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竹，又称子母竹，丛生，茂密繁盛，其根部扎实紧密，新笋新竹相继破土长出，欣欣向荣，苍翠绵延。
众竹高低相倚，若老少相依，颇显“慈”义，而因其根部同一，故又得子母竹之名。
在古代诗文中，慈竹常被用以比譬母子长幼之情，如“高低相倚赖，浑如长幼情”，“万柢争盘，千株竞纠，如母子之钩带”，等等。
我对慈竹产生注意，获得这些了解，起因是读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彭氏宗谱》中有关内容。“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吏部右侍郎臣彭启丰之母周氏蒙赐御书慈竹春晖匾额一方。”这一记载的意思是，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的闰五月，乾隆皇帝南巡苏州，为彭启丰的母亲周氏，题写了匾额一方，上书“慈竹春晖”四字，其时彭启丰身任吏部右侍郎。乾隆皇帝手书的“慈竹春晖”，至今原迹犹在，并且十分醒目地为今人所见，因此，可以讲讲与它有关的史事。彭启丰之母周氏是翰林院学士周缄斋的第四女，其先世居于无锡。
她生长于书香之家，自幼读书习礼，通孝经和小学，十九岁入嫁彭正乾，之后相继生启丰、启镐二子。
周氏善治家，亦善教子，亲自为二子授书开蒙，使他们自幼学得基础文化。后来二子黾勉求学，皆学成，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长子启丰。
彭启丰，字翰文，号芝庭，5岁入塾，9岁学诗和对联，常得祖父彭定求嘉赏。
雍正五年（1727年），启丰27岁时，入会试，获第一，继而入殿试，又获第一。此前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彭启丰的祖父彭定求在会试和殿试中也均获第一。
前后51年内，彭门祖孙相继获得会试和殿试的第一名，这是清朝近300年科举史上仅此一例的“祖孙会状”佳话，至今苏州人对此仍津津乐道。
乾隆皇帝共有六次南巡，每次所至之处，常为江宁府、苏州府、杭州府和扬州府等地。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在朝廷身居要职的彭启丰亲赴苏州，候迎舟驾，尽心接待。乾隆来到苏州，与彭启丰攀谈彭氏家常，不禁问道，“汝母年几何？”其时，周氏已逾古稀，启丰答后，乾隆出于敬老之心，为周氏题写“慈竹春晖” 匾额一方，赠与启丰。彭氏在古城苏州是著名的世家望族，明初从江西吉安迁入苏州，在明代就出了不少有才学有节操的文士。至清朝，彭珑于1659年考中进士，其子彭定求于康熙十五年连中会元状元，授修撰，充顺天乡试主考，被皇帝任命主持校刊《全唐诗》。
定求从弟宁求于康熙二十一年探花及第，历任日讲起居注官、中允、侍讲、侍读等。
彭启丰授翰林院修撰，召入南书房行走，屡经提拔而为内阁学士，官至兵部尚书。至乾隆时代，彭氏已成为著名的仕宦书香世家。
《彭氏宗谱》卷首第一部分为“宸翰”，宸翰意为帝王的笔迹，均收录帝王亲笔书写的文字。以下是开首的第一则：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南巡。翰林院侍讲臣彭定求至常州恭迎圣驾至苏州行宫，朝贺万寿，蒙赐御书唐句一幅，御制句云：西掖恩华降，南宫命席阑，讵知鸡树后，更接凤池欢。
看来是这么一回事：康熙皇帝于1703年南巡，在朝廷任职的彭定求专程到常州迎接圣驾，又陪他一同至苏州行宫。康熙帝书写唐代诗人张说的《奉裴中书光庭酒》，赠彭定求。宸翰的行文多是这样一种模式：先交代时间，何人蒙赐，然后表述皇帝书写的是何内容，等等。在前所举彭启丰之母周氏蒙赐“慈竹春晖”，便是这一模式。在《彭氏宗谱》中，宸翰共有21则，“蒙赐”的为彭定求、彭启丰、彭蕴章和彭祖贤四人。《彭氏宗谱》卷首第二部分为“制词”，制词即帝王诏命之词，其表述都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开首，随后则是各篇的具体内容。制词的这种开首语起自明太祖朱元璋，他初定大朝会正殿为奉天殿，在皇帝所执大圭上镌刻“奉天法祖”四字。在给臣下的诰敕命中，开首便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后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便为明清两代皇帝发布敕命使用的开首语。《彭氏宗谱》中的“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都是历代皇帝对彭氏之人所作的诰命。以下以制词的第一则为例，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原文是繁琐的文言，这里把它附载出来，意在表示所出有自，读者大可不须细读这些原文。第一层意思是表彰其父彭珑，“世擅清门，代传素业，家风醇厚”，封彭珑为儒林郎。
第二层意思是表彰彭定求之母施氏，“克树芳型，尤多慈教”，封施氏为安人。
第三层意思是表彰彭定求之继母袁氏，“禀闻内则，作配名宗，殚育子之劬劳”，也封袁氏为安人。
儒林郎是古代的文职散官，有官名而没有实际职务和职事。安人是接受封号的妇女，享有各种仪节上的待遇。总之，儒林郎和安人都属名誉上的概念，颁发之意在于精神上的推戴和抚慰。在《彭氏宗谱》中，制词共116则，获得制词的多是进士及进士以上者。制词往往表彰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有的还加封某一名号。清朝皇帝对于一个家族，颁发众多制词，显然只是一种常规性的例行公事，让手下人具体办理则可，今人大可不必把它当成多大的事。但是，皇帝把颁发这类制词作为自己的职事，却让我们看到，清朝皇帝是以关注家庭的态度对待属下官员，这种态度显然意在人心。古代中国素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完整的意义体系，从小到大、从微至宏地体现着浑然同一的逻辑关系。具体说来，一个君子，一个官员，他们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修身养性，随后须料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然后扩而大之，在治理国家和平定天下上有所作为。因此，表彰下属的家人，虽落实于修身和齐家，但更重要的意义却是寄望于他们在治国与平天下上发挥作用。这样一个逻辑系统体现了封建制度和福建王朝的基本理念。十分有意思的是，古代皇帝褒赞下臣的家人，虽然也涉及其父其祖等人，但更多地几乎成为常态的则是褒赞他们的母亲，祖母或其他女性长辈。这样一种惯式，反映了更看重女性在养育后代上所起的作用。姑且不说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是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周民族、商民族的男性始祖弃和契，都是跟随母亲学得稼穑之术和人事之治。直至跨入文明门槛的夏启，也是仰赖于母亲涂山氏女娇的“强于教诲”。现今众多研究论文已经指出，母亲在家庭教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母亲是子女第一任和终生的教师，一个优秀的女性影响着一个家庭的一代、两代甚至数代人。如此看来，乾隆皇帝确乎谙熟此理。苏州彭氏名满江南，其故宅在苏州十全街。十全街是苏州老城东南的一条街道，彭氏前辈自明代洪武年间就住在这里。岁月更迭，经过历代主人的经营修建，至兴盛时期主要格局已为东西两大宅院及宅院后部的义庄，占地宽绰，规模宏大。但至清末民初以来，居住于此的彭氏族人寥寥无几，逐渐住进十余户外姓人家，形如大杂院。上世纪80年代，苏州市政府将彭氏故居列入“控制保护古建筑”名单，在原址之东的临街之处新建了彭氏故宅。虽非复旧观，但已足以彰显其文化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迁入苏州的安徽人王谢长达，与友人创办女子两等小学，定名为'振华女校'。翌年添设简易师范科，培养小学师资。王谢长达除办学外，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题写的振华校名。振华女子学校以其鲜明的办学特色享誉江浙。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评价振华女中是“数一数二的学校，是振兴女子教育最早的先锋。”学校几经变革，成为振华中学。振华是优秀人才的摇篮，当年一批社会贤达如章炳麟、蔡元培、李根源、竺可桢等曾出任校董。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著名高能物理学家何泽慧、著名农业科学家沈骊英、著名妇产科医学专家王淑贞、著名作家杨绛、著名记者彭子冈等都从这里走出，卓然成为大家。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江南女子唐伟华，1937年在振华中学高中毕业。之后因日本侵华而避难至贵阳，后来成为了我的舅妈。她最后终老于贵阳，享年101岁。振华中学紧靠彭氏状元府，以其为文化根基，希冀学子以彭氏先贤为榜样，求学上进。当年乾隆皇帝题赠彭启丰之母周氏的“慈竹春晖”，被制成坐实于地的标志物，置立于学校的醒目之处。振华中学置立的“慈竹春晖”石碑，其识记简述彭定求和彭启丰的求学业绩，指明乾隆皇帝题赐此匾额，意在褒奖为母的教子有方；肯定王谢长达的办学成就；指出今振华学校在状元府故址办学，以此碑明志，意在告诫振华师生饮水思源，缅怀前人。慈竹，根实而枝茂，同根之竹欣欣向荣。振华中学以“慈竹春晖”激励自己的办学，让人们看到，这所富有雄厚根基和优良传统的学校，仰慕彭氏前辈，借以保持和提升自己的办学境界。苏州彭氏是我的父系，说起“慈竹春晖”旧事，不禁借题说说我的母系云南呈贡孙氏。孙氏是书画世家，自清初起，代有传人，至今云南省博物馆和贵州省博物馆，都有价值厚重的孙氏多件书画藏品。孙氏诸人中最有成就的是同光年间由滇入黔的孙清彦。清彦公自号竹雅，诗书画兼擅，尤长于画竹。他曾撰著六千余言书学论著《学书枝言》，其书迹已镌刻为石碑；曾受邀为昆明题写著名的地标性牌坊金马碧鸡；其画竹千姿百态，诗意盎然，自成家法。他曾在一幅画竹图上题诗：“劲节清芬绝点尘，冰霜历尽见阳春”，句谓清劲秀拔的茂竹，在经历艰难磨砺之后，方现身于阳春美景之中。吟诵此诗，我尤其感到，“慈竹春晖”乃是“历尽冰霜”之后呈现的美好景象。本文简述我的父系祖先的旧事，兼涉我的母系祖先的书画成就。我感到，竹的形貌和精神，深深融印于我的头脑之中。
