品。根据宫崎市定的研究，太和后令“是将以往的七品以下切除，把保留下来的六品以上重新分成九品”，后令中的从五品以上大致对应前令中的第一品至第四品中。那么，北魏前期实际可以参与宴会的官员，比北魏后期更加广泛。不过，灵丘碑碑阴题名中只见三品以上官职，出席信都之宴，列于一品之下的当是从官中的二、三品，包括首列前25人，第二列全部47人，以及第三列前25人，共97人，其中还有部分侍卫之官。此外，还有冀州刺史源贺与长乐太守。群官之下当是刘宋使者。此外，考虑到在信都地方举行的宴会，代表地方大族的州郡僚佐和象征王朝德治之功的“幽隐”也可能出席，暂将其与刘宋使者共列于群官之末。除列席的97名官员以外，其余100多名从官又如何参与此次宴会？黄桢近年对北魏早期官制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北魏早期的禁卫武职也存在侍臣、内职的区分，分别负责禁中与殿中的护卫。灵丘碑碑阴首列内侍之官所见的殿中尚书、内都幢将—内行内三郎（即内行三郎）、内行令—内行内小均为内侍，内都幢将与内行内三郎、内行令与内行内小之间有统属关系；内三郎幢将、内三郎、斛洛真军将、内小幢将、三郎幢将、雅乐真幢将、斛洛真则为内职。根据黄桢的研究，也可以大体标示出侍卫官员的位置，只是斛洛真军将仅“明威将军斛洛真军将内三郎万忸于忿提”一人，当是由内三郎兼任，不予标出。
由此，可以得到如上宴会位次图（图3）。必须说明的是，此图仅仅是以正光元年阿那瑰朝宴为参照形成的构想图，由于缺乏相关记载，很难推究细节，图中所展示的布局与当时实际情况可能仍有较大差距。尽管如此，这样的尝试也并非没有意义。可以推想，当文成帝决定在信都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时，负责巡幸礼仪的随行官员，即中常侍、宁西将军、仪曹尚书张宗之，散骑常侍、太子少保、仪曹尚书李䜣等人将参照相关典制和以往成例，对宴会的流程、仪卫、位次布局进行安排。天兴初，仪曹郎中董谧曾“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这些关于国家、宫廷礼仪的规定应该就是宴会位次布局的基本依据。在描述完壮观的活动场面与“盛礼”所带来的震撼之后，《南巡颂（并序）》对这一盛事的起因进行了分析。所谓“我后以圣哲钦明，君临四海，播文教以怀远服，彰武功以威不庭”，正是皇帝之盛德，北魏王朝之文治武功，才使得“遐荒慕义，宇内归心”。“礼成事毕”，皇帝结束巡幸后所施行的慰劳百姓，复除租赋、徭役的政策，以及百姓对文成帝的讴歌，也是皇帝施行仁政的表现。在华夏传统政治文化中，舜是巡幸文化的象征，东汉章帝的四方巡幸，也称美于当时。但在北魏朝臣看来，文成帝此次的巡幸“逾于往时”，究其原因，正在于“殊恩洽于无外，而可已乎”。因此，才有了铭刻信都南巡碑的动议，目的正在于“播清风于不朽，垂高略于无穷”。其与灵丘碑作为同一次巡幸事件的纪念碑刻，一南一北，使此次巡幸盛事以及皇帝、王朝之盛德流传后世。宫廷宴会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平二年信都衡水之宴是北魏皇帝巡幸中的宴会，由于刘宋来使的参加，也成为迎劳使者的交聘之宴。作为前者，衡水之宴与其他巡幸中举行的宴会活动一样，是北魏巡幸活动的重要内容，与草原部族的经济生活、信仰、习俗有密切关系。衡水之宴举办之前搭建行宫、修筑观台，并进行驰射竞技等活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密不可分，继承了游牧政权的政治传统。作为迎劳南朝来使的交聘之宴，衡水之宴也是外交场合，宴会的举行需要与之相应的“朝觐、宴飨之仪”，也受到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的影响。上文利用北魏晚期史料制作的宴会位次构想图，虽与实际的仪式场景可能存在差异，但可以推想，本应发生在京城宫廷的宴会，和原本在宫城中举行的礼仪出现在地方，必定给来自州郡的宴会参与者和旁观者带来巨大的震撼。“盛礼”之叹，当即由此而来。而在北魏的巡幸活动中，与周边部族、政权交往的事例不止一例。如太平真君三年（442），太武帝幸阴山：其时帝幸龙荒，游鸾朔北，南秦王仇池杨难当，舍蕃委诚，重译拜阙，陛见之所也。故殿以广德为名。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树碑，勒宣时事。碑颂云：肃清帝道，振摄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译稽颡。恂恂南秦，敛敛推亡。峨峨广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东郡公崔浩之辞也。碑阴题宣城公李孝伯、尚书卢遐等。从臣姓名，若新镂也。
仇池氐杨难当于阴山朝见太武帝，也当有相应的朝觐之礼。更重要的是，杨难当朝觐后，太武帝以广德为殿名，并“刻石树碑”，称颂“肃清帝道，振摄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译稽颡”。由此可知，外交、朝觐是北魏巡幸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被认为是反映皇帝、王朝盛德的表现。这一点又符合华夏传统政治理念。结合衡水之宴与杨难当的事例不难发现，到太武、文成二帝时，北魏巡幸宴会已经具有多重文化内涵。再者，从记载来看，和平二年文成帝在信都接见刘宋来使，《魏书·高宗纪》记“三月，刘骏遣使朝贡”，并无特殊说明。可见，巡幸作为北魏皇帝施政的一部分，与京城、朝堂中相关政治活动具有相同的功能。但在北魏早期，巡幸活动主要集中在平城以北及西北地域，是北魏政权与北边诸部维持联盟与从属关系的重要形式。如明元帝永兴四年（412）、五年分别“幸北部诸落，赐以缯帛”，“自大室西南巡诸部落，赐其渠帅缯帛各有差”。神
四年，太武帝幸漠南，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率部驱鹿，“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勒石漠南，以记功德”。文成帝巡幸漠南，适逢“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等。北魏早期，河北、山东尚不是统治核心区域，也并非皇帝巡幸的重点区域。但在太武、文成二朝，巡幸河北的次数显著增多。
佐藤智水、何德章等学者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往往从汉化或北魏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角度出发。但从巡幸政治的视角来看，这种转变也可以视作北魏巡幸活动作用范围的扩大，是北魏皇帝将其针对北边、西北边诸部落的统治方式，应用在河北、山东等中原核心区域的表现。和平二年南巡中，州郡地方在衡水之宴上感受到的朝廷威仪，百姓庶民对皇帝仁德的称颂，便反映出北魏皇帝与汉人建立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与契丹等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巡幸政治在地域上的扩展是北魏的特殊现象。据《辽史·营卫志》，辽代四时捺钵皆有固定的地点，主要在长春州、庆州和永州地区，即辽上京一带。与此相对，北魏时期的巡幸活动并无相应的制度规定，皇帝每年巡幸的地点、时间、频率皆不相同，地域上则从早期的平城北部、西北，逐渐扩展至辽东、河北，再扩展至关中及青、齐一带。在这一过程中，皇帝与新纳入北魏版图的各区域之间的联系，得到巩固和加强。随着巡幸区域的扩展，北魏巡幸的仪式内容也逐渐发生变化。《周礼》是北魏时期制礼作乐的重要参照。《周礼》虽未系统记录天子巡狩礼仪，但唐人杜佑整理《周礼》及《仪礼》等相关记载，对周代巡狩礼仪进行了复原，其观点大致反映出中古时期关于周代巡狩礼仪的一般认识。而在唐代，巡狩礼仪首次出现在国家成文礼典之中，成为吉礼的重要部分。唐制与周制之间的差异，大概能反映出中古时期对《周礼》巡狩礼仪的继承与发展。比较《通典》关于周、唐二制的记载可知，除记述顺序稍有不同，唐代巡狩礼仪基本遵循周制，对具体的仪式进行了细化。北魏巡幸活动的记载虽简略，但周制中的“祭所过山川”、“问百年”、“观风俗”、“黜陟诸侯”，以及其后唐制中的祭祀“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等活动也渐次出现。综上所述，《南巡颂（并序）》与山西灵丘南巡碑碑阳铭文行文风格相似，内容相互呼应，可能是为纪念北魏和平二年文成帝南巡活动的另一块碑刻铭文。《南巡颂（并序）》一方面补充了南巡活动的历史细节，另一方面也修正了学界关于巡幸路线的认识。《南巡颂（并序）》关于衡水之宴的记录，是目前有关北魏巡幸宴会最详细的记载。刘宋使臣的到来，使衡水之宴成为迎接来使的外交场合。随行掌礼官依据“朝觐、宴飨之仪”，在州郡呈现了本应在京城宫城举行的交聘之宴。壮观的驰射竞技、文雅的赋诗活动，以及盛大的礼仪场面，彰显了北魏王朝文治武功、和同内外之盛德。和平二年南巡及衡水之宴，反映出这种源于草原游牧传统的统治方式，已被北魏统治者用于中原核心区域，其形式和内容也发生相应变化，越来越具有《周礼》色彩。由此可见，和平二年南巡与衡水之宴呈现出游牧与华夏两种政治传统元素的交叠，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